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8日,成都地铁1号线一期正式开工,成都就此进入“地铁时代”。但成都地铁的理论研究、规划模式、机构成立等却是提早了很多年。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40年前,成都人“地铁梦”的种子已悄然萌芽。
40年前,成都第一个做“地铁梦”的人就是薛蒲伦。
▲1984年10月,“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建设成就”展览会上展出的“城市立体公共交通模型”。(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同样在1984年,成都市公共交通公司总工程师薛蒲伦参加了一个名为“成都市区交通问题研究会”交通论坛,并在论坛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论成都市区应当发展快速轨道交通》,后续又在《成都日报》《成都公交报》发表了该论文。
▲薛蒲伦《论成都市区应当发展快速轨道交通》论文节选 。(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当年,成都市规划局第一次组建了综合交通规划办公室,正式开始构思成都地铁实施方案,还提出了早期的规划图。
1961:规划成都无轨电车
薛蒲伦发表与轨道交通有关的论文绝非偶然,这与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息息相关。薛蒲伦研究成都公共交通可谓是“三个早”——早在1961年就开始研究无轨电车,早在1982年就开始研究城市轨道交通,早在1984年就开始研究公交车电子调度系统。
薛蒲伦出生于华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长春第13航校学习航空电器维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被授予技术中尉军衔,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空军航空电器教员;1961年转业到成都电车筹备处任技术员,参与了成都无轨电车线路规划、线网设计和架设、整流站设计建设等。
▲1956年的薛蒲伦。(此图由薛瑗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961年,薛蒲伦参与了成都无轨电车筹备项目。当时,他就认定电车整流站会是电车的“心脏”,是无轨电车所需直流电源的变电站,所以极为上心。
成都无轨电车共建有两个整流站,即署袜街整流站和青龙巷整流站。署袜街整流站建立时间较早,随着成都无轨电车由最初的10辆车发展到5条线路119辆车时,署袜街整流站的供电能力便“力不从心”,因为负荷太大,当时的电车开着开着就要“休息”一下才能上路。
针对这个现状,薛蒲伦提出了修建青龙巷整流站,还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实施并完成了该项目,极大地满足了电车的供电需求,让电车运行顺畅快捷。那时,电车整流站的建设单位最怕与薛蒲伦打交道,他对施工技术要求高、精益求精,爱找毛病,怕过不了他的关。
▲薛蒲伦旧照。(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982年,薛蒲伦开启了他的城市轨道交通的研究,同年7月1日,薛蒲伦第六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3年5月,经历了10余年的不懈追求,薛蒲伦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入党愿望,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并在1984年5月5日转为了中共正式党员。
1982:设想成都轻轨交通
最初,薛蒲伦对轨道交通研究的信息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国外公共交通资料和一份录像磁带开始的。为了学习和借鉴国外关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外文资料,薛蒲伦又开启了英语自学之旅。
1983年7月,他参加了成都市科委英语学习班,通过考试达标达到了中级科技干部的要求。1988年,他再次通过了成都市科委举办的英语考试,按工程系列试行条例规定,达到了任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要求。学习与工作中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了薛蒲伦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也是一个敢想敢干又善于创新的人。
在家里,薛蒲伦还常常让全家人一起观看录像磁带,磁带中地铁机车在穿梭,列车中装满了人的场景让薛蒲伦的两个女儿看了都说“简直不敢想象!”当时,薛蒲伦就有了想法,如果成都能建设速度快,造价便宜的轻轨交通,这将成为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方式之一。
▲薛蒲伦旧照。(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此后薛蒲伦研究轨道交通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他在1984年发表的《论成都市区应当发展快速轨道交通》的论文中提到,目前大城市由于现行道路资源的紧缺,靠现有的公共汽车、无轨电车解决乘车难的问题是不够的,成都市区应建设和实行“上天入地”的主体化交通,把发展大容量的快速轨道交通提到日程上来,有计划地进行建设,以适应大流量的需要。
薛蒲伦还提出了方案:
应以建立快速轨道交通为主干,以公共汽车和电车为辅,小型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为机动的立体化、多层次、多结构的以电汽交通为主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从而适应日益增长的大流量需要。即建设地铁、地面快速有轨电车、空中快速轨道电车,实现通过轨道交通到达各卫星城。
薛蒲伦常讲,地铁虽是一种快速大容量客运系统,但造价高,建设周期长,回收资金困难,应适时而求。而地面快速有轨电车工程造价低,在当时地面道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在城乡结合实施。
他非常看好高架空中电车(轻轨)的应用,因为车辆在空中行驶,不影响地面交通,工程造价也大大低于地铁,此外,电车可以节约能源降低污染,应该是当地公共交通发展的首选。
当时,薛蒲伦的两个女儿常常说他是在“梦想”和“奢望”,薛蒲伦却说:“没有梦想和奢望就不会有社会进步”。
1984:建设成都公交电子调度系统
2019年4月,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了全国首个5G智慧公交综合体——成都金沙公交枢纽站正式启用的消息。文章中重点提到,全国首个5G智慧公交综合体在成都金沙公交枢纽建成,除实现站台的5G网络全覆盖,该枢纽还开设5G市民体验区,发布了全国首个5G智慧公交管理调度系统,实现5G+AI公交客流量实时统计,行为识别预警两大功能,通过5G+AI创新应用升级公交调度管理,方便乘客出行。
文章还提到,成都公交集团和中国电信打造出了全国第一辆5G公交车,广大市民乘公交车时可以零距离畅享5G智慧应用,这为成都5G创新应用及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环境。
▲2019年,成都第一辆5G公交车。(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中国第一辆5G公交车在成都运营。(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当天,成都公交集团也在报道中表明,成都公交将坚持走“智能公交”的道路,现正着手让“5G+AI”和“大数据+云计算”,助推成都的“智能公交”成为“智慧公交”。成都公交坚持走“智能公交”的道路可以追溯到40年前。1984年,薛蒲伦发表《论成都市区应当发展快速轨道交通》论文的当年,他便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成都公交电子调度系统并应用到实际营运中。
故事要从1983年说起,成都市公共汽车公司与成都电车公司合并组建了成都市公共交通公司,新公司当即便提出建设公交电子调度系统的设想。1984年,经成都市政府同意开始了系统建设前期调研,调研项目组有市公共交通公司、市公用局、市公安交管局等部门。建设公交电子调度系统项目第一负责人便是薛蒲伦,当时他已任成都市公共交通公司总工程师。项目于同年启动建设,团队大都是从事电子信息的技术人员。
▲1983年,薛蒲伦提出了建设公交电子调度系统的设想。(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公交车电子调度系统设计方案较为简洁,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一是数据处理的硬件是单版机;
二是软件采用汇编语言和BASIC语言;
三是数据存储采用磁带机或5英寸磁盘,其数据接收通过公交车顶竖立长方形铁皮板来实现,铁皮板上打有24个孔洞,相当于现在的二维条形码,中心站进出大门两端均安装有红外线发射接收器,用于公交车进出站实时识别,系统后台实时掌控车辆编号、运营线路、运行班次、驾驶员姓名、出站和到站时间等主要营运信息。
▲薛蒲伦的电子调度室建立在成都公交火车北站中心站。(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为了方便公交车电子调度系统开展试验,城北公交中心站中央位置建了一栋二层的调度楼,系统的控制中心就设置在调度楼二楼,控制中心外的环形阳台可以俯瞰整个公交中心站。
在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系统建设十分艰辛:每天测试系统要到深夜公交车收班;还需要在各种复杂天气下调试红外接收器;有时会连续加班数十天;同时还要到重庆、南京等公交行业进行技术交流。
通过团队的不懈努力与奋斗,1984年,成都公交电子调度系统首次在公交16路车进行测试,在数据接收、处理等均能正常使用后便逐步推广到了其它公交线路。
▲1984年,成都公交电子调度系统首次在公交16路车进行测试。(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984年,载有公交电子调度系统的公交16路车营运中。(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当年,薛蒲伦的大女儿薛瑗就是车上的售票员,据她回忆曾经的情景:
火车北站中心站建立了电子调度室,开始了研究与探索,那时我到电子调度室去看过一次,看见电脑监控的车辆一会进场,一会出站,一会又不见了,父亲告诉我这是因为信号不稳定,但是当时采用的是什么无线电信号我也不懂。后来父亲提出采用电子报站代替人工报站,开始在个别车上试行,我的车也有幸试行了。每到一站,我就要按按钮,然后事先录好的标准普通话报站就响了起来,感觉非常亲切,瞬间提升了服务水平和服务形象,还减轻了售票员的劳动强度,乘客也感觉很新奇。
成都公交建成公交电子调度系统是领先全国的。改革开放初期,财政资金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成都市政府投入近了百万元资金,也彰显出成都作为新兴城市的崛起势头。后来陆续有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地的同行来取经交流。成都公交助力了其他城市公交信息化的发展。
▲工作人员正在使用成都公交电子调度系统。(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成都公交电子调度系统在1989年后淡出了使用,但它却成为了成都公交乃至全国公交智能信息化发展的“鼻祖”。没有薛蒲伦带领团队“第一个吃螃蟹”,留下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成果,想必今天成都“智慧公交”的发展也不会如此顺利。
▲成都市现已有900余条线路上线BOCC(公交运营调度指挥中心)系统 。(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与其说薛蒲伦是成都地铁的“第一筑梦者”,成都公交电子调度系统的“第一实干者”,不如说他是成都人善思善干、勇于创新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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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建
编辑:向思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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