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的时候会发疯，心理学上有的时候称为神经分裂，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内心出现了多个人格，进而导致的。
有的时候是家庭角色使然。比如面对父母的身份是儿子，面对妻子的身份是丈夫，面对儿子的身份是父亲。为什么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婆媳矛盾难以调和，说的就是难以同时扮演好两个角色，既做个听话的儿子，又做个体贴的丈夫。面对这样的角色冲突，古人一直有办法，就是面对老妈，顺着老妈说；面对妻子，顺着妻子说；如果同时面对他们两个呢，那就低下头，一句也不说。当然，事情要是都这么好办也就好了，因为进入社会角色往往更加复杂。面对同事，面对领导，面对下级，往往是不同的角色，经常要扮演不同的人，有的时候，人不仅仅是两面了，三面、四面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关系之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割裂，在个体身上发酵、撕裂，有的时候也就在所难免了。在水浒里，宋江升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将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将路线改为了寻求北宋招安，这个选择本身就是挺矛盾和割裂的。本来就是主上昏庸、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才官逼民反，一百单八名好汉逼上梁山。却认为这个事情和皇帝没有关系，只是受到了奸臣的蒙蔽，寄希望于皇帝改变主意招安他们，本身就幼稚可笑。皇帝喜欢踢球、听旁人吹捧，于是高俅等一众官员上位。皇帝喜欢江南风景，才大兴花石纲，劳民伤财，加剧矛盾。下面干活的臣子无非落实皇帝的意图罢了。其次，梁山之所以有招安的资本，那是因为其人数众多，有了与朝廷一战的能力，有了谈判的筹码。被招安之后，朝廷哪能再允许这支军队割据一方，与朝廷分庭抗礼呢。退一步讲，即使皇帝允许梁山保持割据，梁山水泊本就物产不多，主要靠打劫富人以及劫掠商旅才能维持一直庞大的军队。既然服从了招安，断没有继续抢劫的道理，也就断了后续的资源和财路，哪能继续壮大呢？宋江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选择了招安这条路，最后惨淡收场，原因还在于从小受到的儒家教育。儒家的君臣父子，其实是承认不平等、维系不平等的理论工具。君与臣不平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与子不平等，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从这个角度看，高俅为满足皇帝喜好，大肆搜刮奇珍异石给皇帝修园林是大忠。蔡中书搜刮民脂民膏，搞出“生辰纲”给父亲祝寿，那是大孝。陆虞候为讨高衙内开心，不惜陷害多年好友林冲，夺其妻、杀其人，就是理所应当。牢头在监狱里无法无天是理所应当，犯人不乖乖拿钱孝敬自己，就可以杀威棒打到死，要是犯人听话，就可以好吃好喝招待，派到家里做佣人、干私活。在这个环境下，人与人是不平等的，谁有权力、谁在更高的位置上，就可以自由裁量、为所欲为！而所谓的义，本质上是原始的平等，你和我意气相投，就可以生死一碗酒。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帮了我一次，我就一定要报答你。你要是敢欺负我，我就要回敬你，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到这里其实也就明白了，儒墨的理论基础和观点并不相通，类似的，忠义实质上也不可调和。回到开头的话题，有的时候宋江是因为从小接受的儒家世界观与当时的社会并不匹配，儒家更适合在一个平稳的环境中进行利益分配，是暴力夺权后平稳分赃的伴生品。在一个弱肉强食、贪官横行的年代，实力才是硬道理，对等报复、血亲复仇、以暴制暴，才能让走投无路的人有了梁山这个去处，才让这处星星之火不断壮大。而宋江却幻想皇帝的幡然悔悟，将这些社会不容的梁山好汉导入原有轨道，本身就是问题，即使不引起梁山衰弱，也容易让人精神分裂。于个体而言，与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疏离感，往往是个体不得不采取的办法。所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拿起笔，随便写写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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