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29闭幕，议议3000亿美元和1.3万亿美元这两个目标

11月11日，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启幕。

11月24日，COP29在延期30多个小时后闭幕。

这次会议充满了不确定性。会议之前，特朗普重返白宫，他视气候危机为骗局、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多国元首自顾不暇，纷纷缺席。再加上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一番石油和天然气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的演说，更让会议充满争议……

目前而言，一切尘埃落定。大会就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CQG）、《巴黎协定》第六条国际碳市场机制等关键议题，达成了名为“巴库气候团结契约”的一揽子平衡成果。

大会第一天，缔约方就《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机制（以下简称“6.4条”）下的碳信用标准及其动态更新机制达成共识，让已经拖上很多年的“全球碳市场”终于见到一缕曙光。

大会最后一天，达成重要协议，到2035年发达国家提供每年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及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

1.3万亿美元的“愿景”规模看似可观，但缺乏约束力；从上一版的2500亿提高到“至少3000亿”美元，这一金额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仍有很大差距。即使在大会主席落槌后，仍有多个国家发言表示严重不满。

巨大的分歧，让气候大会谈判不出意外地延期；艰难达成的共识，又是否真正解决利益分歧？

11月21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拍摄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会场外景。新华社照片

《巴黎协定》第六条是关于国际合作和碳市场机制的重要条款，尤其是第6.4条，涉及全球碳市场机制，允许各国将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获得的碳信用额度转让给其他国家。

COP29主席穆赫塔尔·巴巴耶夫强调，通过有效匹配买卖双方，这样的市场每年可以减少实施NDCs（国家自主贡献）的成本高达2500亿美元。

这一机制将资源导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两方面内容。

●   1. 国际合作机制：允许国家之间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碳减排进程。

●   2. 碳市场的透明度与规范性：规定了碳交易的透明性、环境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COP29首日达成以上协议的消息一出，“碳圈”炸开了锅。协议通过为全球碳市场带来了新的规则和框架，也为各国政府、企业和碳交易市场参与者创造了机遇和挑战。

对于政府而言，6.4条的通过为各国政府提供了通过碳市场实现气候目标的新途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面临减排成本压力的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碳市场，出售碳配额或碳信用，获得资金支持并用于发展绿色经济、提升能源效率、投资可再生能源等项目，推动经济的低碳转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通过购买其他国家的减排配额或碳信用，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

对于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参与碳交易市场，出售自己通过减排项目获得的碳信用，从而实现盈利。尤其是那些具有较高减排潜力的企业（如可再生能源企业、能源效率提升技术公司、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公司等），将能够从碳交易市场中获益。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碳信用来履行自己的碳中和承诺。

提及中国碳市场发展，中国代表团随团专家、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指出，一方面，全国碳市场目前正在扩容，过去中国碳市场以电力行业为主，后续将不断纳入更多行业；另一方面，碳市场目前基于碳排放强度，未来在我国实现碳达峰后可能发展至基于碳排放总量的市场机制，届时新的设计思路和制度规则会出现，管理机构有可能发生变化，并将进一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上涌现了很多自发的自愿减排机制和碳信用，包括由气候组织Verra开发的碳验证标准（VCS）、黄金标准（GS）等。此外，作为各国强制碳市场的有力补充，很多国家也建立了自己的自愿减排机制，比如我们国家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日本的核证碳信用（J-Credits）。如果全球性的自愿碳市场能够如愿建立，将重大利好中国企业开发碳信用。

回到6.4条，这一协议具备全球减排推动力，但陷入争论僵局却近10年之久，这是为何？

在往届的气候大会上，《巴黎协定》6.4条被数次提及，但每次讨论都无果。像碳信用的分配机制不够透明，如何确保减排项目的实际效果、避免虚假减排，以及如何处理碳信用的跨国转移等，一直是热议的问题。

事实上，要想全球排放量得到覆盖更广、更集中的监管，需要一个由联合国认可并实体监督的全球碳市场，尤其要避免双重计算的问题。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段茂盛解释称，以过去的《京都议定书》为例，假设中国有一个风电项目产生了十万吨的减排指标，并将这十万吨减排指标卖给日本，日本可以用来抵消其十万吨的排放。“但中国通过做这个风电项目，也降低了自己的排放，所以其贡献也体现在自己的排放清单中。日本买了减排指标，可以多排放十万吨，但这部分也体现在中国减下去的排放量里，那么这十万吨减排指标实际上计算了两次。”

6.4条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条款鼓励国家通过共享减缓成果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NDCs）目标，同时确保环境完整性和避免双重计算。

段茂盛表示，《巴黎协定》和《京都议定书》不同的一点是，要避免双重计算，一个国家将减排指标卖给其他国家后，自己就不能再使用了。

王毅向记者介绍，目前达成的共识与全球碳市场的真正建立还有很大距离，“全球碳市场的建立面临诸多挑战，尚有许多不确定性，建立全球统一的价格机制，国际间核证自愿减排量认证、范围，以及资金使用和监管等问题都是难点。”

碳圈从业者兴奋了一阵，大家冷静下来发现，虽然全球碳市场的脚步越来越近，但与《巴黎协定》第六条相关的拉锯战还在延续。对于具体的碳信用注册规则、全球注册机构的职权范围等问题，各国政府仍未达成一致。

部分专家担忧，新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可能会让一些国家利用交易掩盖自身未能实际减少排放的事实，削弱全球减排行动的可信度和实际效果。

有人说，在COP29上，联合国批准了6.4条——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应该是就6.4机制下两项碳信用标准达成共识，至于剩余内容，还需要再努力。

大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关键议题上的分歧和激辩都显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全球气候融资目标的落实方面。

气候融资是本届大会的首要任务和最大看点，COP29也因此被称为“气候融资大会”。此前，发达国家2009年提出的在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直到2022年才首次兑现。

此次大会，各国正在沟通谈判设置一个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NCQG），以敲定2025年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量与方式。NCQG是各缔约方分歧最大、拉扯时间最长的议题。直到闭幕会上的最后一刻，NCQG案文还在调整。

谈来谈去还是利益。

大会原本提出的草案建议发达国家在2035年前，每年向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2500亿美元资金，不过发展中国家认为金额太少。有报道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求将金额增至每年5000亿美元。

据悉，在会议期间，谈判一度濒临破裂，有发展中国家及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国家组成的小岛国家联盟的谈判代表离场。哥伦比亚环境部长表示，对会议感到非常不满，有工人开始拆除会场布置。

塞拉利昂代表表示，非洲国家对这一结果感到失望，这“表明发达国家缺乏善意”，3000亿美元“还不到科学研究表明所需金额的1/4”。

印度代表强烈贬斥这一新的气候融资目标，称这笔资金“微不足道”，并强调：“我们希望发达国家有更高的抱负，（而商定的数额）并不能让人们相信我们将摆脱气候变化这一严重问题。”

一位代表诸多小岛屿国家的代表说：“我们不能在气候变化大会结束后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扬帆远航。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正在沉没，会议结果说明，我们这些脆弱国家跟发达国家根本不在同一条船上。”

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会议达成的NCQG成果文件中，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远远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义务，必须进一步明确。

近年来，与气候相关的治理和应对成本已经大幅增加。

新的NCQG目标对资金质量也缺乏明确要求。发展中国家希望NCQG主要来自公共资金，并以赠款或优惠贷款的形式提供，但最终的决定中并未有明确的规定。

赵英民表示，当我们谈差距、谈缺口时，首先应该严格对标《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协作才是唯一出路。190多个缔约方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是谈判的基石，希望大家都能够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原则、目标和严格授权，在尊重和遵守这些的前提下寻找共识，共同推动大会取得成功。

据悉，COP29要为2025年在巴西举行的COP30奠定基础，关于备受关注的“新集体量化目标”，巴西环境与气候变化部气候变化国务秘书安娜·托尼表示，发达国家有足够的资金来推进减排行动，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我们带着到2035年减少67%排放的目标来到COP29，但我们需要依靠合作伙伴的支持来实现这一点。”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融媒体记者 陈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