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德国
百科
2024-11-27 10:02
山东
2021年11月，朔尔茨接替执政十六年的默克尔出任德国总理，当时他头戴“政绩好、人缘好、实干家”的帽子，被人们寄予开启新时代的厚望。怎料朔尔茨一上任就遇到俄乌战争这种大事，再加上三党联合执政的互相掣肘，几年下来搞得内外交困，GDP增速在G7中垫底，个人及政党支持率急剧下滑。朔尔茨与默克尔进行交接。过去三年朔尔茨政府采取了一种全面、中庸、缺乏魄力的做法，在国内左右不讨好。2024年11月，朔尔茨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因2025年预算问题再次陷入内斗，愤怒的朔尔茨解除了自由民主党主席林德纳的财长职务，林德纳随即与三名自民党籍内阁部长一齐出走。事后朔尔茨与林德纳彼此互怼，在公开讲话中直呼对方其名，场面之激烈为战后德国政坛所罕见。汹汹民意之下，德国国会决定于12月16日举行信任投票，一般预测，目前领导少数派政府的朔尔茨很难过关。一旦无法获得过半数席次支持，根据法律将解散联邦议院并在60天内举行选举，即提前大选。最新民调显示，朔尔茨的支持率仅剩16%，明显落后于在野党基民盟领导人默茨的32%和副总理哈贝克的20％，社民党内部甚至出现了要求“让贤”的声音，几经波折才决定提名朔尔茨。德媒普遍预计，在野党基民盟将赢得新一轮议会选举，至于如何组阁则充满变数。与总统制不同，内阁制下席次领先的政党除非单独过半，否则很容易陷入“组阁难题”，即需要在人事、政策等领域向其他政党妥协才能联合上台执政。几十年来，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的竞争性双头基本垄断了德国政治，两大政党要么与其他小党结成联盟，要么联合执政——后者又被称为“大联盟”，权力基础相对稳固。不过最近三年德国的小党们异军突起，以右翼选择党为例，2021年9月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仅为10%，而到了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其得票率达到16%。内阁制下，极右翼政党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他中左翼政党不愿意跟它联合执政，哪怕成为第一大党，只要席次不过半，其他政党就有可能通过坚壁清野、联合应对的方式阻止其上台。知名智库昆西研究所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The Risks to Germany and Europe of a Prolonged War in Ukraine”（乌克兰战争长期化对德国和欧洲的风险）。“美国在二战后最伟大的外交成就之一是在欧洲建立了和平秩序，然而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美国一直遵循的乌克兰政策有可能无意中助长西欧的负面状况，并破坏欧盟的前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最近在意大利、荷兰、法国和德国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没有可预测的结果或持续时间，而且升级的风险越来越大——美国决策者应该考虑追求这一战略对确保欧洲的稳定和繁荣意味着什么。”不难体会，昆西的观点跟两年多前我们引述的俄罗斯学者Stanovaya在《普京为何坚信他会赢》一文中的判断很类似。Stanovaya曾连续二十多年密切关注普京的言行与决策，她认为，普京坚信乌克兰的战争及其所有后果将滋养“好西方”，帮助人们站起来反对传统的政治体制。事实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长期战争消耗以及伴随引发的高通胀、能源价格上升和工业企业外迁的过程中，欧洲的反建制力量迅速上升。再考虑到特朗普归来的催化效应，不排除未来几年欧洲右翼政党进一步发展壮大，而这类右翼政党普遍具有反移民、反对外干预，甚至反欧盟特征。法国国内的民意及政治力量基本为左、中、右三分天下，且对立明显，任何一项政策或人事任命都将引发至少三分之一民众的强烈不满，稍有不慎就会有三分之二的民众义愤填膺。
法国中左翼力量很担心极右翼在2027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目前勒庞面临被剥夺选举资格的风险。所谓“挪用资金”在勒庞支持者们看来其实可以原谅，因为她所属的国民联盟实在太穷了，只能用来自欧洲议会的补贴给员工们变相发工资——这一指控或许可以从法律层面延缓右翼上台，但无法对其民意基础造成杀伤。与上一个全球霸主英国面临的“群雄并起”局面不同，地缘政治领域，二战对美国最大的收获是“驯服”了德国和日本这俩原先的独立玩家。德日在被驻军并阉割掉军事实力后，以“半主权国家”的形式融入了西方国际体系，这不仅确保他们不会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而且还转变为这一体系的坚定维护者。历史上，德国、日本曾是英美在欧洲和亚洲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又分别在二战中被盟军击败。今天美国的海外驻军很多，但规模最大、最核心的两个驻军国家就是德国和日本。由于战败创伤和美国长期驻军等历史因素，使得德日老百姓情感上普遍躺平，国内征兵极其困难。两国政府早已习惯于将安全防务外包给了美军，这也导致其在外交事务中的话语权与经济实力十分不匹配。位于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北约在欧洲规模最大的空军基地，也是美国空军欧洲司令部总部驻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被欧盟和美国裹挟着同俄罗斯天然气脱钩。这种脱钩给德国的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带来巨大困扰，长期以来，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依赖于相对便宜的能源价格。与美国、中国相比，德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要高许多，德国经济的成功建立在欧洲乃至全球的工业出口之上——中美是其主要出口市场。由于能源成本上升、美国保护主义产业补贴政策落地以及中国制造的追赶效应，使得德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陷入混乱。更为糟糕的是，特朗普归来将加剧德国的困难，无论是北约军费分摊还是贸易关税，德国在欧盟内部均首当其冲。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2017年至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德国人普遍认为“美-德关系”很差（Bad），而在拜登上台后这一比例急剧降低。西门子在中国拥有3万名员工，占其总销售额约10％。博乐仁称：“西门子在中国拥有很好的口碑，并且与客户的关系很好”。德国一直是众多难民最青睐的目的地，近两年又涌入高达113万乌克兰难民（正式登记在册数据）。朔尔茨领导的中左翼政府对难民十分友好，2024年涉及在德乌克兰人福利的预算总额为55亿至60亿欧元，引发许多本地居民不满。过去七十多年间，跨大西洋合作和欧洲一体化始终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两大支柱。德国之所以能够从一片废墟发展到今天这般局面，主要就是受益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北约）和欧洲经济一体化（欧盟）——西方历史学家称之为“因失败而受益”。在此基础上，施罗德和默克尔时代广泛拓展了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中国的广阔市场，为德国经济腾飞添柴助力。而现阶段，德国在安全保障问题上面临“特朗普风险”，在欧洲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直面“脱欧风暴”，在对俄能源合作领域已经硬脱钩，在中国市场方面同样遭遇挑战……作为欧盟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朔尔茨领导德国期间显然没能够形成新发展格局，甚至连像样的探索性尝试都没有。恍恍惚惚中，德国就这样走到了后冷战时代的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