“泥封”“封泥”称谓辨

来源 | 《中国书法报》第490期

作者 | 周晓陆

分享 | 书艺公社（ID：shufaorg）

现在大多数的考古学、文物学及书法印章学著作中，把东周到秦汉时期的一种重要文物——印章打在胶泥上，用于封缄文件、钱币和财物等形成的泥块，称作“封泥”。本人曾经从众，也长期采用过“封泥”这一称谓，但近年来渐渐觉得这一称谓是不妥当的，应当以“泥封”称呼为宜。文物制度之研究，“必也正名乎”是基础性的工作，因此提供愚见于下。《汉语大词典》中对“泥封”的解释是：“古人封缄书函多用‘封泥’封住绳端打结处，盖上印章称‘泥封’。”从其中可以看出，“封泥”是未加盖印章的待用的胶泥，而加盖印章后称“泥封”，这样的解释是不错的。《汉语大词典》中“封泥”的含义解说则有两种，其一是作动词用，“谓用泥封缄文书”；第二种为引申意：“谓守关如封泥，后因以‘封泥’喻据守雄关。”用“泥封”称呼加盖印章后的封缄胶泥更为合适，可以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考察。

图１　“升平十三年”封泥筒

一、秦汉以来史料中有关“封泥”与“泥封”的记载

秦汉时期相关文献中对“封泥”和“泥封”的称谓比较具体，它们的区分比较明确。所谓“泥封”，“泥”为质地，“封”是动词，指物时动词名词化，它是因为使用而产生的专门名称。如《东观汉记·邓训传》中“（黎阳营故吏）又知训好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于雒阳市药，还过赵国易阳，并载青泥一幞，至上谷遗训”，用青泥封书，动词化地确立了二者的词序。

后来人将“泥封”误称为“封泥”，可能的来源是《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其中讲到守宫令掌管的文具系列中有“封泥”，比较明确。于是许多研究者误以为“封泥”就是“泥封”，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守官令本身职官级别并不太高，负责掌管文书文化用品。而抑印过的公私“泥封”是用过之物，严格来说是当时查验并处理文件、财物之后，解下、敲落所遗留的“废物、垃圾”，不会属于当时一切职官包括守宫令搜集、掌管的范围。《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所掌的“封泥”，应当是指准备用印做“泥封”的胶泥。《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中有记载：“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淮南子·齐俗训》中亦有记载：“若玺之抑埴。”《东观汉记·隗嚣传》记载：“（王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其中的“涂”“埴”“丸泥”，指的都是将要被抑印的“封泥”。

从记载来看，“封泥”的胶泥土质种类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青泥”外，还有“紫泥”。《西京杂记》记载：“书以武都紫泥为玺室。加绿绨其上。”《汉官六种·汉官旧仪》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裹，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这些文献记载说明，最迟到汉代，已有朝廷专门颁发的泥，这就叫“封泥”。反过来说，“封泥”确实有其文物，但不是有文字或图样在上的“泥封”。

西乡（附封泥）

“泥封”是指在“封泥”之泥上面加盖了印章后的，表面有文字或图样以供审验的泥块。东汉蔡邕《独断》记载：“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稟者，各一户，以气，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像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文献也好，或者大量传世秦汉文献也好，都讲“封书”“……封”，这应当是很清楚的，所以应当称抑印后的胶泥为“泥封”为宜。

秦汉时期“封泥”和“泥封”的明确区分，反映了当时完整的泥封制度程序，即：采封泥——藏封泥——取封泥——用封泥封护简牍或财货——在封泥上抑印以及做成泥封——简牍或财货到达之后敲落泥封——读取简牍或财货。汉晋以后，由于纸张应用的普及，传统的竹帛、简牍渐渐地被取代，用于封缄简牍财货的泥封用法逐渐消失，泥封制度也趋向衰微：唐代在大明宫遗址所见的“泥封”，与东周秦汉用法有着很大的区别。可能正是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封泥”和“泥封”的概念开始发生混淆。如唐代李林甫《嵩阳观圣德感应颂》：“目对封泥，手连印署。”以及罗隐《秋晓寄友人》：“手中彩笔夸题凤，天上泥封奖狎鸥。”这两首诗中的“封泥”和“泥封”指的是一样的东西。

从以上分析可知，“封泥”和“泥封”的区别，实际上在秦汉时期的文献中没有什么讹错。如果说后来把“泥封”称作“封泥”的话，不仅对“泥封”是一种误读，而且忽略了真正的“封泥”的存在，忽略了另一种文物。

祁乡（附封泥）

二、清季泥封文物出土以来的研究命名

最早有关古代泥封文物的出土记录，可见于清代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该书中记载了“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余枚，估人赍至京师，大半坏裂”，还收录了“刚羝右尉”等泥封的摹本，一共有6枚。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泥封的真正用途，而将这些泥封误认为是“印范子”。

最早在研究中对这类遗物提出命名为“封泥”的是刘喜海。根据对《后汉书·百官志》中“守宫令”注的不准确认识读法，他将这些文物认定为“封泥”，虽然比“印范子”之谓贴谱了一些，但仍然不尽合适。于是，“封泥”的说法流传开来，在此之后，“泥封”和“封泥”两种称法长期并用，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都是“封泥”这一称谓。

如陈介祺、吴式芬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编著的《封泥考略》。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古泥封的重要著作。书中收录了战国至汉代公私泥封共849件，是书采用“封泥”的称谓。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中也称之为“封泥”：“窃谓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为尤多。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在此之后的如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吴幼潜《封泥汇编》、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封泥存真》、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等一系列著录以及研究文论中，大多使用“封泥”的称谓。

信宫车府（附封泥）

其间，也有部分学者坚持“泥封”的说法，如刘鹗《铁云藏陶》中提道：“泥封者，古人封苞苴之泥而加印者也。封背麻丝黏着，往往可见。”先师陈直先生也曾称其为泥封，如先生在《汉书新证·百官公卿表》“中尉”条下例举毛子静所藏“备盗贼尉”泥封。即使如此，“封泥”的称谓依然成为主流，并被长期误用。

除此之外，“泥封”和“封泥”，常常被当作是同一种古代遗物。即有抑印痕迹的封缄胶泥。如陈介祺《簠斋藏古封泥》《陈簠斋泥封考略》，将“封泥”和“泥封”混为一谈。此外韩天衡先生给《封泥汇编》所作序中认为：“封泥，亦名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门户和包裹封口的凭记。”《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中认为封泥“亦称‘泥封’‘芝泥’”。实际将“封泥”和“泥封”看作一类遗物，还是指向泥封，并不是指的封泥。

公车右马（附封泥 ）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拓展，考古资料的丰富和真正封泥的发现。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受到了挑战。如果在研究中将二者混为一谈，那么准备做泥封的胶泥又该如何命名呢？如前面所提到的，“封泥”和“泥封”的区别，与秦汉之际的泥封制度有关，所以区分“泥封”和“封泥”，可以保证泥封制度和相关文物研究的针对性、准确性。

通过对前人研究中对泥封文物的命名分析可以看出，清代以来有关“封泥”的读法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对泥封的误读。同样，将“封泥”和“泥封”混为一谈，也无益于泥封制度及文物的研究。

三、文物考古资料中的“封泥”与“泥封”之辨

从文物考古资料来看，真正的“封泥”已经发现了。

可以先看看“封泥筒”。它从东周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发现，就是存放封泥的筒。最华丽的一件封泥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图1），材质是青铜错金银。从自铭为“灵华紫阁服乘金错泥筒”可以看出，它的作用非常清楚。就是盛放封泥或者说盛放泥巴黏土胶泥的“泥筒”。但它的亮点还不止于此。它上面记载的纪年为“升平十三年”，这是十六国的纪年。十六国时期，在中原早已是秦汉泥封制度大势已去的时候，西北却还有如此华丽的“泥筒”，这是十分少见的。

公车司马丞 （附封泥 ）

小型封泥筒（图2），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甘肃等地出土比较多，一般直径有3厘米左右，长度在20厘米之内。顶部带盖，盖沿有的有企口，只有转到一定角度才能打开；有的附有三足，有的带圈足，有的为平底。盖子的内里面往往有阳起的反字。这些字都较为简单，例如“千万”二字，这是用来试抑胶泥即“封泥”的质量和用泥效果的。有的封泥筒还附有小铜匕（图3），以方便取封泥、填封泥。

图2 陕西清涧出土封泥筒及盖上纹饰拓片

现在再看看考古出土的残存在封泥筒中的真正的“封泥”。它们有两种状态：一种就是散装，一层一层沉淀在封泥筒里面。如河北望都二号汉墓中出土的封泥筒，其中有杏红色棒状物9段，应为干裂后的封泥。此外还有山西省朔县赵十八庄一号汉墓出土封泥筒，其中装有暗红色封泥，出土时仍然柔软可塑。这些封泥均没有用过，泥质非常细腻。另外一种是丸状或者颗粒状的，即文献上见到的“丸泥”，做成丸状是为了便于携带。从两京地区到各州郡县，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半岛出土的汉代中央政权颁发的封泥或者说胶泥泥巴的色泽、细腻程度是非常一致的，说明由中央，甚或就是经“守宫令”统一发放。这是汉代封泥的特点，东周、秦代可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图3 陕西华阴刘崎家族墓出土封泥筒示意图

这些有关封泥的新发现与研究，也要求从名称上将“封泥”和“泥封”二者进行区分，在研究中不至于将二者名物混淆。

广文乡印（附封泥）

在古代印章，起码从汉印中可以看到有“某某印封”字样，比如“周隐印封”。这颗印显然是在泥封上使用的，即周隐用的私印，再用此印抑成为泥封。同例还有汉公印“御府杂封”。此外还见到汉私印“范金封、李封、周封、韩封”等。可能有的研究者认为“封”是人名，但笔者认为是“姓+封”模式。更宽泛一些的例子，见汉印多字印（总印）的句例，如“某某唯君自发封完印信”“某某印完封发之”“原君自发印信封完”“封完请发”“封完印信”“封信原君自发”“封印长乐”等。在这些例子中，如将其中“封”字换成“泥”字，将显得荒唐不经。另一方面，在印文之后缀以“封”字，这个传统一直沿用到元、明、清时期。由印例、印用、抑印遗存本物、沿袭传统等方面也可知，称用过印的胶泥为“泥封”为宜。顺便提及，一些木质、金属质的，原本被大多数研究者称为“封泥匣”的文物，它们不是用来存储封泥的，而是用于固定、防护已经抑印的泥封，因此也应当称作“泥封匣”为宜。

四、余论

本文主张对于有关文物去“封泥”的说法，而使用“泥封”来称呼有抑印痕迹的封缄胶泥。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习惯使然，可能有的朋友会认为已经叫了近200年，就“约定俗成”从众吧。可是，这就产生了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所掌的“封泥”，在考古工作中已经明确发现了，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吻合极好，这真正的“封泥”又应当叫作什么？封泥、泥封，一前一后，一无文图一有文图，二者具体诠释了古代泥封制度。笔者认为，研究者不应当再“将错就错”了，尤其是在古代“泥封”的历史价值、古文献价值凸显，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之际，应当秉持正确的称谓。本文重申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四点：首先，“封泥”“泥封”二者在秦汉文献记载中的区别是比较明确的，是秦汉泥封制度两个不同的要素；其次，清代泥封文物出土之后，过往研究中“封泥”的说法从一开始大多是采用了误称，现在应当予以改正；第三，从考古资料看，“封泥”确有其文物，是准备制作“泥封”的胶泥，是备料，其上不会有抑印表现，抑印之后就叫作“泥封”了；第四，中国古代文物的常用称谓词组，如商代青铜爵、唐三彩陶俑、宋龙泉瓷盆等，大多是“质地加功用及外形”的模式，因此，此类文物也是命名“泥封”为宜。明确“泥封”的称谓，也便于将“封泥”用以称呼真正的“封泥”，使“用‘封泥’制成‘泥封’”的古代泥封制度得到更为准确的表达。

上海博物馆藏封泥（选）

封泥与甲骨、简牍同为近代发现的中国古文字遗存。但与玺印相比，封泥为人们所发现并作为研究对象大约晚了一千多年。直到清代道光年间，封泥终于进入了金石家的视野。令今人啧啧称奇的是，最早的封泥居然是“蜀人掘山药”所得，这明确见于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文字》的记载当中。但这一偶然发现，似乎又暗含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同为道光年间，关中地区又“出方泥，上有印文，下有绳穿及竹版文，识者考之为封泥，前人所未曾见也”。

封泥脱胎于古玺印。它与古玺印互为表里，是古玺印的使用遗存。在简牍和物品的传递过程中，为防私拆，用泥以封之。即将封检对象包裹捆扎后，或直接在绳上或在封泥匣中糊一泥团，再在泥上钤盖玺印，即“玺之抑埴”。“埴”就是指这泥团。封泥一旦拆除便难以复原，如此便可防私拆，又附加出印信功能的远程化。封泥的形态与封检对象相关，另外，不同时代的封检方式也会对封泥形态有所影响。

南阳乡印（附封泥）

华布（附封泥）

东园主章（附封泥）

即墨太守（附封泥）

牟丞（附封泥）

郁秩丞印（附封泥）

召陵令印（附封泥）

西平令印（附封泥）

女阴令印（附封泥）

北海太守章（附封泥）

□武关太尉（附封泥）

河西农都尉（附封泥）

梁于里附城（附封泥）

元（天）帝之印（附封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