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罚：都市女性的生育抉择与母职困境 | 霭读书009

“女人事业和休闲路上的绊脚石太多了，家庭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充满权力斗争的场域。如果自己不为自己争取时间，谁会把时间让渡于你？”

——《新生育时代》 

《十三邀》

“我的丈夫是名人，但我很痛苦”

在最近的《十三邀》节目中，受访的不只有植物学家曾孝濂，还有他的妻子张赞英，她在受访中更是直言不讳，“如果有来生的话，我绝对走我自己的路，我只要一个工作就完了”。

是的，比起成为一个知名学者背后的女人，她更想成为自己。这段采访揭开了男性名人成功背后的真相——对女性（妻子）的剥削。

张赞英的不满来自于家庭的束缚，因为在婚姻关系里，她必须成为牺牲的那个人，牺牲自己的社会身份来成就另一个人的社会成就。

这样的故事，其实在很多普通家庭中不断地在上演，因为大多数女性都会成为母亲，当她们成为母亲的那一刻，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人生的天平就开始倾斜。

很多女性被裹挟进母职困境中，有的人成为母亲后，努力自我合理化各种痛苦，也有的人意识到被剥削的自由，但是却无从改变。

在《新生育时代》中，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女性在成为母亲后，真正的得与失。

育儿路上的职业中断

曾经是教师的李静恬放弃了在河南的安稳工作，选择跟随丈夫前往浙江。后因丈夫工作调动到上海，静恬又一次面临孩子教育的选择和自身适应新环境的挑战。

“男人的想法很简单，哪里给钱多就去哪里。静恬操心就比较多：孩子在幼儿园还有一年才能毕业，现在贸然去陌生的上海，户口、居住证、积分那些的，什么都没有，转园、上小学都有许多政策要了解。”

静恬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成为把自己的价值感和孩子的成就绑定在一起的那种母亲，但她还是忍不住，一切以家庭和孩子的需要为重。她失去了社交圈，牺牲了职业发展，尽管掌握家中的财政大权，却因经济考虑而不舍得为自己缴纳社保、医保。

而当孩子逐渐长大且无需太多精力付出在育儿上，她决心再就业，希望减轻家庭负担，但长期“全职主妇”的经历，让她无法相信自己还能胜任文职工作，最终她选择了超市理货员的工作。

《82年生的金智英》

因育儿导致的女性职业中断在日常生活中已成为常态。母职的照料属性与经济属性时常发生冲突，可当照料任务减轻，她们又需要迅速投身于经济生产。然而，她们很难重返因照料而中断的职业生涯，大多只能通过零工、低技能工作来获得经济收入。

而反观男性职业发展的道路上，孩子和女性的阻力微不足道，不论是从家庭还是市场出发，男性都是被期待的“理想雇员”。企业渴望那些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完美员工，而家庭则希望有一个能够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的伟大母亲。一方面养育观仍以母育为重心，视母亲为家长主力；而另一方面价值观和社会地位基本还是看重事业成就和经济收入，严重轻视照护和生育工作（杜平，2019）。

即便男性选择回家成为全职爸爸，妻子们可能仍需要努力维护丈夫在家庭中的男性地位。

当男性回归家庭

在仇臻娅的家庭中，她坚信丈夫是家中的一家之主。自他们结合以来，家庭的财政大权就掌握在丈夫手中，这不仅让丈夫感到满意，也得到了婆婆的认可。臻娅内心希望丈夫能成为全职家长，因为她的收入远超过丈夫，但她并没有直接提出这个建议。

她巧妙地表达了双方都应该为家庭做出牺牲的可能性，最终丈夫主动提出自己回家照顾孩子，特别是考虑到男孩子需要父亲的陪伴。

臻娅担心丈夫可能会因为放弃工作而感到不适或后悔，她与丈夫进行了深入的沟通，确保“丈夫回家”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尽可能避免未来因任何不满而互相指责。

在家庭中，臻娅则更加重视维护丈夫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她深知放弃职业生涯的家庭成员需要安全感，因此她将所有的收入都交给丈夫管理，包括房租和孩子们的学费。在孩子们面前，臻娅会故意向丈夫索要零花钱，并在家庭纠纷中强调丈夫的权威，尽管实际上家庭的运作和规划都在她的掌控之中。她通过这些行为，向孩子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尽管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分工不同，但父亲仍然是家庭的决策者。

“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看似已经发生动摇和反转，但时代尚未进化到建构出与现实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家庭观念，也阻碍着男性坦然自信地承担起家庭中照料者的全部职责。

三联生活实验室《你会当全职爸爸吗？》

育儿背后的母女纠葛

除了男性回家之外，大多数家庭选择将照料活动转移给亲人，或通过市场化外包来解决。

书中谈到，她们（女性）生育和休完产假之后要上班，势必家里要有人帮忙全职带孩子。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帮忙的人是自己的母亲、孩子的外婆。这看起来也很合理，因为没有比母女之间更紧密的联结了——比婆婆好沟通，比外人（保姆）贴心，有得选，谁不想让母亲来帮自己呢？

两位作者也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母亲帮忙，却和嘉萱（书中被访者的化名）一样拒绝母亲过多渗透进自己生活。“上一代 50 后的女性，如果培养出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儿，多半自己也有着争强好胜的一面性格，而在饱受剥夺和起落的时代摧残下，她们的婚姻、职业、生命体验，很少是顺利和愉快的。情绪稳定、心态正常，实属不易；不好相与、时有龃龉，才是常态。对我们来说，母亲比婆婆难对付多了，因为婆媳间能够把握界限、控制距离，而母女关系则复杂得多。我们当然无法斩断和母亲的联结，只能尽己所能地划出边界，最大限度地避免亲情伤害。”（除了嘉萱，书中还有其它母女关系的讨论。）

双职工家庭的育儿策略与女性主义的妥协

在家庭生活中，从冠姓权到育儿分工，每一个决策都可能成为家庭讨论的焦点，甚至引发权力的争夺。

书中提到冠母姓通常由妻子家庭或者妻子提出，很少有男性会主动让渡自身利益，哪怕只是象征性利益。沈洋也分享了自己在争取孩子随母姓过程中所经历的颇多拉扯。

在新书分享会中，两位作者又再次深入探讨了这一话题。沈洋认为孩子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并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任何选择都可能引起不公平的争议。同时，实践女性主义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妥协。冠姓权的协商应该是双方家庭逐渐探索和渐进式靠拢的过程。

蒋莱坦言，在沈洋提出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她从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她也认为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问题往往是被发掘出来的，而冠姓权就是这样一个被忽视的问题。蒋莱提到她在决定自己孩子的姓氏时，并没有考虑性别平等的因素，而是基于实用性。她指出许多女性在面对冠姓权问题时，为了避免家庭矛盾，选择自我压抑，不提出这个问题。

《出走的决心》的女主角李红

在书的附录部分，作者坦诚地与我们分享了双职工家庭如何带孩子，如何营造一个不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环境，以及如何实施一些细微而具体的行为。“比如我经常会对孩子说‘妈妈爸爸’，而不是常见的‘爸爸妈妈’。我会跟孩子强调女孩男孩都一样。绘本中的主角更可能是男生，我会刻意对调性别，把主角变成女孩。我会给孩子买女飞行员和女科学家的绘本，希望她能在潜移默化中不受束缚地追梦。对于歌曲中歌颂母爱的歌词，我丈夫会把称谓改成爸爸，比如‘世上只有爸爸好’。在陪孩子早教时，当老师说‘请妈妈们把孩子举起来时’，他也会提醒老师这里还有个爸爸……”

鸡娃还是鸡自己

单亲妈妈的育儿路

为母，形若丧偶

……

《新生育时代》试图正面探讨当代中国城市母职与母性的实质性和独特性问题，无论你是否已经生育，都能够从故事和讨论当中获得体悟，映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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