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是一个凶狠的写作者。他的谍战小说的主人公常常是孤独的天才,被命运卡在人生的绝境之中。但在这些作品给他赢得巨大声名之后,他却放弃了这样的写作,转向了故乡和童年。
《人生海海》里还有上校的传奇故事,《人间信》则彻底回归了常人的世界,另一个「文学麦家」浮出水面。他说,他始终困在童年里。在这样的年龄,他用写作去和人生长久以来的羞耻感作战,抚摸人生的伤口。作为一个「病人」,他的人生不痛快。
困在童年里的人,会遭遇什么?一个作家,反复抚摸伤口,那是他给自己的写作留下的通道吗?麦家又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是一只「惊弓之鸟」?
这一次,除了文章,《人物》还推出一档新的视频节目——《人生地标》。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和麦家一起回到对他生命起过重要作用的地点,去寻找人生的答案。我们相信,那些曾经生活的地方,打造了一个人的人生。我们从空间上去寻找一个人的精神锚点,看一个人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
当人遇到困境,也许重回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地点,能翻出他人生的底色,让他真正地理解自己。
期待你和我们一起,走进不同的物理空间,寻找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上山
去年6月,麦家决定上山。
在距离杭州市区2小时车程的径山的一座寺院里,他要完成《人间信》的最后冲刺。寺院的生活清冷、简单,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部队出身的他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早上5点起床,吃完早饭,沿着山上的古道走一个小时;7点半,他来到山顶的一个咖啡馆,喝咖啡是写作的前奏。在等待咖啡厅开门的时间里,他坐在旁边的露台上,一个人静思默想,这是他每天迎接日出和送走晚霞的地方。
一杯咖啡之后,麦家回屋开始写作。坐下来后的前10分钟是最重要的,麦家将这个过程形容为「临阵恐惧」,如果进入不了状态,这半天等于废掉了,只能等到午睡之后再出发。他说起海明威的写作忠告,「离开写作台的最好时间就是知道明天要写什么的时候」,这是缓解临阵恐惧的最好方法。
不写作的时候,他和寺院里的朋友张涛一起行山路,聊佛经,聊共同的部队生活。但对于写作的事情,只字不提。这是麦家的习惯,在校完最后一个字、给编辑和妻子同时发出邮件前,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什么。
上山之前,麦家度过了跌宕的三年,疫情的暴发、母亲的离世,第三个孩子的「不邀而至」,生活的诸多出其不意,打乱了他的写作计划,「一拖就是四年」。决定上山,正是出于一种紧迫感:想要在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环境里,尽快写完这本在他心里扎根了很久的书。
《人间信》是麦家「故乡」系列的第二部。继《人生海海》之后,麦家又一次面对了曾经不愿面对的童年。他说,自己的生命当中一直有一种羞耻感,成长在特殊年代的特殊家庭里,有一种生而有罪、低人一等的感受。这次写作对他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正视内心里最羞耻的部分。
麦家一直写得很慢。他说自己不是那种削铁如泥的写作者,一是「手慢」,常常反复斟酌字句,写了删,删了写;二是「娇气」,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把自己调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在山下的时候,孩子在隔壁屋里的一声啼哭就会让他乱了写作节奏;朋友要来拜访,他提前三天就会挂念。母亲曾形容他是「一头快」,每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彻底的闭关。
效果出乎意料。上山之后,他形容写作就像火箭发射,「整个人都被点了火」,56天的时间写出了平时一年的体量。写作过程里,他完全忘乎所以,几次失声大哭而不自知。他觉得,这是一个写作者所能拥有的最好状态,「其实一个作家能进入一种潜意识写作的机会并不多,不是你想追求就能得到的,经常是求而不得。但这一次,我觉得我没有求而得到了,这可能是我的生命的召唤。」
这次高强度的写作让他的身体经历了巨大的消耗。麦家妻子闫颜告诉《人物》,下山之后,他整个人虚脱了,「回来是8月份,家里开着空调,他一个人躲到房间里,穿着很厚的衣服,我摸他,浑身都是阴凉的。」 后来做体检,才发现所有指标都不对头。朋友介绍他去看中医,师傅搭了脉,诊断是「力气用完了」。
直到扎了两个月针灸之后,他才从这样虚弱的状态里慢慢走出来。
写作《人间信》的过程中,麦家又一次回到童年,回到生命最初的时光。那些故事,一直在他脑子里萦绕,这是第一次他诉诸笔端,去面对数百万的读者。
5月初,《人物》又一次见到麦家,和他一起走过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地标,杭州郊区的寺院、蒋家村和理想谷。对麦家而言,所有的这些地标都和他的童年有关。
因为童年,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无端的伤害,也因为童年,他从此成为一个不会快乐的人。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有关作家的叙事,通常是一个人如何面对人生的痛苦,又如何将痛苦转化为写作的动力。但故事的另一面是,痛苦也会以同样深刻的方式塑造这个人。对麦家而言,童年之后,他的人生一直在童年与当下之间,来回折返。就像他反复表达的,「我走不出童年」。
人生起点
写《人间信》时,麦家经常听三首歌,玉置浩二的《别让我走》,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和S.E.N.S.的《希望》,在其中一稿里,他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一段歌词作为题记:「妈妈,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却把一生都毁掉了。」
他觉得,这句话就像他人生的一个隐喻。
外公是地主,爷爷是基督徒,父亲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三顶令人羞耻的「黑帽子」,像三个罪一样一直罩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十七岁那年,通过高考,麦家上了军校,离开了故乡。军校毕业后,他在部队工作17年,待了六七个城市:福州、北京、南京、西藏、成都,但没有一次想过要回家。「那是我生命最屈辱的一个地方,人的本能是要回避它,要把它掩盖,眼不见为净。」
故乡再次走进他心里,是父亲去世后。
那是他人生中的一段休克期。2011年11月,父亲去世后,他决定停笔。停笔的原因有很多,过去几年强负荷写作的消耗,声名涌来后的疲惫,第一段婚姻的失败,但归根结底,是父亲的死亡教训了他。
他曾在很多场合提起过这件事。写《刀尖》下卷时,在交稿前三天,父亲突然走了,迫使他在父亲灵堂里,「一边给父亲送终,一边给稿子送终」。后来,他公开承认,自己「在名利和诱惑面前乱了阵脚」。他说自己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要重写《刀尖》。「这是我内心的一个痛,是我写作路上最大的滑铁卢,我要对这件事情负责,我要认错,绝不原谅自己。」
同样无法原谅的,还有最终他都没能修复的父子关系。在《人间信》里,有一段写的是「我」与父亲的决裂,发生在被父亲毒打一顿之后。这是麦家的真实经历。12岁那年,他跟同学打架,三个人打他一个,事后他气不过,守在某一个同学家门口,准备同他决一死战。父亲得知后,提着一根毛竹抬杠赶来,麦家以为父亲是来替他雪恨的,对他哭诉自己的遭遇。但父亲非但没同情他,反而当着同学父母的面狠狠扇了他两个大耳光,打破鼻梁,血流满脸。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和父亲主动说过一句话,父亲成了他誓死决裂的人。
半个世纪过去后,写到这里时,他发现自己仍然不敢面对,小说行进到这部分后,麦家将原本的叙述者「我」换成了「他」, 「我还是对自己有一种羞耻感,为了回避或者逃避这种羞耻,我改变了人称,才获得了叙述上的自由。」他说。
父亲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后的三年里,麦家每个周末都会赶回老家照顾父亲,他给父亲喂饭,给父亲洗脚,抱父亲上床,陪父亲睡觉,希望能在父亲的某一刻清醒间,得到他的原谅,「哪怕是一个笑容也好」。但就像是他深信的宿命,每次父亲清醒的时候,他都不在,有一次父亲连续「醒」了几个小时,母亲赶紧打电话让他回家,但就在他进门前几分钟,父亲又回到了蒙昧中。那一天,他倒在父亲怀里失声痛哭,仿佛是被命运诅咒并惩治了。
此后三年,麦家只字未写,并且做好一辈子不写的准备。他走不出过去的痛苦,而新的痛苦又层出不穷,让他心灰意冷。他引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我犯下了人类最深重的罪孽,我从不感到幸福。」他觉得,走不出童年,某种意义上是他身为小说家的宿命,「这个职业会不断把我拉回到童年的创伤记忆里。」
坐在蒋家村的老屋边,麦家讲起父亲年轻时候曾当过木匠,「在村庄里是绝对的一把好手」。他说他曾想过,他如果没有离开故乡,没有成为一个作家,可能也是村里的一个木匠。「就幸福的感受而言,当木匠的我肯定比现在的我更好。」
故事在三年后转了弯。
命运之手
2014年,在墨西哥城的一家酒店,停笔三年的麦家突然开始写了。
那一年,用麦家的话说,「福禄齐降」。《解密》被二十多个国家引进出版,在出版社的邀请下,他和妻子闫颜从瑞士一路周游到德国、西班牙、墨西哥,最南到了阿根廷。他们至今记得,在马德里的中心街区,公交车的车身上印着麦家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谁是麦家?——你不可不读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
闫颜回忆,那一年,麦家接受了全世界大大小小100多家媒体专访,《纽约时报》的记者专程来到杭州,一个月内对麦家做了4次报道。他一直觉得自己成名太晚,而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后,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个通俗的畅销书作家。这一次在海外获得的认可,比如入选英国「企鹅经典」文库,《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上广告:麦家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等,不仅是市场上的,也是文学地位上的确认。在闫颜看来,那一年麦家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他更加坚信了,自己是为写作而生的。」
以往,他总是将拧巴的自我,潜藏在谍战小说幽微的细节与极致的戏剧冲突里,而这一年,他感到自我逐渐上浮,试图更直接地表达。在墨西哥城的那家酒店,一天晚上,他睡不着,坐在书桌前,不自觉地开始写,故事从他的内心流泻出来,正是他生命中最深刻、最柔软,也是最羞耻的部分——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家里由此被卷入时代漩涡。这是「故乡」系列的写作起点,也是《人间信》里「日本佬」故事的雏形。
回头来看,写作童年的种子一直埋在他的心里。灰心丧志的那三年,因为陪伴母亲的需要,麦家被迫面对了曾经刻意想要回避的故乡。很多次,他陪着母亲走在乡间,遇到故人,麦家要回避,母亲才发现他对故乡依然耿耿于怀。母亲说,我一个农村妇女,都可以放得下,「你一个读了那么多年书的人怎么还放不下」?
在母亲引导下,他逐渐恢复了和村里人的往来,也是在那个过程里,他曾经难以面对的童年,坚固的外壳开始松动了。他终于可以尝试打开它,凝视它,琢磨它。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他出现在了墨西哥城的那家酒店,迎来了「三年挂笔」后的再次落笔,并一发不可收拾。2019年,麦家出版了小说《人生海海》。
在很多层面上,《人生海海》都是麦家写作的一次转折。这是他第一次在写作中面对了最屈辱也是最伤痛的童年,也是他的又一次自我证明,证明他并非只能写畅销的谍战题材。莫言评价《人生海海》说:「麦家把他的家底子都抖擞出来了……这本书显示了麦家的语言能力和野心……在大部分篇幅中,他用了一种具有浓郁乡土色彩的、但业已驯化的陌生化语言。这一点让我欣喜,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必须能创造一种带有他的鲜明风格的语言,才有资格被称为文学家,否则就是一个小说匠人。」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样一本在题材上并不讨好市场的小说,成为麦家卖得最好的一部书,迄今已销售400万册。
回忆起那段时间,闫颜为丈夫感到高兴,但身为妻子,她也感到孤独。2015年,闫颜和麦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那是她第一次成为一个母亲,26岁,很多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丈夫正在书房里创作,有时候,她会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哀乐和哭声,但她始终不敢敲门,也不敢询问,因为担心打扰丈夫的写作,她还会经常带着孩子出门。
麦家觉得,感情的稳定是创作欲望重燃的一个重要原因。生活中,他不是一个那么好相处的伴侣,对人严苛,情绪不稳定,喜欢独处,但妻子闫颜能够包容他的一切,「有时候我真觉得她了不起,跟我这么一个人在一起,她能够百分之百地接受我。」
后来,《人间信》收尾时,麦家想把这本书送给妻子,但情节怎么设计他想了很久。新经典总编辑黄宁群告诉《人物》,等到书快下印的那周末,麦家还在对最后一章进行调整,「他想要以一个最好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
最终,他给最后一章取名为「众声」,结尾处,他写道:「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说,假如散文是一座房子,诗歌就是那火燎全身飞速穿堂而过的人。那么小说呢?这是一部小说,悄悄地说,献给我妻子。」
读到这句话时,闫颜落了泪。再次提起这件事时,她还是没忍住地哭了,她说,「看到最后这5个字,一切都值得了。」
麦家说,闫颜是可以为他挡掉外部世界的人。由于童年不幸,他面对外部世界时始终有些手足无措,闫颜是他的缓冲带。
惊弓之鸟
在径山的寺院里,每到傍晚时分,麦家习惯绕着山走一圈,这是他每天的仪式,有时候看看晚霞,有时候静思默想,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一定会折返回屋,因为「害怕会看到蛇」。
就像一个咒语,麦家每次遇到蛇,总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第一次是2011年,在院子里看到一条蛇,不久之后,父亲去世。后来,姐夫去世的那一年,之前他又遇到过一条蛇。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他在小区散步,遇见一条非常大的蛇,将近2米长,「简直五雷轰顶」。那天之后,麦家惴惴不安,不到两个月,母亲摔了一跤,陷入昏迷,100多天后,母亲去世。
他相信细微之处的「预兆」,对生活的秩序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和讲究。出门前,他会确保门口鞋子摆得整整齐齐,每一双都要在固定的位置上。有时候家人忘了,他会煞有介事说,「一双鞋放不好,出门就不能脚踏实地,就可能不顺当。」采访当天,他换了几套衣服,房间被堆得越来越乱,临走之前,他再三嘱咐阿姨,一定要把衣服都整理好,「不放好,我就担心这一天都会不顺。」
不久前的一场文学论坛上,有作家同行形容他是一头狼,麦家觉得自己哪是什么狼,分明是一只「惊弓之鸟」, 「归根结底还是内心脆弱,对那种不期而遇的,或者说意外的打击,有一种过度的防御心理。」
他买过三本相同的佩索阿诗集,不同的版本,一本是韩少功翻译的《惶然录》,另两本翻译成《不安之书》,完全是看了这个书名而买的。他觉得,这书名就是他人生的一种写照,「我本身就是一本不安之书,不安是我最强烈的心跳。」
他不喜欢变化。母亲在世时,每到周末,他都会回去陪母亲,吃顿晚饭,说说话。母亲去世后,麦家觉得生活里的这个状态忽然被挂空了,他开始每个月去上坟,形成习惯之后,不去,心里就会不安。慢慢的,这变成他生活中另外一个仪式,有时候心烦了,他会开车去父母坟前坐一坐,清空自己;每一次远行之前,他也会去父母坟前坐一坐,似乎有一种托付。
这种坚持也体现在他的文字创作中。每次交稿前,麦家不仅会一遍遍校对错别字,还会争取每一行的最后一个字不是标点符号。虽然知道这么做是白用功,不同的开本,不同字体、大小和排版都会让他的努力功亏一篑,但他依然要坚持这么做,改不掉。这是他的洁癖,也是他的孤僻,「我是被自己各种各样毛病困住的人。」
黄宁群告诉《人物》,麦家对于文字的整饬感和语感有一种强烈的坚持。即使书已经下印,麦家还是会反复读,反复纠错,细到哪里不需要一个气口,哪里需要重新分段,他会在自己电脑里修订好,再反馈给编辑,希望能在下一次加印的时候做一遍处理。
《人生海海》里有一处原本写的是,「老虎有头、有颈、有腰背、有屁股,还有尾巴……」,当时书已经下印,麦家提出想要在「尾巴」前面加一个数量词,第一次修订成「一鞭尾巴」,后来他还是觉得不妥,等第二次下印时,改成了最终的「半盘尾巴」。
「麦老师非常在意准确,而且每件事都要在他那里就做到准确。」黄宁群记得,麦家有一次向编辑要了稿子回去,想要学着自己给自己做编辑。「有一些作家在作品发表之后不会再回头看。但是麦老师会不断重新回到他的作品,直到他觉得最满意的程度。」
在妻子闫颜看来,生活对麦家而言是一个容器,他对容器的湿度、阳光、温度、空气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而生活中的秩序其实是他完成创作的生长环境。「他就像一个盆栽植物,娇气得很,只有定时定量服伺好时,才能往下生根,扎得更深。」
这样的状态在2019年女儿出生后被打破了一些。和之前当父亲的经历截然不同,每次麦家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只要看到女儿,马上就好了。闫颜说,她和麦家的大儿子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只要进爸爸的房间,必须要在门口敲敲门,或者就在门口站着,他不会越过那个门。「因为老大刻在骨髓的记忆就是不能吵到爸爸。」女儿却可以完全不管这些原则,经常跑到爸爸的电脑桌前,要糖吃,麦家也不会恼,还会陪她玩。
麦家承认,自己活得不痛快,「我内心是一个很孤寂,甚至孤僻的人,我特别希望把自己交给自己,但是生活又把我送到了另一个轨道上。」
遥远的事令他烦忧,切近的事令他烦躁。他不会在外人面前动怒,「包藏得比较好」。但在亲人面前,经常会发脾气——有时甚至为非常小的事。这时候,只有闫颜能让他放松下来。「挺神奇的,好像是两棵长在一起的树,你把其中一棵树拿掉,另一棵就长歪了一样。」闫颜说。
麦家也感到痛苦,「其实最后受罪的还是我自己,因为可能过了5分钟我就后悔了,我会责问自己,你读了那么多书,年纪那么大了,为什么还是情绪的奴隶,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说到最后,麦家觉得,无论在外人看来,他的生活如何体面、如何幸福,但只有自己知道,活得有多狼狈。
「我就是个病人。」他说。
童年时代的创伤,永久地留在他的身上。
伤好了,疤却留在了那里
和麦家相处的三天里,我们走过他生命里至关重要的三个地标:寺院、蒋家村和理想谷。对他而言,寺院代表着一种向往,去掉世俗的繁杂和喧嚣,回到修身养性的平静中。蒋家村代表了他生命的出发点,「我不能说它好或不好,因为这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离不开,摆不脱。」
理想谷呢?这是他生命中少许的亮色。十几年前,他读到一篇报道,巴黎有个莎士比亚书店,很拥挤,但里面有床,可以接待一些落魄的文人。他也想做一间这样的书屋,让爱好文学的人有家可回。
2012年,麦家如愿筹建了这间书屋,取名「麦家理想谷」。
走进这里,他很明显地放松了一些,他要求采访不要时长过久,怕打扰到看书的读者。一位86岁的读者见到他,很激动地走了过来,握住他的手,定定地对他说:「你写的就是我的生活。」在书架的两侧,贴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书店外面的围栏上,写着麦家的一句话:「读书就是回家,这里没有敌人,只有亲人。」
很长一段时间,读书是麦家生命里唯一的慰藉。在他看来,作家有两类,一类是喷射型的作家,才华横溢,他最喜欢的马尔克斯属于这类。另一类是修炼型的作家,慢慢修炼成大师,比如启发过他的博尔赫斯。他觉得,两类作家没有高低之别,而他哪一类都不是,「我是受苦型的作家。」他说。
麦家从12岁开始写日记,一写就是二十几年,日记曾是他孤独的童年自己发明的一个玩伴。他觉得写日记的习惯一方面帮他成为一个作家做了准备,但同时也加深了他对伤痛的记忆。「如果不是因为写日记,很多事情可能也就忘了,但我从小养成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有很多东西被固定下来,包括同学对我的歧视、父亲那天对我的毒打、我的伤心、我对他们的恨等等,都被固定下来了。」
或许因为长期写日记的习惯,麦家的记忆力一直很好。17岁考上军校后,考官让他和同学去福州西湖划船,10分钟之后就被召集回校,题目很细:撑船的人长相什么特点?船上有没有备用橹?有几个?十来个题目,麦家全部都答了出来。后来他被分去摩尔斯电码班,背军官花名册、背地图,都背得非常好。
闫颜告诉《人物》,「有时候,跟他相处的人会感到很紧张,因为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他都记住了,如果之后说错了,他会立马跟你指出来。」
这些是他生活中的痛苦,某种程度上,也是写作的动力。他坦言,他写作是一种生理需要,他有太多的心事需要倾诉,心里有太多垃圾要处理。50岁之前,他的写作是「疯子式」的,不眠不休,但哪怕熬到早上五点,刷完牙,躺到床上就能睡着。现在,下午四点后,他就会停笔不写,「否则晚上就别想睡了」。这几年,他觉得为了睡觉,「就像打仗一样,要精心策划,精心准备」。
年届花甲,他感到时间不够用。麦家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有质量的写作时间也就只有十来年,他要珍惜最后的这不多的时间。为了保证写作的体力,麦家戒了烟,每天下午都坚持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出长差的时候,他也会带上健身装备。从径山下来的那天,尽管已经感到精疲力竭,他还是咬着牙去了健身房,想要尽快恢复锻炼的习惯。
少年时期,他曾许多次梦见过一只黑色大鸟,「比人还要大」,从天空中盘旋而下,来到他的窗口。直到长大后,他才理解这个梦:「其实是我的一种期待,我对那种不幸的家庭的一种反抗,我希望它来把我叼走,逃走。」
往后的很多年,麦家离开家,他逃离了自己的童年,又一次次折返,如今他终于能够打开它,倾吐它,和读者分享它。他今年已经60岁了,40多岁时,他曾向往自己迅速老去,觉得老了,就可以放下一切,放下荣辱,放下生死。等到真的老了,他发现放下很难。人的情感常常标识在最初的地方,他注定是一个「放不下」的人,一个永远被童年困住的人。
写《人间信》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我已经洞悉生命的真谛,我再也不想说假话套话屁话,我只想老老实实地讲出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困惑,我不会有羞耻感,我要勇敢地说出我的羞耻,然后勇敢地从挣扎当中站起来。」
他的「故乡」三部曲已经完成两部,他没有想到《人间信》会写得这么深。他在写作前曾经想要撇开自己,但最后却无所顾忌,把自己的心跳声、脚步声全部放进了这本书。他觉得,这是一个意外收获,或许也是对他多年写作的馈赠。
写完《人间信》后,麦家一如继往,把试读本寄给他认为该审读的人,其中有这次节目的访谈者,《人物》主编张寒。张寒读完,觉得,「麦家从来没有走出过童年」,「童年那些人和事一直在他的人生里疯狂生长。到了不同的阶段,都会生长出不一样的果子。童年和家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虽然没有摧毁他,但切碎了他的情感和人生。他残缺而坚硬地活着」。
这也成为《人生地标》这个节目的契机。困于童年这件事,其实在他内心昭然若揭,但对于麦家来说,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恍然大悟。他承认,即使到了这样的年纪,他依然走不出童年对他的困扰,无论是曾经作为生命之光存在的母亲,还是为了剪断过去的写作和日记,都只能消解掉他一部分的伤痕,而无法完全抹去,「就像一个疤,它确实长好了,但你说它完全好了吗?作为伤,它是好了,但作为疤,它始终留在了那里。」
他说,「这是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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