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我们先分离和放逐 | 随机信箱

04

妈妈出走于婚姻，我出走于不适合的社会环境

建国，适野，之琪，

你们好。

听完第142期“如果世上没有娜拉的目的地，我们就去创造”这期博客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妈妈终于决定离开腐烂的婚姻和那个村子，她让我收拾好东西，我们一起离开，我在纠结到底该带什么离开，为不知道到底该带什么东西离开而着急的时候惊醒。醒来我忽然明白我为什么会做这个梦。

其实这个梦境是曾经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情。是我十几岁的某天，妈妈终于下定决心出走，在短短十几分钟她就收拾好东西，牵着我和弟弟的手，离开了那个噩梦般的地方。其实她大部分东西都没带，后来奶奶还把她的很多衣服都剪了烧了。她如此决绝快速的离开，我到现在才想到，其实她一定在心里预演了无数遍。

那为什么在我的梦里，着急惊醒的人变成了我？我想，是因为我也在进行一场出走。我的出走，不是出走于家庭或是婚姻，而是一种社会环境。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和老公都泪流不止。这里是我们相识、相恋的地方，我们舍不得构成我们生活的一切。“一切变化，就算是最令人期待的变化，也有忧伤的一面”。带着我们的三只小猫和一只小狗来到英国确实不容易。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出走，而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出走。“如果世上没有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就去创造。”

我感觉到，随着代际的变化，女性出走原因、路径以及出路都在变化。我的妈妈出走于婚姻，我们出走于不适合的社会环境。妈妈出走后抚养我和弟弟长大真的很不容易，但她从来没有回头。“在此之前，她的身体和精神已经死过太多次了，她不会因此丧命。” 我真的非常感谢她的出走。

最后还想感谢一直以来随机波动给我带来的陪伴和鼓励。祝大家都出走快乐。

祝好，

YY

05

幸好人不是树，人的脚必定是用来走路的

亲爱的适野、之琪、建国：

第一次收听随机波动，正好是你们和小庆聊刘小样的那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个夏天的午后，我坐在家里一个小小的、四方的书房。与其说那是个书房，倒不如说是我家客厅的一小节尾巴，除了一张旧旧的老式办公书桌和椅子，再容不下别的。这间书房没有门，隔开它和客厅的是一面半米长、八层的镂空书架。在这一天的两年前，这个书架上放满了关于电影、艺术、文学的书籍，而这个时候已经被考公习题集堆满。书架的另一半是联通客厅和小小书房的框，没有门，家里人可以透过书架和这个框清楚地从客厅看到我在书房的举动，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过去漫长的13年里，我早就掌握了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呆、偷看小说、憋笑、偷偷自拍的能力，可能是长期“自觉”不表露情绪，在听完这期节目后，即便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只是坐在那小小的四方空间里安静流泪。

而听到最新这期节目的我，正坐在从成都回贵州小小县城的高铁上。在听到《娜拉归来》中娜拉和女儿对话、她不愿借“假死”以另外一人的身份活下去时，我在这辆空荡的高铁上流泪。

来说说关于我的“出走”吧。除了小时候因为不听话被揍得短暂跑出家门之外，我愿称之为“出走”的行为大概就只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我大三结束的暑假。

我大学念了一个让我很痛苦的专业，选择这个专业是我和父母小小博弈后的失败，我选择了在长辈眼里“好就业”的财政学，即便高考前我就表达过想学习编导、传媒的意愿，他们也只当是小孩子白日做梦的玩笑话。财政学需要学习很多数学类的课程，而我是一个严重偏科的人，严重到高考数学不及格，但是靠其他学科考上了一个不错的重点，而我的偏科到大学加剧了这种痛苦。除了专业不是想学的之外，数学类学科的吃力也成为我痛苦的来源。大学4年，我高数课就挂科了3个学期，一起挂科的还有线代、统计这类数学类课程。由于成绩靠后，我断了想在大学转专业的念头，就这样边挂科边痛苦地熬到了大三暑假，我已经在准备跨考电影学专业的研究生了。

暑假正是准备考试的时间，这个时候我的小叔准备在上海结婚。爷爷家在云南毗邻贵州的一个小村子，而小叔的结婚对象出生在上海的干部家庭，即便大家都在努力告诉自己人和人没有什么不同，不用自卑，但自卑还是藏在爷爷为参加婚礼用钢丝球搓自己满是老茧的棕黑的手里，藏在奶奶在集市染发时染料粘在后脖颈难以洗掉的黑色里。婚礼完成得还算顺利，除了我在婚礼上因巨大的落差中途缺席之外。爷爷奶奶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爸妈就让我和16岁的堂弟带着4个老人（还有小爷爷小奶奶）去旅游一趟，旅途中有些挫折困难，好在也是完成了老人家出去走走的心愿。14天后，我们回到了云南的小村子。我想这次婚礼和旅行，落差不止是在我心里，也在弟弟心里，在一辈子没走出过云南的老人心里。

回爷爷家的第二天，我们就上去干活了，因为父母在城里教书，我从小就在城里长大，对农村生活并不熟悉，在农活上更加笨拙。爷爷脾气不好，村里小孩子都怕他，不知道是不是旅游的这几天失去掌控感太久，回到了熟悉的土地上又找到了掌控感，他这天的脾气尤为大，这天他不是怪牛吃了栅地的灌木，就是怪堂弟在树地里走路没深没浅，堂弟在他不断地呵斥中沉默地干着农活，而我压抑着心中的不快，背着装满蒿子的背篓跟着堂弟往返与两块距离不远的田里，我俩沉默地一前一后走在田埂上。在准备跨过一段栅栏时，远处传来爷爷呵斥的声音，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他骂的是我还是弟弟了，大概就是骂“干活慢，白吃饭了，白养你这么大了”。

这种谩骂在爷爷家常发生，甚至是年节的饭桌上，他也常和父亲叔叔们起争执，小一点的是骂两句大家沉默，或者就是摔碗砸筷地暴怒。而那天不知道是因为长时间没准备考试的焦虑还是背上的背篓太重，亦或是太久的压抑，我在这句谩骂还没结束的时候，我尖叫着猛地将背篓甩在了田埂上，转身就往山下跑去，顺着那条盘山公路一直跑，眼泪喷涌出来，脑子里只有跑这件事，闪过的还有电影《四百击》里最后奔跑的男孩，也能清楚地听到因为过度换气，气流在嗓子里摩擦的声音。我就这样一直跑，直到跑到有农村客运的山脚集镇，听到身后一群狗叫。我发现爷爷家的狗一直跟着我，这只狗叫乌嘴，它小的时候因为追爷爷的鸽子，被爷爷拿很粗的棍子打过，打到嘴角出血，我那天也因为忍受不了狗狗的哀嚎，跑出家门过。而它此时正在被镇上的狗围攻，大概10几只狗围着它狂吠，我担心它被咬死，转头又走回去，在路边捡起了几块大石头，朝那群狗的脚边扔去，就这样一边跺脚一边扔石头，把这群狗吓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什么都没带，只带了手机。

那是2016年，移动支付在这样的小村庄还没有普及，我甚至都没办法换钱去坐车，只好给镇上的朋友打了电话请他们在镇上等我，帮忙付车费。车子在等客的时候，父亲打来电话，怒斥我的不懂事，让我滚回去，我回了他一句“你才滚”就挂了电话，乌嘴趴在车边等着我，但是我不可能带走它，只好像吓唬那群围攻它的狗那样，把它往爷爷家的方向赶，它最后好像懂了一样，往山里走去。之后我在镇上的朋友家借住了大概三四天，最后回到了城里的家，这次的“出走”在我和父亲短暂的冷战后结束，我开始专心准备自己的考试，直到过年，我又回到了爷爷的小村庄，没有人再提起过我的这次“出走”，我也无从得知那天我跑了之后家里的事，对于我和我的家人们来说，这件事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第二次出走发生在去年，而它酝酿了半年之久，还是以失败告终了。17年夏天我从学校毕业，继续准备考研，19年初在第三次考研失败之后，我爸妈不再允许我考研，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很严重地失眠，甚至在开车的时候分不清刹车和油门，好在是这段时间没有经常开车出门，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在连续无法入睡一个月后，我独自第一次去看了医生，确诊抑郁后开始秘密地吃抗抑郁的药，期间所有外界的声音都是你去考公。在一次午饭时，我母亲提出要求我去上考公培训班时，我又爆发了，我冲到厨房拿起菜刀，想要自残，但是父亲冲进来阻止了它发生，在母亲的质问声中我拿出症断书和药，而我母亲的应对方式是从第二天禁止我再吃抗抑郁的药物，她把我的药藏起来，开始带我爬山、运动，但这些无济于事，反而因为每天无法入睡而第二天需要早起爬山加重了身体的不适。直到某天再次爆发争吵，妥协的办法是我去昆明上考公培训班，她允许我继续看医生和吃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她允许我去看医生，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的伴侣有私下在和她沟通，甚至我的发小的父亲也和她聊过。20年疫情很多事都停滞了，大型的招考也在不停推迟，期间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事业单位、国考、省考几十次，报名表、车票、参考的核酸检测证明堆了厚厚一打，我爸妈把它们收起来，说这是证明、是勋章。

21年在市里的机关单位作为编外人员短暂上了一年班之后，22年夏天我考上了贵州一个县城的公务员，入职前，我就在计划着出走，想要在公务员服务期结束后，存下一些积蓄，离开体制内。而22年11月前后，在学习压力和工作压力下，我的抑郁症开始严重，又回到了18年夏天的状态，县城里没有心理咨询师，伴侣帮我在网上预约咨询，因为心理评估后状态很差，自杀倾向很严重，咨询签约就需要父母签署知情同意书，于是这次心理咨询只能在我父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好在这次我爸妈并没有阻止这件事，我开始了18年确诊以来第一次咨询。22年年底，防疫政策开始逐渐放开，家里的老人开始被影响，23年年初，我最爱的大姨因为本身刚刚结束胰腺癌的治疗，无力抵抗病毒，在春节前的一周离世了。大姨是个温和、从不发脾气的人，像很多东亚妇女一样，她的一生都锁在家庭上，几乎没有过“为自己”的时刻。外公在文革的时候因为成分问题想要自杀，是年幼的大姨拉着他问他“爸爸你要去哪里我也要去”，才阻止悲剧发生；在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里弟弟妹妹太多，她从家里走出来修铁路补贴家用，再到和大姨夫结婚。大姨夫是个纨绔子弟，嗜酒如命，因为爱喝酒得罪了领导，导致大姨失去了本可以转正的工作，即便是胰腺癌痊愈后依旧还在喝酒，大姨因为他的胰腺癌，一直在照顾他，四处求药，烧香拜佛。她是这个家里唯一一个没有逼迫过我考公的长辈，只是在得知我失眠的情况时去搜集偏方，在我参加各种考试的时候诵经念佛。操持完她的丧事之后，我反复在想自己的人生，我不想像大姨一样被困住。

过完春节回到单位，更大的学习压力和工作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我们系统需要在入职的第一年完成执法资格考试，而这个考试又和单位的绩效挂钩。这些事给了我很多压力，加之对体制内和县城生活的厌恶，以及因为大姨离世带来的一些思索，我在2月底提出了取消录用的申请，想要提前完成“出走”，提交申请的那个晚上，原本皱巴的世界在我脑袋里缓缓展开，我感受到久违的自己在向我招手，但这件事在家里和单位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我的母亲，她在我提出申请的第二周，从云南赶到了小县城。我在持续两三个月的咨询后，开始找回一些自我和状态，在努力应对工作、学习、生活的同时，处理着因为申请取消录用需要走的一切流程，当然也开始平静地和他们沟通，但是我的母亲无法接受这一切。她到来之后，我的独立空间开始被侵占，即便我已经够平静地和她沟通，但还是避免不了争执。一次是因为她以同事“姑妈”的身份偷偷跑到单位去，导致同事吓到去查监控；一次是她提及我的伴侣，询问我和伴侣关系（我的伴侣同样是女生），我决定不再隐瞒自己取向，向她出柜，造成一次小小的争执；一次是她开始迁怒于我的心理咨询师和伴侣，将我取消录用的所有问题归咎于我做心理咨询，并和我的咨询师以及咨询机构发生了冲突，转而在微信上怒骂我的伴侣，禁止我再进行咨询，即便我的咨询师安慰我这样的冲突是在他们可控的范围内，不必挂怀，但我因为无法平衡的愧疚感渐渐中断了咨询；还有一次是她清晨起床突然失控开始骂我，说我们一起去死，在各种事情交织的瞬间，防线崩塌，我大叫着好啊就一起去死啊，拉着她出了门。那天是县城的集市，我的衣服甚至都没穿好，可能是人太密集，看我们争吵的人聚集起来，她的羞耻心迫使她先我一步恢复平静，在我穿着拖鞋狂奔的时候她拉住了我，紧紧地捏着我的胳膊，我因为抑郁的原因暴瘦了大概10公斤，根本没有办法在力量上与她抗衡，而我也因不断地啜泣突发呼喊，突然失去了力气，在我呼喊恢复正常后，她开始又扮演起一个通情达理的母亲形象。就这样，我和母亲的同居生活因为表姐在上海的婚礼被打断，参加完婚礼后，她回了云南。

接着是我的父亲，他在得知我取录的事后暴怒，在五一假期的时候，他把我叫回云南，理由是他需要动肠道息肉手术，并将病情归咎于我，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他的病情在于他长期饮酒吸烟以及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上，这个息肉在我提出取录前就长期存在于他的肠道，和我没太多关系。

五一结束后我继续在工作、学习、生活中不断应付着大大小小的组织谈话，应付着单位上上下下关于我取录的流言、议论，期间因为我的取消录用需要与父母谈话他们来到这个县城两三次，但我依旧坚定地表达我取录的需求，事情也朝我想要的方向在发展，直到8月的到来，因为一些“巧合”或者说是“意外”，我的取录进程在全家人的努力下被中断了，我的这次出走彻底失败，这也让我认识到我身上的懦弱、虚伪以及弱小。

说来也是巧合，敲打下这些字的时间，正好是我的“出走”失败的一周年，过去的这一年，虽然不断告诫自己需积攒力量，稳当一些再往前走，但我还是因为出走的失败萎靡地生活着，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契机，去告别过去一年萎靡的生活。去年取录的时候，我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鼓励自己：

“这些年和我父母的博弈里让我明白的道理就是，他们和我的世界正在剧烈地撕裂开来，而我在不断地自我放弃和自我毁灭里意识到，一旦我松懈写来，让他们帮忙驾驶我人生的车，这辆车就很难会朝我想的方向去行驶，或者彻底进入失控的状态。这也让我更加清楚地认知到，要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必定一位着和你熟悉的、养育你的土壤彻底地、决绝地分离，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物理或是心理。把自己从熟悉的语境里放逐，大概是我能帮到我自己的必修课。幸好人不是树，人的脚必定是用来走路的。”

过去的28年，母亲的脐带一直缠绕在我的脖颈，我想我会有一天剪断这条脐带，会有一天能驾驶我的车，也会有一天成为出走成功的人。我会怀抱这样的希望去生活。

祝所有“出走”的娜拉们，可以选择不用归来。也祝我们能努力创造娜拉们的目的地，我们的疆域一定大于刘小样的平原，大于目光可及的一切。更祝随机波动永远波动。

永远爱你们的Leo

2024年8月18日午后

06

按头品尝了失权的痛苦的滋味，然后凭借着信念走出来

你好，随机波动，我是鼹鼠，听了最新一期娜拉出走的播客有感投稿。

从来没想过出走这个“逃难”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我自己以为接受了多年高等教育，在海外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由于从小学习成绩还不错，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父权”的压迫，除了爸妈在读硕士之前还是会用经济支持来道德绑架之外。读硕士以后我就实现了经济独立，博士拿全额奖学金，所以我曾经一度以为我就“走出来了”，走出来旧的女性叙事，我学到了经济独立是基础这个教训，也获得了知识和学历，获得了看世界的经历。我那时候以为我的女性主义不需要觉醒，我已经在做了。

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我的闪婚，和一位之前就认识但是不熟的男同学，所以也不算是从陌生到闪婚，之前有一些交集的。再加上我过度信任对方也受过高等教育，也在海外留学读博，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人本主义精神，所以我正好在博士毕业之后搬到了荷兰做博后。但是，我还是低估了一个人的理想化自己与现实中的行为之间的差距。

在闪婚的前两年，我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微小的不舒适和时不时爆发的争吵之中。比如家务劳动的分工我越做越多，也因为我的忍受限度比较低；对于时间管理的双标，告诉我10分钟后到某个地方去办事，结果一小时后才出现并且理直气壮地说和他妈在打电话，这很合理；比如在我做一个小手术2天后就吵架冷战；比如对我花自己赚的钱给家人买东西的控制，必须要经过允许才可以；更重要的是无数次承诺无数次变本加厉，更大的矛盾爆发在我的博后合同快结束找工作期间，因为我面临空窗期的可能，所以他就对我进行了疯狂的贬低和打压，攻击我的衣食住行， 并且提出找不到工作就赶紧生孩子，并且向双方父母抱怨。后面再谈起这些事情，他说是为了报复我博士提前于他毕业且前两年工资比较高并且展示过一些自己的优越性。这一切都十分羞耻，因为我原本以为这是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隔绝在自己的世界之外的遭遇，但是我与一百年前的女性竟无任何差别。

总之，我找工作时就暗暗发誓要离开那个城市，老天眷顾，经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没有空窗期，我在合同结束前一个月找到的工作，且我一直都是有副业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别的城市的工作，顺理成章地租了新的房子离开。从我开始搬东西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去了。我自己找房，看房，开车，填满整个旅行车，搬家，全部一个人完成，从来从来没觉得这么自在过。

在我找工作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分出时间来看上野千鹤子的书和《第二性》，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命运按头学习了女性主义，按头品尝了失权的痛苦的滋味，然后凭借着信念走出来。我庆幸自己还没有滑入波伏娃说的那个“听之任之滑下去的深渊”，庆幸自己手里尚有一丝教育带来的缚鸡之力。我无数次想起《飘》里面斯嘉丽重回沦陷的塔拉庄园，忍饥挨饿的夜晚在地里说的那句话，我再也再也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局面了。

我也再也不要让自己陷入那样的局面了。

07

我也年轻过，但你老过吗？

Shiye、Zhiqi、建国：

展信佳，这是久违的动笔写信。原谅我还是用这样笨拙的古老方式。

2022年禁足在家失眠的一个深夜，我听到了“人的疆域，略大于刘小样的平原”那一期节目，随后我去B站看了《半边天》那一期20年前的电视节目，整个人头皮有点麻，我想到很多人，想到我的妈妈、舅妈、外婆，我想到那些具体到用“贤惠，勤劳，能吃苦，勤俭持家”冠名的女性，还有我曾经的自己，那天晚上哭得不能自已。

我的一位朋友，是我品牌创业开店起初支持我的一位客人。至今为止我依然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她让我叫她土豆。因为聊起随机波动，我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朋友。在那段窒息压抑的日子里，我们时不时的分享听电台的感受，分享绘画创作与生活里有那么一些光亮和生命力的照片，22年我们对未来的生活都十分的悲观。我们分享心事，因为素未谋面，无所顾忌，分享糗事，分享那些童年时期遭受的恶意，就那样保持着联络，那时候她还在西北做着一份她描述里无聊枯燥的工作，很想去体验新的生活，不想再继续生活在父母灌输的“该怎么样”的生活里。虽说桎梏无处不在，但她希望命运能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3年年初，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一声令下，放开了。世界好像迅速的变化着，我感觉到很害怕，害怕别人都会恢复正常了，只有我不正常，还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盒子里。那时候我是真的抑郁了。我常觉得心慌慌。焦虑失眠是常有的事。

土豆突然告诉我她要离开西北去广东找工作了。想要做新的尝试，并且让我给她一些建议。事实上我自己也是迷茫的，但我依然选择了鼓励和支持的方式去回复她。我希望她走出去，哪怕最终走回来也没关系，体验过就是收获。“只要健康的活着，一切都还有机会重建。”

23年8月土豆已经抵达南方，开始找工作了，我为她感到开心，虽然她的烦恼已经从找不到工作而转移到工作本身的烦恼。她压力很大，因为她顶着很大的压力出来，担心以后灰溜溜的回去很丢脸，也害怕以后回去了就很难再出来。我告诉她不丢脸，比起在之前的工作，走出来已经是很大的改变，改变意味着未来是未知的，而未知里蕴含着希望。

23年11月我去广州参加艺术节，在工作中的土豆让她的同学小yi来给我帮忙，艺术节第一天结束，我见到土豆，她从番禺南村过来，还有一位从内蒙古来广州看我的客人（大家都成为了好朋友），我用那天赚的钱请大家吃火锅。吃饭的时候我们画了彼此，还聊了很多作为生活中的烦恼和八卦。回去的路上，我们路过了一家夜晚还在开的花店，店主阿姨很热情，临别时土豆买了一把百合送给我。回去路上她给我发信息，她说那是那阵子为数不多的开心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