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钱穆对世界三大古文明做了如下的分工研究，他认为：
——希腊文明试图要回答的是“如何征服自然？”
——印度文明叫嚷着要回答的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
——中华文明脚踏实地求答的是“如何活在当下？”
三个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三大古文明便走上了三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形成了全然各异的社会文化走向：
——希腊人及其后裔欧美人，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参透自然、驾驭自然，于是，产生了科学技术。他们努力发现各种可代替人体肌肉能量的物理化学能源，将人的肌肉动作转嫁给了各类机械，于是创造出了人类需要的各种物质财富与文化行为，如体育运动。这条道路属于未来，已成为全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只是侧重不同，速度不等，效果各异而已。
——印度人追寻的上述问题有些空灵。人的灵魂来无踪去无影，便产生了人类的第一门宗教——佛教。不知何故，印度人最终又放弃了佛教，转让给了中国。印度人创教有瘾，又建起了其它宗教，如印度教。它综合了婆罗门教教义以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哲学思想等，形成了复杂的宗教体系，继续求索关于人的答案。
——中华文明需要回答的上述问题明显的基于现实生活，这可能是汉民族长期从事农业文明所致。人们要活下去，必须组成家庭，构成人群，形成社会，并和平相处，相互支撑，于是，就产生了治理文明的手段，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与平等关系所做的刻骨铭心的追求。
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三种不同文明殊途同归，是未来世界的共同发展方向；而保护个性、享受差异，则又是世界各个民族与文明苦心孤诣追求的文化结果。最终，希腊及其欧美落成了西方文化，而占据东亚的中国，南亚的印度，加上阿拉伯的西亚，被统称为东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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