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是人们如何关注周围社会现实的例子。那么，下一个系统层级上的行动是什么呢？1、谈话发生场域中——也就是说，群体中的谈话倾向于遵循一定的模式，并且这些模式很少会改变。
2、谈话的场域模式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在社交环境中，谈话所能创造的品质是有限的。
奥托·夏莫观察到四种不同的谈话阶段或者品质，分别是：下载（场域1），辩论（场域2），对话（场域3）和集体创造或自然流现（场域4）。
领导力的艺术在于，根据特定的情境和情况需要，促进谈话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
组织中很多正式的会议都是使用这种仪式性的语言来进行。要想在这样的谈话中有效运作，参与者需要遵循“交流礼貌用语”的主流模式，而不是说出他们头脑中真正的想法。在学校中，我们学会说老师想要听到的话。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技能与老板打交道，并在组织中取得进展。
问题在于这种类型的谈话——从组织学习的角度来看——往往会导致完全的行为功能失调(dysfunctional behavior)：它阻碍了团队谈论真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在其他地方谈论真正的事情——在停车场，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但是在工作场所和会议中，每个人的时间都被浪费了，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做，只是交换礼貌性的意见。下载式谈话只是复制现有的用语。就像在个人的下载过程中，我对世界的感知仅限于我既有的思维框架和模板，谈话中的下载只会表达那些“符合群体中的主流框架和谈话模式”的现实部分（正如参与者所经历的）。人们所说的话（“我很好”）和实际情况（“我快要死了”）之间的差距越大 ，系统中出现某种分裂或者崩溃的可能性就越高。![]()
“你好吗？”“我感觉很糟糕。”
场域2谈话的决定性要素是：参与者会说出他们的想法。
比如，大约20年前，有一次一位观众告诉我，他一个字也听不懂我的演讲。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员工告诉他的CEO，CEO的一些商业行为是有害的、脱离实际的。
这种类型的评论会带来张力。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不舒服。
这种谈话放弃了重复规则的语言，转而采用一种更强硬的谈话类型——个体敢于表达不同意见。
进入场域1谈话的门票是：符合一致。进入场域2谈话的门票是：愿意采取不同的立场。
为了在场域1谈话中获得一些时间，你必须遵从他人的观点（通常是老板的）。在场域2中，你会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
就像在个人感知中，从“下载”转变到“观察”，意味着对观点不一致的信息保持开放。场域2谈话意味着对挑战主流观点的意见敞开心扉。
这种互动方式的结果通常是辩论。“debate”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战斗或击败”。人们会使用他们的论据来打败他们的对手（任何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辩论和表达不同的观点在组织中会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把所有的意见都摆在了桌面上。在许多亚洲文化中，让参与者进入场域2的最佳方式是让人们分成小组，并允许每个人分享他们对某个话题的观察和看法。这个过程更像是头脑风暴不同的观点，而不是辩论，这有助于在面对老板时，减轻保护面子的压力。尽管如此，它仍然传递了许多场域2的基本底线：不同观点的表达。但是，如果一个话题需要团队成员反思并改变他们的思维习惯和指导性假设，那么就需要一种不同于辩论的谈话类型——这种谈话可以让参与者意识到“我并不是我的观点”。我可以悬挂我自己的观点，看看他人的假设。![]()
场域3的谈话：对话
DIALOGUE
“你好吗？”
“不太确定。但是你好吗，我的朋友？”
“我也不确定。我也是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到来的。”
“哦真的吗？多么有趣。和我多说一些。发生了什么？”对话“dialogue”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其中“logos”意为“词”或者“意义”，而“dia”意为“通过”，因此，可以将“对话”的字面翻译为“意义的流动”或“意义的穿越”。
从辩论（场域2）到对话（场域3），涉及到集体场域结构中"关注力"的深度转变——谈话正是通过这种关注力结构运作的。
就像在个人层面从“观察”到“感知”包含了这样的转变：把世界当作一组外部的物体来面对→从场域中体验这个世界。
从辩论到对话的转变也包含了：试图打败相反的观点→探询彼此的观点、同理性聆听对方。
当这种朝向对话场域的转变发生时，你的视角就会扩大，把自己纳入其中——你从把世界看作是一组外部的物体，转变成“从整体上看待世界和你自己”。第四层级的生成式对话会诞生出新的想法、想象、身份和灵感。比如高水平的运动队、爵士乐团和其他团队——在其中，音乐家聆听他们自己，同时聆听正在生成的集体音乐。
当聆听和谈话的品质进入到了生成式的阶段，在人们的体验中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场域4谈话中，“你好吗？”这个例子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
这种进入集体同在的深度场域的转变，通常发生在定静的过渡时刻。这也是为什么想要进入到这种最深层次的团体经常会使用“有意图的定静”作为通道。这是一个“什么也不做”的空间——既不过度干预，也不脱离参与。当这种深度的生成式的场域被激活了，我们通常会这样体验到它：时间变慢了，空间打开、扩展，感受到自我在去中心化，同时“自我-他人”的边界打开了，进入到一种集体的同在，在这里谈话似乎开始自然流现。我在一种生成式对话中经常体验到的是：想法是集体涌现的。人们不再会说“这是我的想法”。相反，团体会一起投入到思考的艺术中，在这里一个想法会建立在另一个想法的基础之上。这种谈话类型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会塑造或者重塑一个人的生活历程。许多经验丰富的实践者、创新者、顶级运动员和优秀的表演者都熟知这些转变。传奇篮球运动员比尔·拉塞尔(Bill Russell)在他1979年出版的《第二阵风》中写下了这些特殊时刻：每隔一段时间，凯尔特人队的比赛就会升温，所以它不仅仅是一场身体上的、甚至是智力上的比赛，还会变得很神奇。这种感觉很难描述，我在打球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起过。
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的表现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很难得会出现，并且持续时间不等，从五分钟到整整一刻钟，或者更长……它不仅仅会围绕着我和其他凯尔特人，还会围绕着另一支球队的球员，甚至裁判。
在那种特殊的层面，所有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比赛将会处于白热化的竞争中，但不知怎么的，我并不会感觉到竞争，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奇……比赛进展地如此之快，以至于每一个假动作和传球都会让人感到意外，而实际上没有什么会让我感到惊讶。
它就像是我们在以慢动作的方式打比赛。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可以感知到下一次进攻将如何发展，下一投篮将在哪里进行……我的预感总是很准确，并且我会感觉到我不仅对所有的凯尔特球员了如指掌，而且对所有的对手球员也是如此，而他们也都了解我。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时候让我感动或欣喜，但是唯独这些时刻，令我脊背上下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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