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局势再次剧变，涉外律师更像“军师”

随着地缘政治、贸易制裁和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变得多样，从通过跨境电商、商品出口的方式，转向海外投资自建和并购。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企业将面临更复杂的法律问题，以及政治变动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重返白宫，或将掀起一场需要世界各国严阵以待的经贸风暴。据财新报道，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美国优先”经贸方针的主要推手——未来有望随其回到政府。就对华策略，特朗普和莱特希泽都关注美国的贸易逆差，并将关税视为有效的应对工具。

在今年竞选期间，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关税主张，包括对所有国家的对美出口商品施加额外10%的关税、对中国商品再加60%的关税。

如果说欧美等国政治风险反映的具体困难，在贸易制裁，那么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会直接动用相关执法部门，或修改相关政策，迫使企业让出利益。

就像十年前出海印度的中国手机企业，在近年频频受到印度的税务审查；新能源上游的矿产企业，在非洲津巴布韦、刚果（金），和印尼等地找矿。资源与政治紧密相连，政权更迭下导致产业政策变化。

而在一些新兴领域，行业快速发展，欧美的相关立法活动随之演进，例如汽车智能化的发展，使数据合规成为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一些国家对ESG合规的要求，还可能涉及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

这些变化需要律师在企业出海中，能够提供宏观政策法规的充分研究和分析，快速熟悉变化中的政策，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前提出应对方案。

中伦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龚乐凡认为，中国企业所需要的外部法律顾问，与其说是律师，不如说是出海的向导和战略顾问，更重要的工作是能够预判重大风险，及时警示客户，并提出建议；能在合规、税务、文化等方面的决策上提供指导。

在海外的环境和规则下，企业不能等事发后才想要找专家，因为海外法律风险和法律赔偿的代价，可能超出想象。他在《深海迷航：中国企业出海之七大法律战略问题》中写道。

印度市场潜力巨大，中国手机厂商早早入局，如今，vivo、小米等中国品牌已占据印度手机市场的多数份额。今年第三季度，vivo和小米分别以19.4%和16.7%的份额，居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前两位。

商业成功之外，最大的风险来自印度政府。印度此前有持续针对中国公司的税务审查，vivo、小米、一加、OPPO等均在其列。2022年1月小米被追缴了65.3亿卢比（约5.6亿元人民币）的税款，4月又被冻结7.25亿美元，半年后才解冻，并恢复其在印度的经营权。

2022年7月，印度执法局突击检查了vivo，以涉嫌洗钱为由冻结了约46.5亿卢比（约3.9亿人民币）现金等资产。2023年12月，印度执法局再以“反洗钱调查”为由逮捕多名vivo印度公司高管，包括临时CEO和CFO。vivo印度发言人对此事公开回应称，逮捕行动表明骚扰行为仍在继续，给整个行业带来不确定性，vivo将坚决利用一切法律途径来解决和挑战这些指控。

这是中国企业以投资自建方式出海后，较常遇到的问题。龚乐凡撰文说，2020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自给印度”倡议，扶持印度本土企业，之后针对外资企业的政策围剿大举压上。因此，将出海目的国的法律及政策风险的尽职调查前置极为关键。

印度对进口手机成品和零部件均设有高关税，因此一些中国企业在当地成立子公司、建造工厂，也有企业出于重视和谨慎，选择以高关税、轻资产的方式进入。

矿产资源领域也有相似的情形。作为新能源行业的基础，中国企业数年前就在海外布局。据财新数据，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中资在海外布局的锂矿项目超过50个，投资地集中于澳大利亚、南美、东南亚和非洲等地。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监张江波接受ALB采访时说，近些年能特别感受到海外政策端的压力。

2018年，他们到印尼进行红土镍矿资源开发，在当地开采或初炼后运回国内进行深加工，那时印尼政策法律对此没有太多限制。挑战在于，印尼的矿山资源大多在一些国际知名矿企和印尼国企手中，与这些企业合作，需要拿出高标准的ESG合规计划方案。

随着印尼政府看到世界新能源行业的大趋势，意识到镍资源的重要性，于2020年全面禁止镍原矿出口，倒逼外资公司必须在印尼境内进行深加工，给当地带来税收、就业。中国企业就要调整在印尼的发展模式。

影响当地政策的还有欧美的施压，张江波说，通过政府、国际组织及相关团体的影响，使印尼政府考虑更多地引入欧美日韩企业，参与印尼镍资源开发。该公司选择利用自身优势，协助印尼政府吸引更多这些国家的合作方。

另外，海外国家政局的动荡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龙艳梅说，中国企业找矿多在发展中国家，比如津巴布韦、刚果（金）、印尼等，这些国家较容易出现政党博弈和政府更迭，部分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矿产，资源与政治紧密相连。因此矿产政策的变化，往往是政治风险的外化。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能通过调整矿产存量项目的商业条件，如以合规作为突破口，寻求重新谈判的机会，以增加财税收入。

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具体表现，除上述税务、合规审查和反洗钱调查外，还有国家安全审查、贸易管制和经济制裁。

中国光伏企业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由于美国关税、“双反”调查，和东南亚四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等，光伏企业转战东南亚设厂，从东南亚出口美国。但这种做法的风险依然存在。

2023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对东南亚四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光伏电池反规避调查的结果显示，八家反规避调查强制应诉企业中，五家被暂定为存在规避行为。

由于美国太阳能制造贸易委员会的申请，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东南亚四国进口的光伏电池，启动“双反”调查。受此影响，中国光伏企业或将在美国、中东等地建厂。

除地缘政治之外，不确定性还来自于快速更迭的新兴领域，和一些理念普及后强化的监管。

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整车出口量为279.3万辆，同比增长三成，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为22%。除整车出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海模式有——汽车散件出口、海外组装模式；收购海外品牌、建立产业链等实现“本土化”运营。

2024年，已有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落地匈牙利、奇瑞与西班牙埃布罗公司合作在当地设立合资企业、广汽埃安泰国工厂落地。还有其他多家车企宣布了在海外建厂的计划。

其中，广悦律师事务所为广汽埃安的出海提供了全流程服务。广悦荣誉主席、高级合伙人王敬说，这是广悦第一次做汽车出海的全流程法律服务，在法律合规、市场准入、数据出海、文化差异等方面遇到不少挑战，还涉及与中、泰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不断沟通。

对数据出海，金杜律师事务所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数据合规风险与应对》中指出，迄今，全球有130多个国家通过了数据和个人隐私保护的相关法律，通常，绝大多数商业经营活动都无法绕开数据和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汽车行业也不例外。

上文还称，汽车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售后等多个环节均可能涉及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具体来说，企业有三方面需注意，一是，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性义务，尽管各国有差异，但通过对比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国际主流个人信息保护信息思路，可以找到共通性。

二是，车内个人信息回传的特殊义务。这主要指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新能源汽车，可以通过AI语音助手等，收集声纹和对话内容。对从中国出口的车辆，如果车机平台服务器部署于中国境内，车企则需考虑车内个人信息的回传问题，并遵守当地的数据跨境传输法律要求。

三是，自动驾驶功能或涉及的测绘、数据安全、国家安全等约束。车辆为实现自动驾驶，收集的道路与行人信息可能产生数据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风险。例如，中国将车外含人脸信息和车牌信息的数据认定为重要数据；美国也关注大量数据跨境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在韩国未经有关部门许可，任何人不得将测绘所得的地图、照片或任何其他土地测绘结果携带出境。

为此，小鹏、比亚迪等车企将在海外建立数据中心。

同样，ESG的合规也是关注的重点，它包括遵守国内外环保法规、选用绿色供应商、确保员工待遇合理健康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透明高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

特别在欧美市场，还需注意欧盟的《冲突矿产条例》，要求企业对供应链中的“冲突矿产”合规问题的调查成为强制要求，“冲突矿产”指矿区涉及环境污染、童工保护、恐怖主义等因素的矿产，一旦涉及可能被要求退出相应市场。

据金杜律师事务所《“冲突矿产”合规监管呈扩大化趋势》，“矿产冲突”起源于20世纪初刚果（金）地区冲突矿产所涉的劳工人权问题。近年来，由于被欧美国家、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认定，这一问题有可能加剧严重的暴力冲突和人权侵犯等，监管蔓延到电子产业、通信技术、汽车工业、医疗器械等应用领域。

并且，其所涉地区的定义范围在扩大、矿种有被扩大解释的趋向，监管对象也在全链化。例如，2023年生效的德国《供应链法》（或《尽职调查法案》）要求，所有员工数超过3千的公司，及自2024年员工数超过1千的公司，都须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无论处于供应链的什么位置，都应避免其供应链上出现童工、强迫劳动、环境破坏、员工歧视等行为。

当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地区政策变化，以及新兴产业和国际社会观念变化带来的新的合规要求，中国企业和律师，要做的相关宏观分析，需更加具有前瞻性，以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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