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学术不应迎合政治和民粹

张维迎：首先，每个人，包括学界人士，对经济改革、经济增长、体制问题等等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这是他们基本的权利。人类本身的进步，来源于很多知识的探讨，理念的突破。那么，每个人大概都会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很正常。从历史来看，人类本身往往处于很无知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某个人是大救星，但历史过后也许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也有些我们现在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也许未来证明是对的。所以，我必须坦率地讲，我不能去判断谁最危险，谁不最危险。我只能以我现在的知识、我的研究，去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东西。

我认为，解决学者之间观点分歧的最好办法是学术争论，但我也不希望任何学术性的争论太多地卷入政治本身。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学者为了迎合政府的某种偏好或政府的政策而建立所谓的理论，就偏离了学术的轨道。同样，我认为学者也不应该去迎合大众的或者所谓民粹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也是不符合学术精神的。这些都是我们所要防止的倾向。迎合政府的和迎合大众的东西，容易获得一定喝彩，这比较危险，无论是谁提出来这种东西，都一样危险。

所以，我想，再重要的争论，也还是要用学术自由，通过思想市场的竞争来解决。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要保证学术市场的公平公正可能就比较难，这也是我不断呼吁要给予学术争论以更多自由的原因所在。政府不能控制资源太多，否则就会扭曲学术的激励机制，而被扭曲的学术激励机制下的学术，就很难再叫学术了。这也是我们应该防止的倾向。

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我刚才所说，人类本身经常处于很无知的状态，我们在思想上或理论上会犯很多错误，有时候新的观点并不一定就代表知识进步，它有可能是一种倒退。但人类应该珍惜我们自己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对于过去某个时候犯的错误，我们应该好好加以总结，争取吃一堑长一智。

比如政府的产业政策，这么多年的产业政策犯了那么多错误，就不是偶然性的。政府究竟有没有能力，去制定这样的政策？政府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新兴产业政策、如何形成新兴产业？现在看来，政府这方面的知识很有限。新兴产业只有靠企业家精神，才能够去发现；只有通过市场的竞争，才能够去选择。在这方面，我和林毅夫教授的很多观点不一样。

张维迎：无论是表扬的还是批评的，这两类意见我都不敢接受。说我好，我也许受之有愧，中国有不少我非常敬佩的经济学家，他们为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我不好，我觉得也可能不符合事实。

我从事经济学研究近30年，我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分析问题、表达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努力保持一颗自由的心，我有怎样的认识，我就会怎样讲，并不会迎合任何人，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有钱人，或者普通大众。否则，就不符合我一直的追求，也不符合我刚才所提到的学者做学问的那种基本的人格精神。

至于我的观点对与错，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既然说出来，是因为我真心地相信它是对的。如果有人认为它不对，他可以进行一些批评。从我自身来讲，如果做学问是为了迎合某一种人，我觉得我没这个必要。我干嘛去迎合？我自己做生意去就是了。而且，我认为这其实也应成为我们普遍遵守的一种基本规则。

但我们国内确实有这样一些问题，当我们在探讨观点分歧的时候，人们老想找一种阶级划线，认为学术总是有阶级性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一种思想一定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这种带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多元逻辑论否定普遍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流毒，一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认识。不缜密、不科学的阶级化其实是否定科学本身。比如过去人们所谓“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这等于是否定经济学本身。

我们人类的认识上，可能有各种分歧，对同样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必须相信，真理最后只有一个，只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个而已。我不否认，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一些专门的辩护术，以替某一种人说话，但这种东西本身不符合科学精神。

其实我这么多年所说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任何人，而且我也没能力代表别人，我也不想代表别人。因为我觉得，如果代表别人，就不是你自己了。如果我做这样的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之所以做一些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有意义，因为它只代表我自己。我觉得这是秉承一种基本的学术精神。

我们要清除那种什么都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历史余毒。 

张维迎：这很自然，就像我刚才所说，人的认识有分歧，尤其学者之间的观点本身有分歧。人类的知识受到很多因素的约束，一个人想寻找真理却不一定能找到真理。普通人更容易从直感的角度判断问题，而这经常不是科学的角度。人们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科学的真理需要有严格的逻辑分析，但这有时可能并不为人们所喜欢，或者，科学结论有可能戳穿了那些原来伪装的利己行为。但一般人从直感的朴素的角度考虑问题，只看到所宣称的目标，看不到真正的动机，更不分析手段是否能实现目标。比如，宣传说要给某些人涨工资，那么这些人肯定很高兴，但实际上，如果这种所谓的涨工资伤害了公平竞争，则最后有可能谁的工资也涨不了，甚至连工作也找不到了。然而人们可能不会预测到这些后果问题。一般人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那种严肃冷静的逻辑分析，有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在人性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爱占别人的便宜。但经济学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很多人却觉得有免费的午餐，比如很多人希望自己的消费可以公家报销，花别人的钱，自己可以不劳而获，人的心理都有这种倾向。我们现在有些制度就给人们这样的迷惑，有很多的公款消费，政府消费，被认为是免费的午餐，却没有认识到“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的收入来自老百姓的生产，当政府拿得多的时候，人们就可能没有积极性干活了，这时候反倒问题更多了。包括人们所关切的收入分配问题，政府说要更平均地分配，这时很多人可能就会很高兴，但实际上，结果是什么？是很多人没有积极性工作了。

但很多人可能并不去分析这些现象。必须承认，正因为这样，我们人类才需要科学，才要有人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精神的普及在中国社会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对于我的一些观点，有些人不理解，某种意义上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我并非说我一定正确，但我必须要说的是，好多正确的东西并非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反过来，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不能讲民主、多数人说了算。如果是那样，几百年前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时候，一投票表决，他肯定输了。这类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应是常规，而非特例。

我们今天认为的所有最伟大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相当长时间都是受批判的。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当耶稣死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只有千把来人，耶稣死后三百年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被视为邪教，视为一种“淫荡的宗教”，不断受到迫害。直到公元392年，罗马帝国皇帝才确认基督教为国教。中国的孔子、朱熹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一样受到过批判。所以，我认为这是人类很正常的现象。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追求真理，真的想探索人类社会或自然界现象背后真正的法则，我们就应该做好受批判的准备。如果一个学界同仁期待着他每提出一个观点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我想他不大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张维迎：其实我很不喜欢被人议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应是一直害怕舆论，但不能由于这个原因就不说出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因为那样也是一种不负责任，那等于违背自己的使命，违背自己的良知。所以，真正的学者必须做好被别人批评的准备。

作为人，无论经商、当官、做学问、做记者，只要是人，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而不希望别人骂自己。但你所希望的和你实际所得到的，总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在争取得到最好的结果的同时，也必须做好得到坏结果的准备，这对于任何做学问的人来讲，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