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子言
来源 | 智合研究院
10月,美国国防部收到起诉书,预示其或将在未来几月后再一次坐上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被告席。此次诉讼原告是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诉国防部将大疆公司列入“CMC清单”的指认存在错误。
而这已是今年中企诉美国国防部的第三起案件。
同时,据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7月初,已有1412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制裁或列入制裁名单。这1400余家被制裁的中国企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面临类似的挑战。因此,了解美国的制裁手段与应对之道对出海美国市场的中企来说愈发重要。
多个清单,1400余家企业
大多数人对美国制裁中企的印象,或许是从中兴一案开始的。
2016年3月,美国商务部以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为由,将通信行业巨头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并对中兴通讯采取限制出口措施。
尽管后来在2018年6月,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已与中兴通讯达成和解协议,但中兴这一事件成为美国扩大出口管制政策的早期重要转折点。
而在中兴通讯之外,2019年美国商务部还将多家中国的机构和公司列入了美国实体清单中,其中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科大讯飞、商汤科技、旷视科技等企业。也是在这一年,被制裁的中国企业数量几近成倍增长。
被美国制裁和列入制裁名单的中国企业数量
来源:Rhodium Group
整理/制图:智合研究院
从2016年到2024年,随着美国对外制裁的体系不断发展,制裁企业数量也快速增加。来源于国会立法和总统行政命令的对外制裁权,被授权给包括财政部、商务部在内的多个联邦部门执行,逐渐形成了“将制裁与明确的政策目标联系起来的结构化框架”。
具体来看,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管理和执行经济制裁,而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则负责出口管制的实施。此外,美国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也参与管理部分制裁清单。
部分美国制裁清单
而在这些清单中,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是最为常用的制裁工具。实体清单是美国商务部对特定对象实施出口限制的手段,凡是被列入该名单的实体,必须在获得许可的前提下才能与美国企业进行商业交易。截至2024年9月,该制裁名单上的中国企业数量已超过800家。
其次,较为常用的清单是SDN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由美国财政部负责管理。在美国财政部众多制裁名单中,SDN清单的制裁力度最为严格。企业或个人一旦被列入SDN清单,将面临资产被冻结和交易被禁止的严重后果,意味着他们与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往来将被完全切断。截至9月,SDN名单上已有700余家中国企业。
而伴随着美国的对外制裁策略愈发频繁且政治化,制裁名单更加具体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面临着被制裁的困境。据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7月初,已有1412家中国企业被美国制裁或列入制裁名单。
制裁关系到企业生计,近几年在企业自发反制裁行动上,已经可以看到不同的应对策略。一些企业在制裁之初便未雨绸缪,聘请了美国律师团队尝试通过游说华盛顿来进行布局;另一些企业则在最后关头紧急行动,力图通过聘请美国律师团队提起诉讼来扭转局势。
在美游说
在美国特有的政治环境中,游说作为一种机制,允许利益团体通过与政策制定者沟通来影响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这项制度受到宪法的保护,并以《游说披露法》(Lobbying Disclosure Act of 1995)作为其法律基础。
于中企而言,由于在美国市场面临诸多政策风险,游说这一条通往华盛顿的“隐秘通途”,成为减少或消除美国监管机构的疑虑的主要路径。根据集微咨询发布的《中国企业欧美游说报告》,自1999年起,超过200家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了游说登记,累计游说支出高达2.79亿美元。[1]
中国企业赴美游说支出(万美元)
来源:集微咨询
整理/制图:智合研究院
目前,甚至可以看到在很多中企起诉美国政府挑战其政策或制裁的过程中,也穿插着游说团队的身影。
例如,2020年在面对特朗普政府的禁令时,中国企业如字节跳动采取了诉讼手段进行反击。而在游说方面,字节跳动早在2019年6月就已经开始布局,注册了其首位华盛顿说客,并在随后的一个月内,聘请了来自科文顿律所等多家律所或公关机构的专业说客团队来为其在政策层面进行游说和沟通。[2]
在美国代理中国企业游说业务中,艾金岗波律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盛德律所(Sidley Austin)和Brownstein Hyatt Farber Schreck律所是业务量最大的前三名。根据集微咨询的数据,2021至2023年,艾金岗波律所的游说收入高达677万美元,盛德律所为485万美元,而Brownstein Hyatt Farber Schreck律所则为397万美元。
在这三家律所服务的客户中,很多是来自中国的科技公司。例如艾金岗波律所的客户群体曾涵盖了中兴通讯、小米集团、蚂蚁集团、大疆、禾塞科技、希音等一系列知名企业,盛德律所曾代理了海康威视、纳思达等公司。
2024年截至11月,根据OpenSecrets发布的基于“外国游说观察”的数据,以游说收入为依据,游说代理律所排名前五的律所分别为:艾金岗波律所、Brownstein律所、霍金路伟律所(Hogan Lovells)、盛德律所以及普盈律所(Pillsbury Winthrop Shaw Pittman)。
2024年代表中国客户游说的律所排名
但随着美国对中国企业在国会游说活动的审查日益严格,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游说业务可能面临越来越多的法律限制。特别是今年,美国国防部依据1260H条款发布的“中国军事公司”名单,对美国律所和中国企业的游说合作产生了不良影响。
具体来看,美国律所在与被列入名单的中国企业合作时表现出更加谨慎的态度,并加强了合规性审查。例如,艾金岗波律所在2月底与禾赛科技终止了合作,该律所也在今年2月中旬结束了与北京小米移动软件有限公司的合作。同时,世强律所(Steptoe & Johnson LLP)在2月中旬切断了与深圳华大基因的游说合作关系。
在美诉讼
伴随着制裁数量的增多,美国国防部、司法部、财政部以及商务部等部门或将频繁成为诉讼的焦点。大疆创新起诉美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并不是中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企业权益的第一起案件,也不会是最后一起案件。
对此,环球时报称,“大疆创新起诉美国国防部可能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启发,让企业利用法律武器对抗美国政府的不公平待遇”。[3]
美国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持续要求中国企业自我证明其清白,并从多个角度对企业进行压迫或企图收购,对企业本身是致命打击,亦会促使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在目前已经起诉的案件中,中国企业通常会选用在国际制裁领域表现优异的律所,例如科文顿(Covington & Burling)、众达(Jones Day)、世强、艾金岗波等律所。
部分中企在美“反制裁”诉讼及其代理律所
在这些案件中,也能看到一些令人瞩目的胜利。2021年,小米公司通过庭外和解维护了自己的权益。紧接着在2020年,字节跳动通过胜诉为自己在美国市场的立足赢得了宝贵的空间。
但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在法律上取得了胜利,中企前方的道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在今年5月,禾赛科技向美国法院起诉美国防部获得胜利,8月随即被移出清单。但在10月,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美国防部“根据现有的最新信息”重新决定将其列入清单。
而伴随着游说团体因为政治压力逐渐减少与中国企业合作,暗层博弈机制的无力或许会让更多中企直戳美国长臂管辖的法律体系中的不足之处。因此,在漫长的博弈中,或许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企在美国的法律战场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与主张。
本文作者
刘子言 智合研究院中级研究员,中国/英国法学学士、美国法学硕士,关注法律服务评价体系,关注法律科技与数据合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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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吴梦奇Scott
编辑 / 顾文倩Aro
分类 /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