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有别，除了别在身体外，应该还有社会文化对男女的不同要求以及伦理道德对男女的不同约束，在思维模式上，男人偏重于理性，女人则倾向于感性，所以才有男女来自不同星球之说。但也不尽然，中国的文人们就很具女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圣人对女人是有深刻认识的，孔夫子骂女人为小人，得罪了天下女人，但女人是否真是小人？你问问周边的女性朋友便知。太多的女人对同性哪怕是朋友、闺蜜都充满着嫉妒、批评、贬损乃至怨恨，即使母女之间，也逃不过此例。比如林豆豆和母亲叶群，梅艳芳和母亲覃金美，李纳和母亲江青等等。
女人都是同行，同行就是冤家。这是否和文人间的相轻互妒相似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文学家莫言在得了诺贝尔奖后，终于知道有多少同行在嫉恨他。
都说中国文人常有妾妇之心，见宠于君王便“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朝失宠被贬，则满腹牢骚幽怨。屈原被楚王贬谪，作《离骚》而投汨罗，李太白见幸于君王就“朝发白帝彩云间”。而晚明文人士大夫们仗着皇帝对文臣的优容而出言不逊，继而肆无忌惮，终于生生地折腾垮了一个大明王朝。及至满人当国，汉臣们连奴才都坐不稳了，这才再不敢不逊而老实了。满人皇帝立长立贤，再无汉臣敢多一句嘴，而只说皇上圣明。
女人要建立自己的空中阁楼，如果不存在，那全得怪你。文人们不也是如此？陶渊明的《桃花源》即为文人们的伊甸园，令人神往。但只要静心想想，就觉得不靠谱，难道这桃花源内就不实行“亲亲尊尊”？就没有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尊卑高低，自然便生出些不平等不公道来，久而久之，怨恨积累，也就会有冲突和争斗，这人人“怡然自得”又如何真有呢？但文人们就认为一定是有，如果没有，那一定是执政者昏庸无能，或腐败贪婪，就应该改朝换代，让有德之人居之，结果如何呢？国共争斗，蒋败毛兴，文人知识分子们终于领教了个中滋味，于是又悲悲切切地弄出了所谓“伤痕文学”，被邓大人嘲讽为：“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文人们无端的悲伤感和乌托邦，是不是也和女人们常怀的幽怨和常做的白日梦一样呢？
女人多话，现在知道这是生理决定的，是上帝的作为。但女人们总是说错话，很多话男人想一想就不说了。文人们似乎也是如此，一张臭嘴，一只秃笔，就敢信口胡说、信手乱写。如“没有在半夜痛哭过的人就不配谈人生”，那么这英雄都是不配谈人生的了，因为英雄流血不流泪啊。西方人特别是男人不爱哭，德国男人基本在成年后绝少会哭，那这德国男人也是不配谈人生的，但德国却出了很多哲学家。如此看来，似乎只有林黛玉才有资格谈人生，因为黛玉爱哭，眼泪是“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曾经有文人说：不死在故乡的人是可悲的。我想从古到今，没死在故乡的人太多了，明朝皇帝的故乡是安徽凤阳，朱元璋等都没死在老家凤阳，他们可悲？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没死在故乡，他们也可悲？
居然有文人说，李鸿章就不该去签《马关条约》，因为那是卖国，是汉奸。但谁去签？战败签城下之盟，实属不得已，李鸿章不去，难道要光绪帝自己去？他说：谁去不管，我是李鸿章我就归隐山林，就是不去。很多文人就是这种想法，似乎咱国人包括皇帝都不去签约，日本人就拿中国没办法了。李鸿章去签了《马关条约》，被文人士大夫们骂到了现在，而决策者光绪皇帝却还是爱国皇帝。
至于文人的大多数文章，也实在是不敢恭维，文史不分家，看看中国的历史书就知道，其中能有20%的真实度就万幸了。远的不说，只说这近现代史，现在被翻案颠倒的有多少？怕是不止80%了吧。
说到学问见识，更是荒唐可笑。比如以前总说当年清末立宪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改得太慢，而现在又说是因为改得太快了才招致失败。如此见识，有如赌桌上押大小的赌徒一般。
女人是感性的动物，感性导致的必然是肤浅、短视、冲动、偏激甚至爆躁。文人们似乎也缺乏理性，曾经看过一些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之的文章，激情奔放，但观点确实太过肤浅幼稚，却非常适合中国文人的口味。陈独秀认为，一切宗教都属迷信，是虚假的欺骗，必须批判铲除。但你再看看与陈独秀几乎同时代的爱因斯坦关于宗教的论述，他认为宗教与科学可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的比喻是一个是跛子，一个是瞎子。一百多年过去了，爱因斯坦的观点给了人类巨大的启发，并且也逐渐在被科学证实，而陈独秀的观点谁还记得？更谈不上有益于人类了。
至于胡适，他就认为中国之所以后来再未出思想家，是因为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变”后杀了忠于建文帝朱允玟的方孝儒，并灭了他十族。似乎如果朱棣不杀方孝儒，中国一定会涌现出许多的思想家。殊不知这思想家是必须有超越前人，自成体系的新的思想理论，应该是对哲人的最高评价，比如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就是：思想家，哲学家，物理学家。严格来讲，孔孟都不够思想家甚至哲学家的资格，因为他们的观点缺乏思辩和论证。
文人的偏激也是很有趣的，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年晚清新政，准备实行君主立宪，考察了东西两洋，觉得应该参照日本，毕竟日本与中国都是亚洲国家，几乎同文同种，且日本变法后已经迅速强大了。不能不说这是当时十分理性正确的决定。日本立宪准备期是九年，清廷在慈禧太后去世也将准备期定为九年，应该说中国太大，民族太多，国情比日本复杂很多，日本定九年，中国至少得十年以上。但当朝廷定准备期为九年后，全国文人士子们纷纷抗议并希望改为三年，几经波折，摄政王载沣实在拗不过文人士子们激烈陈情，咬牙答应改九年为三年，结果文人士子们得寸进尺，又要求加磅再提速为明年（即一年）。最终新政立宪的结局如何就不用多说了。
再说摄政王载沣，本来是个血性男儿，曾出使西洋德国，也算见过世面。绝不是顽固守旧之人。还曾在朝廷会议时掏枪要干掉袁世凯。想来是实在不堪当时中国的乱局和庸人困扰之烦，也顺应世界潮流，所以决定清帝退位。按说朝代更替，不流血，不分裂，不动摇国本，是中国天大的幸事。但文人们又开始胡说了，指责载沣太怂，嘲讽满清诸人“更无一人是男儿”，似乎不弄个尸骨堆山，血流成河就不过瘾。当然后来终算遂了文人们的心愿：几十年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共内战，的确是尸山血海了。文人们这时又悲天悯人说：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了吴玉帅吴佩孚的诗句，“世人都道民生苦，苦害民生是尔曹”，虽说也不能全赖文人，但文人们也有责任吧。
女人的秉性是造物主的安排，生理构造不变，内分泌不变，秉性似乎也难改变。但文人们则不应如此，而应该少些感性，多些理性，用逻辑的方法来分析思考问题，这样才能提高智慧，掌握真理，而逻辑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而得到加强的，如此才是国家民族之福，也是文人们自己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