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又过了四、五天后，我们在马继祖、肖焕章的率领下出发了，我们一路打打走走，也不知打了多少仗，到了临洮一个叫“中梢”的地方，没有粮吃了，于是马继祖派人给当地乡公所、地主保长家里去通知:“所有的粮食不能交到县上，全部交给我们”。在此驻扎了两天半，我们又向南走，顺洮河而上，到了一个叫肖家河的村子，这是肖焕章曾经住过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没有停留，继续往前走，到黎家大山住了几日，第二天又回到了牙下集，到了峡城。这时，何专员(何世英)的队伍追了上来(实为国民军胡毓英所带三十六团的两个营——作者注)。我们打了一仗，结果国民军吃了败仗，丢下了许多武器。这时候，我已被升任二团团长。一团团长是红白哥，三团团长叫刘财旺(马福善的女婿)，四团团长马木个(眼窝司令)。我已经有了一匹马，三支枪:一支捷克式步枪，这是在东峪沟下枪时缴获的，其他人的都上交了，马继祖说，你的不用交，自家背着。另一支是花机关(冲锋枪)都驮在马背上，另有一支短枪带在身上。那时候，谁打仗缴获了战利品都归自己，而有些义军士兵拿的还是刀、矛。可见，现在回想起来，这支队伍确实有较重的农民习气，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了岷县中寨集，又有许多烧炭的农民都跑来参加起义军，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
梅川恶战和高庙山突围
我们走到米川(即梅川一-作者注)镇时，被国民党部队堵住，战斗十分激烈。由于连续作战，长途跋涉，部队十分疲惫，我们退到白杨坡时，敌人向我们轮番进攻，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双方伤亡都很大。这时又一股敌人冲了上来，我正蹲在一堵墙后面射击，红白哥冲我大喊:“当官的还藏在人背后，往前不冲者!”说毕，他端枪就向前冲去，就在此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当场牺牲了。这一仗。我们损失很大。后来我军退到了临洮高庙山，战士们十分疲乏，晚上都睡死了。这时国民军摸了上来，他们用刀戳死了哨兵，包围了起义部队。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就坐在地下挽战马的笼头，忽然我发现了准备偷袭的敌人，马上向敌人打了一枪，并高声呼叫，队伍被惊醒，但为时已晚，牺牲了很多人，其中就有我的三哥和刘财旺(名马艾地。是马福善的女婿、马继祖的妹夫)。我和马继祖边打边冲。在即将冲出包围圈时，马继祖的帽子被子弹打掉，我非常吃惊，马继祖是我们起义军的领导，如果被打死了，我怎么向弟兄们交代?我赶紧说:“快摸一下头，伤着了没有”。这才知道枪子只打中了帽子，没有伤着人，我也就放心了。我让马继祖先走，我在后面开枪阻击，最后我俩安全脱险。
英雄无悔
高庙山突围后，我随马继祖又回到了康乐。眼窝司令回了东乡，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回到康乐后，我们继续坚持和国民军斗争。以后我们在景古城和王仲甲等再次会合，由于起义军内部意见不合，发生矛盾,加之敌人过于强大，在武山滩哥镇部队遭受重创。后来又发生了朱家山激战，国民党军派飞机前来轰炸、扫射，部队伤亡惨重。到农历九月，起义全部失败了。王仲甲、肖焕章、马福善、马继祖等领导者都分散隐藏起来。我逃到了和政科妥乡(今吊滩、达浪——作者注)隐居起来。后来，敌人发现了我，就把我抓到和政县大牢中，用尽了酷刑，如“揭背花”、“压杠子”等，要我供出起义领导者们的下落，我咬紧牙关没有开口。他们把我折磨得只剩一口气，就扔到大街上——让我自己慢慢死去。后来，在一些好心人的救助下，我竟奇迹般活了下来。这时，我听到了一个无限悲愤和震惊的消息:东乡族起义军领导者马木哥(眼窝司令)带着一伙人走到和政桦林沟时，一些人已对斗争失去信心，表示不想再干了。而马木哥态度坚决，表示还要继续斗争下去，于是发生争执，其中有一个姓麻的人开枪打死了马木哥。一代英雄没有战死疆场，却倒在了同伴的枪下，实在可惜呀! 甘南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次起义“大大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反动军事力量….。这次起义播下的革命火种，为以后陇南地区开展建党工作打下了群众基础”(中共甘肃省委《关于1943年甘肃南部农民起义有关问题的通知》1982.7.3)，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甘南民变”作出的最客观公正的评价。
现在，冯世云老人已有96岁了，在康乐安度着幸福的晚年，他身体健康，心情乐观开朗，膝下儿孙满堂，享受着人间天伦之乐。我注意到一份康乐县民政局的文件《关于冯世荣(云)同志享受定量补助的请示》，时间是2006年2月9日，文中称:“冯世荣(云)，东乡族，曾任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肖焕章司令领导的一路军二团长，参加过甘南农民起义……”。“政府对我都很关心，现在每月还给我200元的补助”，老人很有感触的对我们说道。由此可见政府部门对老年人及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人还是比较关心的。我们也在此真挚祝福老人，幸福、安康! 甘南民变(又叫“甘南农民暴动”)。1943年，在临洮王仲甲、肖焕章，宁定(广河)马福善、马继祖，甘南肋巴佛，东乡马木哥等人的领导下，长期遭受国民党和军阀压迫的汉、回、藏、东乡各族人民掀起了“抗粮、抗丁、抗捐”的热潮，矛头直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终发展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起义历时一年，有近10万人参加，波及整个甘肃南部，狠狠的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间接地支援了陕甘宁边区的反围剿斗争。甘南农民暴动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间接的指导是分不开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先后经过甘肃南部地区，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的王仲甲,就曾在哈达铺受到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指挥徐向前的接见。从红军的政治宣传和严格的纪律中，他深刻的感受到了只有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才能解救劳苦大众，这也为他日后走上反蒋道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我州宁定(广河)的马福善、马继祖所率领的回族起义军，东乡的马木哥率领的东乡族起义军，是这次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临洮夺枪”“边家湾战斗”等，都是这次起义中的著名战斗，尤其是“边家湾战斗”，是在整个起义还未正式举行，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这次战斗宣告了甘南农民暴动的正式开始，它“打响了整个农民起义的第一枪"。这次起义的烽火遍及临洮、康乐、广河、卓尼、定西、陇西、武都、岷县、渭源、榆中、临夏、和政、临潭等二十余县。起义后，各路义军在草川崖会师，统一了编制，定名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国民党调集了正规军七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和马步芳部的三个团，另外有四个保安团和交通司令部的一个团，空军一个中队，对起义军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起义军与国民党军队血战十月之久，大小战斗数十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农民军没有形成坚强的核心领导，缺乏统一指挥，步调不一，起义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的疯狂镇压和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这次起义“为以后在陇南地区开展建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是我省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中共甘肃省委《关于1943年甘肃南部农民起义有关问题的通知》)。1947年我党陇右工委的发展和“陇右人民游击队”的建立，其主要领导和骨干分子都是农民暴动的参加者。为缅怀这次起义的先烈，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甘肃省委的指示下，分别在临洮、康乐及甘南建立了王仲甲、马福善、肋巴佛烈士纪念碑(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