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大成：有成若缺——我的人生片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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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55年11月5日的北京，问过老妈究竟什么时辰，她给忘记了。我的祖籍在云南临沧，老爸给我起名叫大成，表面意思是1955年农村合作化取得伟大成就，其实在家谱里我是德字辈，大、德的云南话发音相似；老爸的小秘密被我说穿了，愿他老人家在天上给我点个赞。“大成”一词见于《道德经》和《论语》，后来成了孔老圣人的名号，古人大概是不太敢用其名的，本人何德何能竟然敢以此为名？奈何命、名同一，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命当如此，那我就担着呗。

生我时老妈40岁，算是高龄产妇，因为没有多少奶水，加上工作忙碌，便请了奶妈，据说断奶后我闹着不让奶妈走，就留了下来继续带我，我叫她猪（朱）妈妈，从照片上看她的确很胖。我姐大我5岁，哥哥大我3岁，把我当玩具，时常抱我、逗我，一家子其乐融融。哥儿俩也有闹翻脸时，我最早的记忆是和哥哥争夺印着上海雄鸡商标图案的饼干箱，失败后大哭，老妈抱我到灯市东口4号大院门口，正好遇到有家老人死了抬棺出殡，吓得我马上收住哭啼。能够记住日子的还有一件事是梅兰芳逝世，老爸带我去灯市西口中国文联大楼看群众悼念活动，人们举着白幛沿街簇拥走过，当时我不到5岁，记忆深刻。我记忆的开端就面对死亡所产生的恐惧，这也许是我潜意识中偏好生命哲学的萌芽。另一种惧怕是大院里的男厕所，水泥蹲坑很深，生怕掉下去，很多时候趁没人，自己偷偷跑到女厕所“单间”的白瓷蹲坑（妇联宿舍果真优待女性）去解手，反正年纪小，即便撞到阿姨大妈也不会说我。

长大一点就近上寄宿制的全国妇联机关幼儿园，老妈在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负责工作，按说能享受些“特权”，不知因何原故，我反而不受管生活的曹阿姨待见。某次老妈同事结婚，带我请了假去贺喜吃喜糖，回寝舍晚了点，曹阿姨不让我睡觉，拉我到厕所墙边直戳我头，撞到墙上生疼，我内心暗自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报仇。几十年后再遇到曹阿姨老得虚弱不堪，顿时怜悯之心把复仇的想法驱散。记得大班老师巧手剪纸，剪出五彩凤凰的图案，回想起来，我成年后的神话研究兴趣便是被幼教老师在不经意中引导的。

小学上的是寄宿制北京育才学校，名额是分配给老爸所在中国科学院的，同学多为来自北京各区的中央各机关干部子弟，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待遇，伙食尚可，师资颇佳，记得班主任赵老师带着我们浇水种菜种蛇豆、摘桑叶养春蚕，灌输给我初级生物学知识。她刚生完孩子就来给我们上课，时常要走出教室挤奶，非常敬业，同学们也同情老师特别听话。同班中有的同学直到上高中还是我的同学，比如程飞、王高潮和孙彪。这个孙彪到了中学很是红了一阵子，成为坏学生变好的典型；想当初在育才小学的露天游泳池里，他仗着个头大，把我的脑袋按在水里，让我憋不住气喝了几口水，害得我以后再也不想学游泳。不过我们还算朋友，小学三年级时周六下午放学后，我和孙彪一同从天桥步行回家（这时我家已经搬到孟公府3号中科院宿舍），省下五分钱的车钱逛天桥、听相声、买带芝麻的朝鲜辣丝咸菜，边走边吃，慢悠悠地走到家天都快黑了。下课后同学间爱玩的游戏是“击壤”，用各种姿势将手中的方木块击倒远处对方竖立的木块即为胜，我是左撇子，扔木块的准头好，往往作赢家。再有，育才学校的垒球很有名，体育课分成两队打垒球，竞争相当激烈。小学寄宿制的准军事训练，培养出我的行为自律和集体意识，学会相互配合与共享利益，让我一生收益。还有，在这里我要提醒做父母的注意，不要因为节省而给上学的男孩子穿他姐姐改制的衣服，我就是受害者，这种心理伤害可能是一辈子的事。

不久文革开始了，育才学校停课关闭，我被“放生”回到大院。这个孟公府早先是皇宫里孟太医家三进的宅院，被科学院改成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十四个单元，分配给司局级干部租住，在北京最早用上液化石油气。俗语说得好，“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院里大人多是走资派被关进“牛棚”办学习班，剩下一大帮孩子无法无天：白天我们爬上房飞檐走壁，晚上作大门台阶上，听对门粮食部宿舍的黄家大哥（系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员）讲福尔摩斯和鬼故事；钻斜对门王明大院的地下室，当院燃烧液化石油气罐的余液，真把坏事干绝。本人当年中国象棋下的不错，玩玻璃弹球也是高手；我哥手巧，给我做了轴承滑车和连发崩弓枪，在小伙伴里十分出彩。上中学初二的我姐闹着要长征大串联，11岁的我也积极参加，跟着步行走了趟天津。差不多玩够了，糊里糊涂地，我便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就近转到东华门小学上课。我当上了“红小兵”，参加了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六年级时竟然让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管理全校关在牛棚里的“地富反坏右”，让他们排着队早请罪晚汇报，交代所谓历史问题；被管理者都是些五六十岁的老教师，倒要假模假样地听个孩子训话、安排劳动改造，我不知做了由谁牵动的木偶。一天上学路上，眼见学校教音乐的女老师口吐白沫服毒自杀，歪倒在地做了“鸿毛”。走到学校得知又有“最高指示”发表，宣传队马上带队出发游行庆祝，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早已盖过那些濒死之人的痛苦呻吟。还有一次最高统帅送给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人宣传队芒果，北方人都没见过，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自己制作芒果模型。我们将石蜡融化掺入柠檬黄颜料，倒入事先做好的石膏模子里凝固成型，削掉接口毛刺再用绿色颜料点缀一下，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活灵活现，摆到胡同口卖销售一空。我的首次经商活动大获成功，遗憾的是没分到手多少钱。

我家也遭遇文革磨难。老爸因当年在昆明参加进步组织被捕入狱，成为历史遗留问题，进了牛棚有家难回；老妈则因参加过四清工作队，挨清河毛纺厂的造反派皮带抽打，被剃阴阳头；老妈平常省吃俭用，多年积蓄拿去借给妇联食堂生活困难的工人，没想到这些人非但不感恩、不还钱，还把老妈打伤，人心叵测！没过多久，姐姐去了延安插队，哥哥去了西双版纳水利兵团；老妈最惨，身患肺气肿，还要背着“特务”罪名发配到衡水妇联五七干校接受监督改造；一家人被弄得七零八落。后来朋友查到延安档案，证明延安抢救运动结束直到1945年11月，组织上给我老妈作出的甄别审查结论仍然是“CC特务”，到了胡宗南进攻陕北，延安保育院转移过黄河时遭敌机轰炸，老妈用身体保护了学童才火线入党（电影《啊，摇篮》的人物原型之一）。不就是和老蒋同过乡么，都是豁出性命投奔来抗日救国的，偏要分出三六九等，学来苏俄整人的那套，人为制造社会冲突！老妈的政治阴影挥之不去，也搅动一家人生活沉闷抑郁而不安宁。这种阶级斗争、政治审查又酿出中国多少家庭悲剧！

我初中上的是北京市第27中学，其身世赫赫有名，是由蔡元培先生出任校长的孔德学校，我的语文课老师是鲁迅好友钱玄同先生的大公子钱秉雄，记得钱老师对我厚爱有加，把我的作文推荐到学校前厅展览，可惜后来被当作修正主义教育回潮的典型案例批判，害得钱老先生跟着做检查。这点事对我的打击几乎没啥，当时主要关注解决数学难题，我和王旭同学组合成数学兴趣小组，常常贴出难题在班级之间打擂台，隔壁二班的女生李妹很厉害，平时数学考试成绩总是高过我们哥俩，但是遇到复杂问题思路就不如男生了，互有输赢。记得我从外校搞到一则大学入学考试题：证明等腰三角形两个底脚平分线长度相等。大家研究了半天都没有结果，只有我排除了一切长度不相等的可能，用反证法最终成功证明，数学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让我享用一生。

在中学的几年里，我曾经到北京水磨石厂学工，给我派的活计居然是刷洗澡堂；学校拉练到平谷割麦子，惊讶于老乡给猪喂洗衣粉，而公猪给我们上了性启蒙课。再就是没完没了地挖防空洞，一次家良同学往深坑里扔镐头，差一点砸死我；又一次塌方把宝岐同学埋在土下，挤破肺泡，我连忙和伙伴用三轮车拉到协和医院抢救；多年后该同学坐到国有大型企业老板的位上，还当面感谢我当年辅导他因在家养伤而落下的功课。虽然我瘦小体弱，在学校却从来没受人欺负，归功于我愿意随时帮助同学辅导功课、解答问题，谁要是得罪了我，绝对得不偿失。班里有的女生比较早熟，经常去冰场与社会青年一起游玩，被男生们视作异类，我就写黑板报予以讽刺，现在看来很有些不妥，抱歉抱歉。有位男生夏天挤公交车人贴人，控制不了自然的性冲动，被抓进局子劳动教养，出来没两年倍感羞辱自杀了。还有位男生因母亲离婚再婚，被其他同学看不起而自卑，初中毕业后心脏猝死，抑郁而亡。

1972年我上了27中学的高中，初中10个毕业班，高中只有两个班，升学率大约为五分之一。多少年过后，我才发现这是决定人生走向的一次重大转折，高中同学大多上了大学，工作稳定；没有机会上高中的同学则少有大学生，工作岗位条件相对差且不够稳定，生存幸福感较低，两者间形成很大的心理落差与隔阂。

我因为初中作文有些名声，当上语文课代表。教语文的孙武臣老师板书漂亮，文学造诣深厚，可惜当年只顾评论《水浒》，政治压倒一切，没有学术争鸣气氛，使吾辈学生受益无多。可以称道的是我执笔写了个反映学校教育现状的独幕话剧，让同学们拿到公安部大礼堂演出；私下编了几十个动物寓言和人物速写，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仅仅被姐姐和她的闺蜜女友们传看，好评如潮；毕业前夕写了一首爱情题材的长诗，只留给自己孤芳自赏，现在可能找不到手稿了。青春年华，风光无限。

高中时我的化学比语文学得好，毕业设计我的得分很高，印象中是将一座化工厂设计成热能循环利用，矿石充分分解，产出多种化工产品，基本没有废气废渣排放，环保观念比较超前。在数学方面，我不满意当时的教学进度，自学了大学微积分教程，偶尔露下功底，轻松用导数和微积分解答高中数学难题。在我看来，现行教育的许多课程内容都可简化，找出实际案例，总结规律，形成最简洁的解决方案。将来的教育模式，也许先行掌握初步的高等数学知识，再解析初等数学内容，会令学生脑洞大开。

高中的社会实践课最有意思，我们小组通过家长的社会关系，联系到房山贾峪口实习锻炼，为生产队实地测绘设计一条引水自流灌溉渠道。我们各自分工，白天在石头河畔确定出引水渠进水口，再按一定坡度测量并绘制出水渠施工图，其中还要考虑应对洪水期及枯水期的水位、流量变化。晚上收工回到驻地，大家一起做饭，其乐融融；夜里程飞同学说梦话，被恰如其分地称作“燕山夜话”；周日请房东大伯带我们登山，相互援手攀岩而上，登高极目远望，京城飘渺在云雾之中。回城时大家同意我的建议尝试步行，天未亮便启程，到天黑得不见人影时才精疲力尽地走到广安门电车站。现在我用百度地图量了量，真难以置信，当年一天竟然走了60多公里！我们还到南口农场三分场参加学农劳动，刨树坑，剪果枝，喂奶牛，参观昌平暖瓶厂吹玻璃的瓶胆车间，观摩坦克部队的军事训练，日子过得还算充实。我并非想粉饰当年的教育模式，尤其对其政治说教深恶痛绝，不过，我们毕竟走出校园融入社会见了世面，绝对不同于养在温室弱不禁风、一味沉湎于电子游戏的当代学子。

上高中后，我的身体明显健壮了，原因是每天坚持长跑。我的体育各项成绩一无是处，唯有长跑可以和学校最棒的体育健将有一拼，争个全校前5名没问题；个头矮便加快步伐频率，诀窍是要掌握好呼吸节奏。我老爸平常就爱哼哼老歌，什么满江红呀，长城外古道边呀，天长日久熏陶我和哥哥也有了这个习惯，走路哼歌，这样就得跟着音乐节拍来呼吸，肺活量加大，所以跑步具有耐力持久性优势，到现在除了高血压须拿药，一直很少到医院看病。有年轻时跑步健身来垫底，注意别摔跤，估计一时不会有啥大病来找咱麻烦。

其实上课对于我增长知识只起到辅助作用。我的知识来源的主渠道是读课外书，和年龄大的朋友聊天。对面院里黄家大哥，家藏一箱子外国文学小说，被我轮番看个遍。有一次借到老版4册一套《基督山伯爵恩仇记》，大家争抢着排队看，我一个通宵看完，真佩服大仲马对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设计。刻骨铭心的则是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看完令人精神穿越到崇高境界，完全鄙视周边的世俗世界。最可惜借来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不知被谁顺走未还，至今仍让我对黄家心存歉疚。无法报答，只好用辅导黄家小妹功课的方式补偿一下，不能辜负黄家上下对我的信任。我在黄家学会了打桥牌的自然叫牌法，听黄家大哥唱《敖包相会》，讲在内蒙牧区插队的浪漫故事，滋生了我离家去边远地方尝试新生活的想法。

上了高中我才学会骑自行车，一次周日，班里男生组织骑车去房山云水洞郊游，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西行，爬山钻洞，篝火野炊，尽兴而归；夜里实在困了，大家将自行车堵在道路两头，在马路行道一侧横卧而眠，大卡车在身边疾驶而过，就像碾压在身上一般的感觉，万一卡车照直开过来，想想都后怕。

行将高中毕业，我才加入青年团组织，有了当入团介绍人资格，马上介绍高潮同学入团，结果被团小组否决，理由是某位女团员看到过高潮同学在王府井牵着一个女孩的手逛街，有碍观瞻。搁到现在这算什么呀，算情商高。前年听闻高潮同学身患食管癌吐血身亡，顿觉心里酸楚。还有人高马大的建建同学，身在异乡怀才不遇，多年前在阿尔卑斯山登山遭遇雪崩而亡。小刚同学也是得癌症走的，同学转身成故人，无法再欢聚一堂。如今老将至矣，真想重回当年毕业典礼，两班同学四声部合唱，朝气蓬勃，势不可挡！

针对文革后期种种乱象，我内心产生了“中国必修”的思维观点，每每以此“舌战群儒”（还是因庆妮同学提示才记起）；对于我，“修正”其实并不是贬义词，至少是对现实环境的一种反叛和改变；人必须拥有自主生存的选择权，哪怕是只能选择最坏的出路。我和几个同学共同要求高中毕业后自愿到边远地方插队，好在市政府同意了我们的选择，1975年4月，我们同学6人告别北京，一同奔向了革命圣地陕北延安，开始履行现代成年礼在身心上脱胎换骨的新生过程。

有关延安插队的回忆，我前些年写过一大段，这里再补充点花絮，博大家一乐。

我们插队的地方缺水，热水洗澡更是可欲不可求的奢望，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到了夏天收麦季节，要将打好捆带麦穗的秸秆从麦地背到半山腰的打麦场，虽说不到一百斤（你倒是想多背百把斤，可绑不了那么大的捆），距离不到一里地（就近脱粒，谁也没傻到要背10里地，再修个打麦场行不？），可就是让麦芒扎的全身难受。等到吆喝毛驴将装满麦粒的毛线口袋驮下山（术业有分工，这活计归牲口负责）收工后，男生跑到水井边或河沟里隐蔽处冲一下，舒服得赛神仙；女生就不太方便了，她们相约着要到后沟小水库游泳。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一听女知青去游泳，闹得全村人声鼎沸，半个村子的小伙儿、女子们和小孩子都相跟着去，要看那青春靓丽半裸的西洋镜。结果是身穿泳衣的女生们在众目睽睽下入水，表演了一番游泳队级别的泳姿，在随后很长的日子里成为老乡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干农活我们新知青技不如人，所以经常滥竽充数，被生产队派到公社大会战的工地顶壮劳力的缺。有一次摊上去甘泉下寺湾（就是中央红军解救刘志丹、习仲勋的地方）出民工，我仗着云南原始森林里猎人的遗传基因，不带地图和指南针，背上口粮便抄近道钻山走，走着走着走进深山几十里没有人烟的原始次生林（因“同治回乱”而弃耕），沟里阴森可怖，我哼着歌壮胆，忽听到山谷间竟然有虎啸之声，我连忙折断树枝当哨棒欲作武松打虎状，怎想那吼声越来越近，自知势单力薄，三十六计走为上，便慌不择路从沟底一口气爬到山脊，听得吼声渐远，惊出一身冷汗。事后请教老乡，被老乡嘲笑，说那是公麂子在求偶。一气之下，我从老乡家买了张麂子皮带回北京挂在家中以示雪耻，后来生了虫子才给扔掉。多年以后才得知，工地离最近才闻名陕北的旅游胜地甘泉雨岔大峡谷没多远，和绝世美景竟擦肩而过。也是，受苦人（陕北老乡自称）连肚子都吃不饱，谁还有闲心顾得上看什么风景。

人是铁，饭是钢，插队第二年没有供应粮了，开始时不时的吃糠咽菜。小米糠加麦麸混合玉米面，上边慢慢嚼勉强还可吞咽，下边想拉出来就犯难了。偶尔遇到好日子用饸饹床子压饸饹面，撒上点碎韭菜，女生都能干掉三大碗。就那也不都是白白嫩嫩的荞麦面饸饹，常常是玉米面掺榆树皮粉做的“钢丝面”。回京探亲带来几瓶猪油，没几天就给造没了；队里分的那点本地大麻籽油，还不够春节过年炸油糕的，平常难见油星。到了清明节给耕牛灌麻油，说是要清理牛的肠胃不得病，看到几大桶麻油灌进那畜生肚子里，真切感到受苦人畜生不如，好在还能沾它老畜生的光有麻汤饭吃。麻汤饭这种陕北特有的饭食做起来还真有些个麻烦。先要将大麻籽炒熟，用石碾子碾成糊状，再烧开水下锅煮，浮油撇出去就是麻油，麻渣（大麻粕）沉底，加上事先泡好的小米、红豆等杂粮慢火熬。俗话说，麻汤饭，拌小蒜，婆姨吃了打老汉。也许有微量的大麻四酚（THC）残留，吃了有种欣快感。除了食用油，陕北种大麻主要还用作搓麻绳、纳鞋底；每个村都有沤麻的臭水塘，靠微生物来分解大麻胶体，使纤维容易剥离。每每生产队社员夜里开会，婆姨们纷纷撩起裤腿，在大腿上搓麻绳，把白色的大腿搓得微红，借着油灯亮光睡眼惺忪地看过去，堪称山村野景。

延安不出产煤炭的地区多砍柴搂草取暖做饭，次生林几乎被砍光。我所在的知青小组，曾经是陕西省知青先进集体，也试验挖过沼气池，但是当年的沼气技术在陕北环境下应用并不成功。这里无须怀疑知青勇于实践的创新精神，失败另有原因：陕北地势海拔高、年均地温低，不适于甲烷持续生成；沼气发酵原料主要为秸秆和人畜粪便，集体所有制下的陕北农户家庭难以维持足量供应（肥料需要留给自留地，某老乡家为了积攒大粪专门“装修”了干净厕所，引诱我每天“光顾”）；缺资金（社员日工分值仅0.10元，而每口沼气池造价约30元，相当于壮劳力的年收入），本地水泥质量不合格，黄土土质难免裂缝漏气。据包风霞等撰写的《陕北黄土高原农村户用沼气区域适宜性评价——以延安市为例》（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36卷第11期）分析，延安区域适宜性评价综合得分为负值，根本不适于推广户用沼气。后来沟里进来了石油勘探队，老乡们去偷油队钻井钻出的稠油，拿来引火特别好使。现在退耕还林，燃料还需要花钱买，所以大多搬迁到县城去住了，村里只剩下士几户人家的老人空守寒窑。

我们知青插队的“陪嫁”是北京市政府赠送的一台手扶拖拉机，开在简易土路上如同“悍马”一般威风。拖拉机手是中学毕业回乡青年延娃，长得一表人才，性格开朗，跳安塞腰鼓十分威猛，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和我们这拨知青亲如兄弟，还把他家种的黄香蕉苹果拿来分享。我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主张培养本地青年苗子上位，延娃当然是“接班人”不二人选。很可惜，大队党支部书记作为老知青先进集体唯一留在村里的代表，疑神疑鬼，且不自律，还生怕我们新知青与其争权，在他任期内没有发展一个新知青党员，对本地青年入党更谈不上重视，延娃也因其父被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对待，受到牵连。结果，延娃被王同学带到北京诊病，见了大世面，回村后境遇所迫一蹶不振，躺倒不干，瞅机会考上外地中专远走高飞，后来去了河南焦作工作。当我们知青纷纷考学离村后，再也没有像样的领头人带着村民搞活经济、生产致富了。

知青的物质生活乏陈可述，精神生活更加贫困，自我封闭在山沟里，缺少与社会交流和沟通。老乡的娱乐方式我们接受不了：山上干活歇息时，爷爷辈的可以和未婚孙女辈的打情骂俏（隔辈不可）；一群已婚婆姨合谋“围猎”一个浪荡男人，将其按倒在地扒了裤子。要不就隔着山沟沟唱段酸曲信天游：“对对鸳鸯对对鹅，对对毛眼眼瞅哥哥。”有女生赶毛驴送完粪下山，见那叫驴骑上草驴，忙上前拉扯劝阻说别闹了，惹得老乡们哄笑一团，直不起腰来。邻居牛蛙叔看上了我的带钉防滑雨靴，拿何其芳编的《陕北民歌选》（1950年版）偏要跟我换，现在这本书收藏在我捐给中国传媒大学的国卿传记馆里。好在我有辆飞鸽26型自行车，借外出开会学习机会去外县的各知青点串门。我去过延安青化砭我们27中同学的赵小利小组、志丹县向阳沟张小建小组和延安河庄坪余家沟王克明小组，心里很羡慕他们老知青的宽容与和善，萌生过转组的念头。那样的话，至少我会和朋友讲几首唐诗宋词，侃几句陕北方言的远古来历，或者调查了解村里老乡劳务收入状况如何改善，或者引进良种搞一块高产试验田，插队生活才有乐趣。而在大庄河“阶级斗争”的氛围下，我只是个干活不如农妇、混日子的7工分劳力。可我作为知青组长，怎么也不能扔下这拨人一走了之。1977年高考我没有参加，还在幻想探讨继续改造乡村的乌托邦之路。等到1978年春节回京，看到家里买了日立14寸彩色电视，对我产生巨大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外面精彩的新世界敞开双臂在召唤我，于是我考取了西北大学。临走时要和借走老知青粮食多年不还的老乡结账，老乡没法用实物还清，就拿几袋被面粉裹了厚厚一层好压秤的葵花籽作价抵债，这是陕北乡亲最后教会我的智慧一招，凡此接受农民再教育的成果，我都留着轻易不用。

拖拉机送我到沟口，回望我生活了将近4年的甘泉大庄河村，我在这里挑过水，砍过柴，揭过地，拿过粪、锄过草，修过田，剪过枝，教过书，结过友，树过敌，消费掉人生最富年华的一段青春，压在我内心深处的宗教原罪重负也是在这里卸下的，就让这一切永远留在回忆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