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国研中心从2023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发展报告》，尽可能如实记录这一进程，真实呈现中国发展取得的思想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我们特将相关内容分享如下，以飨读者。
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尽管各国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不同，但都遵循着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也有一些共同特征。从一般规律看，成功推进现代化，必须建立符合人类进步方向、适应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必须以科技进步为主要推动力，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创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从共同特征看，各国现代化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转变、以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反映出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中国建立了符合人类进步方向、适应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进步。英国在这一制度的支持下，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不少西方国家历史上和现在都出现了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等严重问题。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中国要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也要汲取先发国家的教训，不能复制西方国家的制度，必须建立符合人类进步方向、适应本国国情、更为进步的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根据地创建人民政权，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了《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确定了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国家政权组织体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使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先发国家的现代化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同时，也表现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中央就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编制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从1953年开始，中国就通过编制和实施“五年计划”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在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万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29万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14年突破2%，2022年突破2.5%。中国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量子信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中国的现代化伴随着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转变。先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经历了工业化，并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不断演变。以美国为例，按产值规模或增加值排序，1860年排在前三位的产业分别是面粉及肉食、棉织品和木材加工；1914年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屠宰及肉食罐头、钢铁、面粉厂及谷粉厂产品；1937年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炼钢厂及碾片厂产品、摩托车、肉食罐头及其批发；1980年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机械和电子、交通、食品。纵观先发国家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他们大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再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转变。中国的产业结构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结构是以钢铁、建材、农副食品、纺织等传统行业为主。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发展壮大。2022年，中国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等“三新”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7.4%，较2017年高出1.7个百分点。
中国的现代化伴随着以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结构变迁。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英国1800年的城市化率为33.9%，1851年达52%，1870年达到65.2%，1910年达到78.9%。美国1800年城市化率只有6.1%，1850年为15.3%，1920年达到51.2%，2010年达到80.9%。在城市人口占比不断提高的同时，先发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在不断变迁，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态势。在其城市化的早期或中前期，从规模上看，从事农业和制造业的人员占主导地位，体力劳动者占比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从事服务业的人员越来越多，脑力劳动者占比越来越高，律师、医生、教师、建筑师、会计师等中产阶级逐步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0.6%，1978年达到17.9%，2022年达到65.2%。在城镇人口占比提高的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由农民占主体的社会变成了以城市居民占主体的社会，不仅如此，教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等脑力劳动者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不断创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不仅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为适应这种变化，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也必须不断创新。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1787年制定和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之后200多年对其宪法修改了27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为适应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地创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方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通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基本建立了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以上内容摘自《中国发展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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