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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义
大夏河流到临夏城附近，地面开阔，河道甚宽，每逢暴雨，河水猛涨挟泥沙而下，滚大石如弹丸，冲刷两岸土地田禾，使许多良田变为沙滩，甚至冲走房屋桥梁，断绝交通。1931年7月发过一次大水。那次大水一直侵入木厂街一带，势如山崩，声如雷吼，冲走民房七八十座，把大夏河上木桥和石码头冲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事，几乎每年都要发生。我原是临夏县韩家集的人，1928年临夏地方变乱，我携家逃难来到临夏城里开药铺，学中医看病。有时间常到大夏河畔观察各种情况，因此，对治河引起极大兴趣，启发了我治河的意愿。为了想出治河的法子，我走遍大夏河上游各地，进行调查。上溯到德乌鲁市(今夏河县)的桑科乎滩，这是大夏河的发源地，尽是泉眼，这里远看是滩，到处是小支沟，流水汇合成河。又向南走到黑错(今甘南合作)上面的大松林口为止，寺前滩上也尽是乱泉。又向东到陌务寺、仁卓麻寺等，许多小沟出泉水的地方为止。这几处河源都距临夏城大约二百六、七十里。我又溯老鸦关河走到临夏县的大力加山，距城八十里处，沟分三叉，中为大力加山沟，北名乌龙沟，南名南叉沟。进沟二十里，都有出山泉水，汇合成溪流。山上有个五山池，水分六支，东西分流，皆入大夏河。我又溯槐树关河走到太子山，后面是藏区，地名土房，有小支河三叉，为泥石山沟及东干河、西干河。原来上游地面都有草木覆盖，水流极为清澈，但因为面积广大，所以雨季秋霖日久，小沟水涨，大夏河水就增大。我在大夏河上下游，详细考查了七年(其中有些时间是在逃难时经过和后来利用看病收药材等时间走过的)，把河流基本情况弄清以后，我就琢磨在城附近治河的办法，又和许多人商量，听大众的意见。最后，我根据察看的情况和众人的看法，提出河州城附近20里大夏河的综合治理方案。我想的办法是这样的:1.在大夏河上游距城十五里的张家台上面地方，筑一拦河坝，中开三门进水，将坝内河身改直，分作三股; 中为大溜，两旁为支河。大溜在坝口，用石砌成分水箭头，平时分水进入支河，使其长流，遇有洪水超过一定水位时，则流水自然越过分水箭头进入大溜，一洩而出。在改直的河身两岸，砌筑长堤两道，接连大坝，延伸二十里(这一段正是原来河床冲刷最宽处)。这样，就可以使水受到约束，不再向两岸冲刷，还可以分洪淤地。2.大夏河河床比降很大(据后来工程队实测为千分之八)，河道改直以后，可以在两支流上建很多水磨，并可以淤地一万亩以上。我当时估计把修磨地址和淤出土地作价出售，工程费可以够用了。3.需用的石料、木料，从大夏河上游利用水大时以木筏放运，可以节省工程费。木工、石工在大夏河临城附近南川各村都有，可以就近招用。根据这些条件，我认为可以根治大夏河。并且以河治河，又不枉费。我想一定可以办起来。不过在旧社会里，像我这样一个小商人，要提出办这样的大事，是不可能得到重视的，我带着这些想法，找地方绅士徐钦岳(绍烈)、喇秀珊 (世俊)、张质生(建)、马星垣(占奎)等诸位面谈，请他们出面提倡办理。同时，我说明在请求政府办此事过程中的跑路和一切花费，都由我来承担，因此他们都乐于支持。1938年呈请专员公署和临夏县政府。但专员马维良见可以淤出万亩良田，想从中得些好处，拖延不批。于是，我请这几位绅老给我写信，并联络城内、八坊回汉绅士十余人写呈文，我直接去兰州，向甘肃省政府请求。并由他们给当时宁夏、青海主席马鸿逵以及旅兰州同乡会金树仁、鲁大昌等向甘肃主席朱绍良促成。经过很长时间的奔走请托，1939年，省政府派来黄河水利委员会上游工程处胡工程师来临勘测。胡工程师回省报告后，省政府建设厅又派了工程师于述世率领员工四十余人，来临测量。我即将详情对他们面谈。于工程师由折桥至张家台子，再过河由北岸勘查回城。随即用三角测量，测出河床比降为千分之八。这个工程队，共测绘四十余天，提出了治河计划的蓝图报上，并给了我一份。但治河的工程，仍然没有下文。又经我们屡次催询，我又进省几次催办，到1942年，省建设厅又派工程师杨子英来临夏作了三次调查。这次杨子英工程师除了勘查大夏河治河工程以外，还提出了修北塬渠的计划，让地方绅士向省政府提出请求。当时这些老绅士很保守，认为北塬是立土(塌陷性土壤)，水上去要冲坏，不敢接受。三次勘查，在工程设计上虽然没有完全采用我的意见，但对河流治理是肯定的。可是国民党政府对这一治河工程始终没有办。我前后奔走呼吁六年，旅费花销以及给官吏们送礼请客，大约花了两千余元。我经营的药铺利润收入，大部耗费于此，不久我经手办的临夏纺织公司亏损倒闭，不但地方上没受到益，我这个出头想办河工的人先受到打击。国民党政府虽然派人测量进行治河设计，并不见开工。这时，马步青回到临夏，听见此事，他想独占，曾问我:“河工款领到没有”?我说:“没领到一文”。他表示他可以全部借给，但我当时不相信，没再去问。过后十几天，他的副官来到我家说:“你看不起督办(马步青曾任甘新公路督办)!为何不去请他举办”?但当时群众知道马步青想办河工，并不是为了群众利益，因此，皆不悦意让他办理，地方绅老亦不愿他来插手，推说办河工权在政府。我因此得罪了马步青，就逃往外县行医数月。马步青看到这个情况，于是大量强买河身南北两岸民田，并强占河滩中心，栽植树木，据为己有。并派一连长率兵住在南川看守，不让行人在河滩走路。他常表示要把大夏河买下，把北塬的地全部买下，梦想成为他一人私产，于是我请办河工事就此停顿。我避居数月，资金亏损完了，生活没有办法，只得在城内东大街开设寄售所，维持生活，又被马步青指示其部下十余人，夜间敲门而入，抢去寄售眼镜七付及银元二百六十余块，因我避藏后院，幸未遭到毒手。次日亲友探问，我还说军队查夜，未拿物件，不敢说“抢劫”二字，怕惹出更大的祸事。到了1947年的一天，专员董寄虚来我开的寄售所，看字画古玩，见到河工图，问起原因，我说了情况，董很同情。过去我请办河工时，见国民党政府投资治河无望，想到大夏河上游，双城附近曾有人在河中淘金，我想在临城附近如果能掏出砂金，便可以河治河。便在牛津河与大夏河汇合的下游，做了一个淘金的木床，试验一天，淘了七八分砂金和一些钨砂。我将此情况对董说了，并提出召集工人淘金，以河治河。董当时表示支持。我就将董看过的字画等物，约估计值三百元，作为礼物送上。得到董的允许，令我先召二三人试办。我一召工人，就来了七八十人，可是没有钱，只留二十多人开工。同时，我请了永乐渠工程师周发员对治河工程帮助研究测量。不料，第二天专员公署就来止挡，说不准开办。我还莫明其妙，接着被专署派人将我抓去，交军法官审问。他问:“你和周发员给共产党办事，要从实说”。我不知情由，吃了一惊。就说:“周发员是你公家的人，你们可以把他拿来对质。”以后又送我去监狱关押十八天。每晚审问，我不知是何情由。后来有个工人马尕成来监狱看我，在窗口悄悄告诉我，那天周发员拿着三角红旗领着工人在河边测量，不知何人给董反映，说周发员摇旗喊杀。我这才明白了内情。后来审我没有结果，周发员又未捕着，经绅老求情，才算把我放出。这就是旧社会里我建议治理大夏河的经过和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元月，我把治河意见又呈报人民政府，并将原来设计的蓝图十五幅，献交临夏市人民政府，作为将来治理大夏河的参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1952年，就修成了水电厂，用大夏河水发了电;1957年，北塬渠又修成了，使大夏河水上了山;1958年，集资治理大夏河，修筑了两岸石堤砂坝;1960年，修成大夏河石拱长桥。最近又进行筑堤治河工程。使我过去将近二十年奔走努力要求的事，在新社会十年之间都变成了现实。我现在把这一段经历写出来，作为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历史见证。因为时间已久，记忆若有不正确的地方，请知者指正。 来源：<<碧血丹心>> 胡廷珍烈士事迹录（临夏市胡廷珍烈士纪念馆 编）
编辑：拜惠怡 责编：方天赐
审核：郭文娟
临夏市胡廷珍烈士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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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闭馆
参观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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