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先生已离开人间了，然而他在中国考古学上所留下的功绩，是永远不会消灭的；他的忘我的服务精神，也是永垂不朽的。他用意志的力量和病魔奋斗了许多年，使脆弱的身体坚持到最后的一刻钟。但是，他终究撒手离开我们了，能不使我们悲痛！最后这一次他进入医院，头一星期恰巧和我同住在一个病房里。我们因为遵照医师的吩咐，竭力避免谈话过多。在谈话中，他仍是非常关心和重视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他说他自己的身体太衰弱，这次病假虽已休息了4个多月仍没有恢复过来。这一次进医院检查身体，希望将病根找出来，好好地治疗一下。只要能恢复到普通人的一半工作力量，便可心满意足了，便可更好地为人民的考古事业服务了。梁先生谈到中国考古学的远景时，似乎面前呈现出一幅壮丽的图画，他的惨白的脸上便泛起了微笑，希望他自己能亲手使这一远景实现得更早和更美。谁知道，梁先生进院不到一星期，便因夜间着凉而得了重感冒，病况恶化，多方救治无效，于4月2日下午去世了。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20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30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殷墟第十一次发掘成员合影，左起：王湘、胡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燿、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摄于1935年春
未病以前，梁先生确是野外考古工作的头等人才，不仅工作技术方面是头等，更重要的是那种负责的精神，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遗漏细节。小屯殷墟发掘工作的头几年，参加的人都是没有受过正式的田野考古训练的。大家都在暗中摸索，想由尝试和错误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梁先生参加工作后，才加以整顿，面目一新。他费了大力来改进田野考古技术，拟订各种记录表格，组织室内整理工作，训练年轻人员，使一切都渐入正轨。梁先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过考古训练。我们知道今后应当采取苏联的先进经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古学加以批判；他自己在解放后也已朝着这一方向走。但是20多年前摆在中国考古学者面前的主要任务是：怎样使封建制度下的金石学推进到现代资本主义式的考古学；怎样使半殖民地的由帝国主义“学者”所组织所直接指挥的中国田野考古学变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的，有相当科学水平的中国考古学。在这一方面，梁先生那时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安阳小屯以外，他还参加过或领导过安阳后岗、侯家庄西北冈、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黑龙江昂昂溪等处的发掘工作，又曾由黑龙江穿过草原到热河赤峰林西一带做过调查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更累积了这许多年在国内实地工作的经验，到了主持西北冈殷陵的发掘时，可算是梁先生的野外的考古工作的最高峰。那次规模的宏大，工作的精细，收获的丰富，在国内几乎是空前的。不仅在野外考古工作方面，梁先生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并且提高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科学水平，替中国的“锄头考古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就是在室内研究方面，他对于中国考古学也有许多很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成绩更为卓越。他曾对东亚的考古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又曾对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做过深入的钻研，后来将研究的结果，写成论文。他所编写的考古发掘报告，都很细致谨严，同时又能从大处着想。他反对那些空洞的报告，以为它们“没有注意到实物的叙述，只发表一些推测和结论”。所以他自己特别注重实物的分析和表现。他以为鉴定一个遗址或一文化层，不能仅利用其中一两件孤证以作推论，而应该注意到它们各方面的特征。他自己所写的报告，描述都很详尽，论断也很审慎。谈到考古学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我们知道在那时的中国这还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还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现今我们对于中国北部新石器时代能有一个大概的轮廓，这与梁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中国北部有三种主要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便是：长城以北有细石器文化，长城以南则西部有仰韶文化，东部有龙山文化。梁先生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个注意到细石器文化的人。他于1930年到黑龙江去发掘昂昂溪遗址后，便转道通辽到热河调查。在热河境内所走的路程达1000里以上，调查了5处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他根据所得的材料，写了两篇考古报告，使我们对于蒙满草原的新石器时代有了更多的了解。据先生的研究，热河和东北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的分布，“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区域：西辽河以北之热河同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为一区，打制石器及印纹（至少在热河）陶器；辽河流域（广义的）为一区，磨制石器”；二者在老哈河流域相接触。先生在昂昂溪发掘所得的材料，几乎是几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唯一的墓葬材料。一般的细石器遗址都是地面的遗存，仅出些石器和碎陶片，共存的关系不明确。昂昂溪墓葬是伸展葬，随葬品有完整的陶器、碎石髓、磨制石斧、用细石器为刃的骨刀和骨制鱼镖等。城子崖的发掘报告是先生主编的，这本报告的出版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我国考古学者自己独立发现的一支新石器文化，又由自己来发掘来整理后加以发表的。遗址在山东历城的龙山镇。发现者是吴金鼎先生，但是主持第二次发掘和阐明这发现的重要性的，实是梁先生。后来在山东沿海、河南北部及东部、安徽北部发现了相似的遗址达70余处。因为第一次发现的地点是龙山镇，所以叫作龙山文化。这文化的一般特征是：生活以农业为主，已有聚居的村落。遗址中有圆形白灰面、炉灶和窖穴。陶器方面有一种制造精巧的黑亮坚薄的黑陶；此外也有深灰色及褐色的陶器，器形有圈足的皿、豆，平底的杯、罐、盂、盆，三足的鼎、鬲、甗、鬶等。陶器纹饰，除平行的凸脊凹沟之外，还有刻纹和印纹（包括篮纹、方格纹和绳纹）二种。另一特征为大量地使用蚌器，制成刀、锯、镞、环及垂饰。石器有斧、锛、刀、镞等，骨器有锥、笄、镞、针等，又有凿灼的卜骨。死者埋于居住区中，间有俯身葬。但是未有文字，也未发现铜器。这文化比仰韶文化更接近于小屯的殷商文化，实是中国考古学上很重要的发现。梁先生对于这发掘报告，除了自己撰述的几章之外，还对全部原稿都细加审阅和修改过，他又另撰《龙山文化》一文，是迄今为止的介绍龙山文化的最精辟的一篇论文。在这文中，他综合鲁西、豫北、豫东、皖北、浙西各处的龙山文化的材料，依它们的特征加以区分，并且指出小屯的殷商文化中好些元素，例如：陶器中圈足的皿、豆，空足的鬲、甗，器盖的流行，一部分纹饰母题，石斧、石刀，蚌器，卜占，和俯身葬，都是接受龙山文化的遗产。殷商文化继承了它，而又加以发展。梁先生的1931年安阳后冈发掘工作，是城子崖黑陶文化发现后中国考古学上另一个极重要的发现。在这里第一次依据地层上的证据，确定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新石器文化的先后关系，以及二者与小屯殷墟文化的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1921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现后，有些学者对它的年代颇加怀疑，以为也许是殷周时代杂居于这一带的落后部落的遗物。据文献记载，东周时伊洛之间不是仍杂居有“陆浑之戎”吗？龙山文化发现后，只知道它较东周为早，因为它的上面压有一层东周时代的遗物。至于它与仰韶文化及殷墟文化的时间关系，当时还一无所知的。后冈的发掘工作，发现了仰韶、龙山和殷商三种文化各自成层的堆积，上下相叠，顺着层次自上而下地掘开后，各层文化的内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便很清楚地见到了。因之，便解决了这个中国考古学上的悬案。先生将研究的结果，写成了两篇论文发表。后来在安阳侯家庄高井台子、安阳同乐寨、浚县大赉店也发现了相似的三层堆积，更证实了后冈工作所得的结果，至少在河南的北部是完全正确的。梁先生主持的安阳西北冈殷陵的发掘工作，对于殷商文化的了解，供给了很重要的资料，大有助于殷商社会性质问题的解决。安阳发掘自1928年开始后，西北冈的发掘以前，差不多每年都进行工作，但发掘地点限于小屯及附近的几处遗址，其中不是废弃后的居住遗址，便是些简陋的小墓葬，实在不足以代表殷代文物的全貌。所以有人以为当时还是金石并用时代，还是原始氏族共产社会。西北冈殷陵的发掘，揭露了当时阶级社会的真相。所发掘的几座大墓，都是规模宏伟，深达12米左右，墓口广袤都达20米左右。墓道上和附近的排葬坑中，都是些殉葬的奴隶，许多是身首异处的。当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手工业，制造出许多优美的物件，放在墓中做随葬品。青铜器有两个方鼎（牛鼎和鹿鼎），重达千余斤。一大批的青铜礼器，都是制造优良，花纹精美。此外还掘出雕刻精致的立体石刻（石枭、石虎等），纹饰绮丽的花土（原来大概绘在木板上）以及优雅的玉饰和铜制车饰。这些都是以前在小屯所未掘到的和以前所不知道的。有了西北冈殷陵的大发现，我们才对于殷代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及其社会组织，能够有了新的认识。梁先生于1935年秋将西北冈殷陵的发掘工作结束后，便以全力从事于报告的写作。因为城子崖报告是他就各人分撰的草稿加以改编的，费力很大，而有时为着迁就原稿仍保留着若干缺点。所以编纂西北冈的报告时，他就决定独立撰写，以便“一气呵成”，可以得到更完美的结果。不料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打断了他的原来计划。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着机关撤退到长沙，又经桂林入昆明，最后搬到四川南溪李庄。就是在这种辗转流徙的情形下，他仍旧一有机会便取出标本，加以整理。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平；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1942年梁先生肺病转剧以后，便长期偃卧病榻，不能起床。抗战胜利时，他到重庆去施行大手术，将肋骨截去6根，使受害的左肺萎缩下来。他的勇敢和忍耐，获取了初步的战果；加以他夫人的细心护理，使他复员到北平后居然能逐渐恢复健康；但也只能躺着看书写信，在天暖时扶杖到院子中小坐而已。北平解放后，他看到人民政权的建立，很感兴奋。新的社会使他产生了新的力量。他抛弃了七八年以来的蛰居休养的生活，愿意出来为人民的考古事业服务。1950年考古研究所成立后，他任副所长，更是积极工作。虽因体弱不能出门，但仍参加或主持在所内召开的各种会议。他的体力不及普通人的一半，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在分量上和质量上，恐非几个普通人拼凑起来所能抵得上的。他在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直到1952年1月，在长沙接到他的两封电报、三封快信，才赶回来分担他的工作。那时他卧病在床，病势已不轻，需要好好地休养。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只要病体稍有好转，他仍是计划和领导所中的工作，1953年夏间发现了血压高到210度后也仍是如此。后来领导上决定从10月起叫他完全休息6个月，所中一切事都不要去找他商量。他是为着假满后上班工作做准备，才进医院检查。谁知道他的心脏病已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他死时，连6个月的休息还没有满期呢！梁思永与原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人员合影，左起：丁声树、郭宝钧、程文质、魏善臣、王伯洪、张文熊、马得志、王希孟、梁思永、窦珍茹、丁始玉、贾振华、傅靖、赵铨，摄于1950年春
梁先生人很聪明，同时又非常勤奋。晚年虽在病中，只要精神稍好，仍是手不释卷。他有相当的自信力，做事果断，但又没有骄傲和自满的情绪，别人如能提出理由来说服他，他是很愿意接受意见的。考虑问题既细致，又全面，同时顾到实际。有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又肯用心思索，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他和年轻后辈谈话的态度，能引起人的尊敬，但又并不使人感觉到在他跟前局促不安，不敢发言。他和新来的人员只需谈话几次，便能了解他们，从外表一直了解到内心。审阅文稿，尤其是校改年轻朋友的文稿，非常仔细而负责，必要时他很直爽地叫人拿回去重写过，再送来给他校改。他过去虽是接受的资本主义教育，但对新事物极为敏感，并且很能接受。加以他对于考古学的业务方面的熟练，让他来领导新的考古事业，实在是最适当不过的。事实上，他也确是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核心。他的尽量组织所内及所外的考古工作的力量和竭力培养青年干部这两项主张，也是非常正确的。解放后几年来，中国考古研究工作方面的成就和发展，是和梁先生的努力分不开的。现在梁先生永远离开我们了，这是中国考古事业无法补偿的大损失。解放后，中国考古事业正在大发展，梁先生又恰处在领导这事业的地位，正是大可作为。现在，他亲手所草拟的考古研究所五年计划，刚实施了一年，他竟匆匆离开我们了。他的心血已经耗尽，脑汁已经绞干，但是他的精神和功绩是永存不朽的。我们只有忍住悲痛，继承梁先生的遗志，团结一致，继续为人民的考古事业的发展而努力！他的忘我地献身于祖国科学事业的精神，将永远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作者：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片均选自梁柏有编著，《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故宫出版社，2016年8月。
原文刊于《新建设》1954年第6期，后收入夏鼐著，《夏鼐文集》第四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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