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足迹 | 我在广州黄埔军校的前前后后

学术   2024-10-24 15:39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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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形势变化 逃出黄埔门


由于北伐战争,政府军大批北上,广州兵员比较少,警戒任务十分重要。我在黄埔期间,先后在牛山炮台、鱼珠炮台、沙河、虎门驻防。在虎门驻防时,苏联支援北伐战争运送枪炮子弹的军舰直达虎门,我们卸运过不少军火。约在1927年元月,我们连转至深圳驻防。因香港的火车进入深圳可直达广州,国民政府恐支持军阀的帝国主义武装突然进入深圳威胁广州,就在深圳附近驻了两个团的重兵防守。我们连驻在离铁路不远的一座关帝庙里,铁路对面不远处有一条街就叫深圳,街上有卖鱼、肉和杂货的,还有几家用手搓制水果糖的。我们连的任务是押运火车,三个排每三天轮押一次。

我们连队共有十一名共产党员,连队党的负责人一个是四川籍的叫张均士,一个是东北籍的叫鲍振极。我们党小组组长是江西籍的彭树范。记得还有一个党员是江西籍的叫胡启图。

在黄埔,学习内容十分充实。操体、站岗、文化课、时事报告等安排得很满,黄埔的军官中有我们的同学李瀚园同志,他任学校经济教官。国民政府中有胡廷珍同志,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同时,我们结识了黄埔第一期的甘肃同乡王治岐,他当时任广州国民政府特务营长,他与袁国璧女士结婚时我们前去贺喜,我们闲了常到他家聊天。

但在黄埔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北方人大多数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引起了各种疾病。学校为此每天早饭时给北方同学加发一个馒头,但也无济于事。

我就因胃病和脚气病两次住进黄埔东山医院。脚气病有干湿两种,干脚气小腿逐渐干瘦,小腿骨上可出现一指深的沟槽。我得的是湿脚气,小腿和脚肿得穿不上鞋袜。如在医院治疗无效时便将病员转入韶关医院,据说喝了那里的水便能获得一些北方的水土,病就会慢慢好起来。黄埔军校规定,凡住院超过一百天的便令其退学。一些人逃避训练,小病大养,在医院成天和女护士打打闹闹的也有不少。为解决此事,教育长方鼎英突来医院视察,把一些人不在医院好好治疗,成天瞎闹的学员全部开除。

另一个感觉是学校在政治上与我们前次来时大不一样了,右派同学明显行事十分活跃,过去被关押的四川军阀熊克武、吴铁都放了出来,学校各连队每天都张贴有各种政治派别的小报,各种观点的人都在小报上圈点批画。右派观点也无人过问了,我们连有一个圆脸、操着女人嗓音的山西籍的右派同学乔家才,更是不可一世,在连队、学校到处挑起辩论。持国民党观点的政治教官来连队讲课,总是强调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持共产党观点的政治教官来连队讲课,总是强调共产主义就是三民主义,同学们也总是围绕这个题目争个不休,那时校长蒋介石可能在北伐前线,但大多数人能感觉到右派势力的抬头与蒋介石有关。我在报上看到黄埔军校著名教授肖楚女发表的《个人主义三十六变》的连载文章,是不指名地讽刺蒋介石。胡廷珍也说,终有一天国共合作要破裂的,要我们作好应变的思想准备。

北伐前线的消息,国共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都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我们驻防广州附近时,每星期天吃过早饭,大家坐船到了广州,是共产党员的便如潮水一般涌向农民讲习所,听党的领导人、广州国民政府工人部部长邓中夏同志作政治形势报告。我们共产党员听他的报告真比吃饭还重要。在那里可以买到有关共产主义的书,记得我买过一本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我们连移防到深圳后,就没有机会再听邓中夏同志的报告了。

国共合作终于破裂了。1927年4月13日早晨,连里发现有十个学员拖着枪不见了,谁都知道不见的是十个共产党员。火车不通了,电话不通了,恐怖笼罩着整个连队。都知道出了大事,但是好事坏事对谁有利谁也不知道,人都抱枪而眠。大约第三天,广州来人了,第一个便把我们新上任的共产党员王连长抓走了。形势明朗了,右派得势了,不言自明,我们连的共产党员是集体逃跑了。他们没有通知我,我想他们是怕我有病会连累他们的行动计划。

据说,黄埔军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熊雄同志,在“四一二”当天被打死了。同一天晚上肖楚女同志在东山医院遇害,不久,被调到骑兵连的胡兰谷也被捕了。极右派同学乔家才对我说,你们的李瀚园也要抓。我知道这是告诉我,他们也要抓我,乔家才一定是和右派集团有联系,他知道右派的准确行动的,我想我得设法逃走。我向刚从我们连提升为营长的鲁营长请病假,他同意,医生也批准了,可连里的右派就是不放我去广州。当夜大雨如注,我躺在床上心烦意乱极了,听候他们决定我的命运。一个和我要好的甘肃籍右派同学傅子偾,悄悄告诉我说: 一个浙江籍同学认准我是共产党,说在讲习所附近见过我,还说有几个山西籍的同学也坚决不准我走。我灵机一动,对傅子偾撒了个谎说: 我和某某某在看病时打过架,他说我是共产党是公报私仇。平时我和傅子偾还谈得来。一次我们两个洗澡时我说:你看着,我们校长不要共产党了。他说: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是孙总理定下的,怎么能不要共产党呢? 现在我的话应验了,他说我的眼睛尖,对我很佩服。右派讨论的结果,同意我去广州看病,如果是共产党回来再抓不迟。在火车上,我把一些革命书籍从窗口偷偷扔掉,想到广州便逃走。哪知广州车站已有警戒,我们连的同学也参加了巡察。他们按介绍信把我送到东山医院。第二天一早,我直奔黄埔军校,找到李瀚园。他也预感到他会被捕。我们约定分头逃往香港,在香港会齐后再逃往上海。

李瀚园给了我一些钱,我便离开了校园。医院已不能回了,住旅馆又怕查夜。走投无路时我突然想,为何不住在国民政府特务营营长王治岐处,只要王治岐不抓我还有谁敢抓我。这样我便冒险进了特务营。往常我俩见面,王十分客气,常留我吃饭,这次他见我后把脸一沉,一挥手让一个士兵把我带到他们士兵住的一栋楼上的大房子里,大房子里空的,只有我和胡兰谷一行存放在那里的行李,楼上连一个士兵都没有。我吓坏了,这次真逃出狼窝又进了虎口,怎么办? 半夜我从行李里取出我的便衣穿上,在天未明趁岗楼里的哨兵不注意时便从后门溜出去了。我赶到码头买票上船,当汽笛一响船身离港时,我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就这样,我第二次离开了广州,离开了黄埔军校。



来源:<<碧血丹心>> 胡廷珍烈士事迹录(临夏市胡廷珍烈士纪念馆 编)

编辑:拜惠怡 责编:方天赐

审核:郭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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