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吴梦奇
来源 | 智合研究院
野生新人
求教无门
进律所第一个半年，徐欣欣（化名）从同事那里听来了一个新称呼：“野生律师”——用来形容像他们这种没有案源和带教律师，收入盖不掉基本支出甚至倒贴成为日常的律所新人。
他们的做法是想方设法自救，找朋友，找同行，找一切能帮自己成长的路子。最初级也最趁手的手段便是各路平台上五花八门的经验分享。
小红书上，一篇《实习律师没人教如何成长丨律师助理自救指南》，两个月便拿下了近1200个喜欢和快2000个收藏——形式简单但胜在全面，小到复印、打印、扫描和寄收快递，大到诉讼开庭的道道程序，无所不包。
评论区齐刷刷的感谢声一片，有人直接表示“这些内容值1999”。
另一篇给实习律师和助理的小建议发布更早，一年下来也收获了800多个喜欢和900多个收藏。评论区除了夸夸，也有苦闷的从业心路历程和零星追问。
徐欣欣展示了她的小红书收藏夹，专辑里塞了足足二三十个类似的tips合集。“有些是带经历经验分享的避雷攻略，有些是单纯的做法流程整合，有的务实，有的有点虚，但偶尔能派上用场，比没有强。”
至于到底用上了多少，她觉得可以参考上学时拿彩色水笔画的考试重点——书上五彩缤纷十分绚烂，考场实战时却总能发现令人眼前一黑脸色发白的漏网之鱼。
她打算往后再去研究下视频教学，因为有位同事在聚餐时分享：“B站（Bilibili）上有些长视频播放量不高但很有帮助，配合食用会更有效。”
互联网上同质化分享泛滥的同时，能被称之为“师父”并言传身教的老律师似乎成了一种“奢侈品”。一位非法本大龄律师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带教律师：手把手教，写的东西开修订改，改完再语音解释缘由。做案子各个流程怎么准备、谈客户注意哪些事情、开庭时给发言机会，还鼓励他迟早会“青出于蓝”。引得评论区直问拜的哪座山哪个庙，为什么这么好的老师自己遇不到……
更常见的情况是“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甚至是老律师单方面压榨新律师或助理——碰上这样的“师父”，律师/律助的离职率自是居高不下。
有律师总结自己的带助理经验，发在朋友圈给同行避坑：“学历越好，书卷气越强，给当事人办事时也更有底线，而学历不那么好的助理，悟性普遍要差一些。”“想要助理留的下来，一要给他看到明确的成长空间，二要让他们发挥最大价值，但同时也别对他们过于严苛。”
最后一点的来源是这位律师的另一位朋友，看似亲切温和的表象下是极度冷漠严格的内里，之前三任助理呆在身边的时间分别是1个半月、4个月和3天。
“很多年长一点的律师还是拿十几二十年前的经验看待年轻人，觉得他们应该像自己一样先熬出头再挣钱，全然不顾不少年轻人的家境已经让他们不乐意受这样的委屈了。”共事十余年，这位律师非常清楚自己朋友的业务能力，但也同样清楚她已经没有多余精力来悉心培养手底下的助理。
“可能是入行的‘学生’太多，而合格的‘老师’太少。”
难带的受教者
想开的带教人
“老师”甚至可能进一步变少。在“野生律师”想方设法自救的同时，不少老律师已经公开发出了“不收徒弟”“不带助理”的声音。
“我从2022年底，就不再带助理了。”
10月底，刑辩律师曾献猛在某文章里如是写道。“而且除了刑事案件，我也不感兴趣。我是亲自阅卷，亲自会见，亲自与办案机关沟通，亲自写法律文书，亲自出庭。”
这篇名为“我不带助理”的短文发布在其个人公众号“程序辩护”上，反响热烈，博得了1.1万阅读量和数十条留言。
除了当事人家属担心律师把事情全丢给助理办影响质量和结果外，曾献猛给出的原因是一方面好的助理不好找，另一方面有的助理刚培养到上手就要离开。“甚至连帮我制作阅卷笔录的助理都不想带。”
曾献猛曾将两个他认为应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放给助理阅卷，让他们把关键证据挑出来，寻找无罪的辩点。“很可惜，他们真的没有一个能够发现，能够找出来。”
他也不是唯一一个发文带火带教问题的律师。5月，辽宁拓华律师事务所的婚姻家事律师张康兄也在个人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提到自己的“三不做”：不带助理、不跟团队、不当合伙人——只愿做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专业化律师。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同样过万。
对于“不带助理”这条，张康兄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好律师得靠案子喂，而她的案件量不够，不愿误人子弟；二是新人好似白纸，大平台、高视野、规范化培养才是正途；三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人来找她说明愿意精研业务，但对这样的人来说，她的传道业已完成，没什么可以再教的了。
三个原因，分别指向资源、平台和专业知识。
张康兄所在的拓华律所地处辽宁大连。而根据大连律协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11月，全市律师人数为5818人——这一数据仅为一线城市的几分之一，但已经领先于国内许多二线城市。即便如此，业务资源仍显得紧张。
平台方面，根据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的最新数据，大连已有4家律师百人以上的律所，分别为盈科、京师、大成和中联的大连分所，其中规模最大的已经逼近200人。相比之下，律师不到20人的拓华在平台体量上确实不占优。
而对于需要靠业务“养”出来的专业知识，在像大连这样的二线乃至更多三四线城市，小体量律所越来越不具备和全国性品牌竞争的能力——这本质上也是平台带来的附加影响。
“我不带助理，没有必要为了多挣钱多接案件，能做几个案件就做几个，何乐而不为呢？”文章结尾，曾献猛这样写道。
在50人以下中小型律所仍占律所总数9成以上的当下，曾献猛和张康兄这种“人间清醒”的自我认识正博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结构性短缺
还是旧秩序崩解？
一面是老律师不愿带教，一面是新律师缺乏师资。两相叠加之下，会不会导致未来律师人才的断层？
此前也有公号发文讨论过律师宁愿自己办案也不愿带助理的问题，评论区最前排的留言是：“律师助理学成就跳槽的问题不解决，律师永远不会喜欢带教。”
建工律师杨元（化名）援引了某位心胸开阔的日本前首相对于生育的观点，其大意是：不生孩子不是自私，生不生孩子要交给本人来选择，也应该交给他们本人选择，但是我们要为想生孩子的人创造适合生育的社会环境。
“同理，不应该去指责那些不愿意带助理的律师，也不应去否定学成就跳槽的律师人品，而是应该想想办法改造环境，争取让更多律师乐意主动带助理。”杨元表示。
在他看来，“师徒制”之所以越来越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机制更新没有跟上版本”。“早年师徒制能盛行，是因为市场大而律师少，同时律所规模小，人际关系简单，也很难出现利冲。师父把徒弟带出来之后，就算徒弟不独立出去，也可以各做各的案子，不怎么影响收益。”
而今，法律服务市场的形势已然大不一样，规模律所林立，不少业务也已经步入竞争激烈的红海。“我知道的有些老律师带徒弟还是用的老一套教法，但是时间精力不够用，徒弟只学他的话上探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很容易有矛盾，反目成仇的也不是没有。”
“老师”的教法已经落后，与此同时，新兴的体系仍处在探索当中。
“每次谈到律师团队，我都会拿自己的父亲作例子。”天同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主任徐菲繁曾在文章中如是写道，“老徐律师未带过徒弟，也从未组建过团队，遇到大案、疑难案件时也只是合作办案，根据贡献分成。”
“父亲这样的状态是中国律师很典型的一种存在。独立律师作为案源的开拓者、提供者、售后服务者，完全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做一名优秀的律师、成功的律师、高创收的律师。”
等到徐菲繁成了“律二代”后，从业者人数已经翻了几番，律师建立自己的团队渐成常态。她考取了国家一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撰写了律所专门管理书籍《团队为王：打造卓越律师团队》。她的观点是，律师人力资源管理日趋成为制约律师和律所发展业务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律师本就是最聪明也最难管的一群人：普遍高学历，崇尚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最关键的是自带生产力不用看老板脸色——合伙人彼此平等、决策靠民主投票的合伙制律所放大了这一特征的负面影响，使得律所决策（尤其是涉及大额支出的决策）时常为低效困扰。
也因此，对律所内部管理运作制度的革新实践自90年代初期起持续绵延了30余年。有律所学习外所的“公司制”并进行本土化改进，也有律所大踏步走到了职业经理人阶段——这一过程中，大批新律师涌入规模逐渐膨胀的律所，师徒带教制的效率越发落后，新的人才培养方式也在管理革新的过程中逐渐被开发出来。
比如杨元所在律所实施的“律师池”制度，会将刚进所的新律师和助理放进一个公共池，通过一套合作调度机制来让他们根据律所需要参与不同合伙人的业务项目。“好处是你能跟很多不同大项目，能有很多不同师父，能测试不同业务和自己的相性并充分试错。把握好这些机会，成长速度有可能很快。”
“坏处是你很难真正从某位师父身上学到真材实料，一方面你和他接触和学习的时间不够，很多细节捉摸不住，另一方面筛选没结束前，对方一般也不会愿意给出真货。”
而今，经济形势愈发复杂，市场竞争也在加剧，每年新加入法律服务行业的律师仍有数万之多。这些新增的生存和成长需求会被激烈的内卷分流掉一部分，但更多则会汇作激流，一点点影响和带动整个行业的培养带教体系发生变革。
“不管怎么变化，律师这个行业，一颗不懈求知的心总胜过万千独门秘诀。”杨元如是总结。
本文作者
吴梦奇 智合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关注行业动向与律所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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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吴梦奇Scott
编辑 / 顾文倩Aro
分类 / 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