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向来是古代王朝的一大顽疾。拿清朝的雍正皇帝来说，为了避免贪腐，选择给员工涨工资，建立了养廉银制度，以达到高薪养廉的效果，可是没想到，这个养廉银制度一经出台，却更加助长了官员贪腐的风气。今天呢，我们聊聊这个养廉银，为什么它养不了廉呢？
公元 1723 年，康熙驾崩，雍正登基。外人看来，大清帝国在此时蒸蒸日上，形势一片大好，可雍正一上台呢，便犯了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老爹康熙只给他留下了 800 万两银子。按当时朝廷的收入，一年的盐铁税加上地方的税收，大概能有 3,000 万两左右。那这些钱都花在了哪呢？
我们知道，国家的一大消耗是对外战争，可是上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是和准噶尔决战乌兰布通，那已经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既然这钱不是国家花的，那基本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地方官员把应该上交的税收给扣下了，没交给中央。
所以我们看，《雍正王朝》中有一个名场面，刚刚登基的雍正皇帝决心清算账目，把各地官府亏欠的税银追讨回来。但后来呢，雍正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仔细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这帮官员的日常开销，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工资。据记载呢，雍正初年的总督，一年的收入大约是 180 两，但他们的开销却是收入的几十倍之多。比如说当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一年的硬性支出就达到了 6,000 两，就这还算清廉的，有些官员讲起排场，一年甚至需要三五万两白银。查到这里，雍正帝再也不敢往下查了，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时官场整体的风气就是这样，要是再往下查，就相当于扒了清朝官场的遮羞布。
官员们呢，除了自己一家的生活开支之外，还要养活师爷、仆役、幕僚等一大帮人，而且下到县令，上到总督，都免不了上下打点。领导过生日了，要送生日礼；新官到任要送贺礼；拜见官员要送见面礼；自己被调任其他地方还要送送别礼；赶上逢年过节，还要有节日礼。雍正二年，有个巡抚，一年送节日礼就达到了 5 万两。
那官员平日这么多硬性支出，从哪里来呢？无非就是从地方的税收，加上对百姓征收的火耗银，一点一点克扣出来的。我们知道，自从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之后，百姓们缴税的方式，就从粮食变成了银粮。老百姓呢，把零散的税银交上去之后，地方官要把税银融化做成银锭，再上缴国库。银锭在铸造的过程中呢，会有损耗，官员们就会提前多收一点，这个就叫做火耗。但火耗这玩意，可操作的空间非常大，反正到最后也是百姓买单，所以通常地方官征收的火耗呢，往往超出实际的损耗，这多出来的部分，就纳入了官员们自己的腰包。
后来呢，有些人开始给雍正上书，说官员们人情世故、硬性支出不是一下子就能根除的，如果还要保障朝廷的税收，就得给官员们增加合法的收入。别看雍正皇帝虽然抠门，他还真同意了，给官员们涨工资。怎么涨？动用现在的国库肯定不合适，因为国家呢也不算富裕，那就从平时的火耗银里边做文章，把火耗标准化，由朝廷统一征收和分配。
于是呢，雍正二年，朝廷正式在全国开始推行火耗归公，火耗银呢，进而演变成了合法的征税，而这笔多出来的税收，正是被雍正拿来增加官员工资的养廉银。根据《清会典事例》中记载，当时两江总督的养廉银能达到 2 万两左右，基层的县令，一年的养廉银大概是 1,500 两左右。
该说不说，雍正这套制度确实很理想，将火耗制度标准化，由中央统一征收，再二次分配，既增加了官员的工资，又能避免官员对百姓胡乱的征收。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呢，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很多地方在征收火耗银后，并没有直接上交中央，而是就地转化为养廉银，这一下子又打回了解放前，官员们自己征收，自己分配，这就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分配不均和贪污腐化。和你关系好的官员你多分一点，不好的官员你少分一点，甚至不分，操作空间非常大。
雍正去世后，年轻气盛的乾隆拳打金川，脚踢回部，平定准噶尔，多次的征伐呢，使得军费缺口很大，很多官员为了筹措军费，就直接挪用了下属的养廉银，而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管理漏洞，乾隆竟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我们知道，潘多拉的魔盒一旦开启，就很难关上。逐渐地，各地的官员都开始克扣下属的养廉银，美其名曰是应地方开销，实际大部分都流入自己的口袋。除去打仗救灾的费用，乾隆六下江南，地方官员也是用养廉银来招待他。此外呢，这位乾隆皇帝，还破天荒的搞出一套 “议罪银” 的制度，就是用银子来赎罪，有官员犯错，按照错误大小上交银子就能免于责罚，导致乾隆皇帝统治的中后期，偌大个清王朝，居然没有一位官员因为犯罪而受到处罚。这些议罪银呢，其实也是来自于官员们自己的养廉银。
当养廉银又被上交朝廷之后，官员们又可以以财政亏空为理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本来养廉银的初衷呢，是为了防止贪污腐败，兜兜转转一回来，反而还加大了贪污现象，最终呢，还是底层百姓去买单。看似养廉银是给各级官员的养廉补贴，但当朝廷和地方财政需要钱时，又可以随时把这笔钱收回。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官员们的养廉银被不断地挪用、回收，为了保障开销，就只能从百姓的身上去寻找空缺，大清的财政，进而又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