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是湖南人的母亲河。正是因为有了湘江的流淌，才滋养出“三湘大地”这片鱼米之乡，才让湖南成为人杰地灵的一方沃土。秋风万里芙蓉国，这里自古就是一处让人纾解情怀的地方。李白来了要高歌，“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杜甫到了想畅玩，“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陆游更是感慨，“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湘江之风物，令人赏心悦目，湘江之人物，更是让人高山仰止。人们常说，半部近代史由湖南人写就。晚清以来，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那些伴着湘江风读书、喝着湘江水长大的年轻人，随着湘江走出湖南，风风火火闯九州。他们坚于御敌安邦，勇于牺牲自我，敢于改天换地，书写了一段段不朽传奇。1849年的一个冬天，致仕回乡的林则徐途经长沙。湘江之畔，湖南文武官员皆在码头候见，而林则徐却只让一名身无官职的年轻人上了船。
这个年轻人，就是日后成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左宗棠。此时的他，还只是一名耕读在家的失意举人。左宗棠少年时就聪明异常，他的学问和才气并不在八股文章之上，却对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感兴趣，地理、水利、农耕、盐政、兵法等等，他都有较多涉猎。由于对应试的四书五经不太用心，导致他仅中了举人，三次参加会试都未能如愿。这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众进士相比，学历这一块儿显然有些失色。然而，是真金就不怕火炼，是珍珠就必然夺目。即使左宗棠当时并无功名，却受到很多有识之士的赏识。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与他初次见面就“以国士见待”，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他后，即与其结成姻亲。陶澍的女婿胡林翼与左宗棠更是一生挚友，一有机会便四处举荐左宗棠。这次林则徐召见左宗棠，便是受了时任贵州安顺知府的胡林翼多次推荐，感到这个年轻人值得一见。虽然这是二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会面，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载入史册的“湘江夜话”。据记载，林则徐与左宗棠在湘江船上彻夜长谈，林“设宴款待，三子陪侍，夜以继日，至次日天晓”。临别之际，林则徐将他谪戍新疆时，收集整理的地理数据、战守要点和沙俄动向等一大箱子资料，全部交给了左宗棠，并深深嘱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左宗棠接过资料，也接过了历史赋予他的重任。20余年后，满清这栋危楼已摇摇欲坠，新疆跟随着再度陷入危机。1864年，当清政府终于将太平天国运动扑灭，新疆却多个地方发生严重动荡，先后出现5个割据政权。新疆以西的浩罕汗国见有机可乘，立即派来军事首领阿古柏带兵入侵新疆。阿古柏先后攻下天山以南的喀什、莎车、和田等地，接着又向北扩张占领了乌鲁木齐。沙俄也趁势出兵侵占伊犁，新疆几乎沦为异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朝廷把希望寄托在了左宗棠的身上。此时的左宗棠，在常年参与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早已成长为一名湘军名将，当时正在西北督办军务。可是，就在左宗棠紧锣密鼓准备西征时，北京却传来了反对之声。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当前海防急需用钱，用兵西北花费巨大，即使收回也是一块贫瘠之地，应当“停兵移饷、捐弃新疆”。面对海防与塞防之争，左宗棠力排众议，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保住新疆才能守住蒙古，守住蒙古才能拱卫京师，新疆不稳固，北方就不安全，整个国家也将面临威胁。清廷认识到新疆的重要性后，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准备西征收复新疆。至于怎么打，左宗棠早就胸有成竹。他的构想是先歼灭阿古柏、后索还伊犁。他认为，新疆被天山分为南疆和北疆，“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因此歼灭阿古柏要分“先北后南”两步。他又给部将刘锦棠定下“缓进速战”的策略，出关后先在北疆猛打几仗，等收复乌鲁木齐，再南下与阿古柏决战。经过一年的积极备战，1876年3月，左宗棠带着以湖湘子弟为主力的部队，从兰州挥师西进，过天山，穿戈壁，直逼乌鲁木齐。经过一路攻坚克难，西征军用3个月时间收复北疆，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击败南疆守敌。阿古柏见大势已去，最终服毒自杀。1878年1月，西征军收复和田，至此全歼阿古柏匪帮。收复天山南北两路后，伊犁仍被俄国占据。清政府派官员赴俄交涉，索还伊犁。不料派去的官员窝囊，在沙俄恐吓下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去众多战略要地。得知消息后，68岁高龄的左宗棠抬棺出征，西出玉门关，决心以武力收复伊犁，势与沙俄决一死战。心虚的俄国见此形势，只得与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终于，中国收回伊犁的大部分主权与领土，新疆再次回到祖国怀抱。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这首诗，大概就是对左公收复新疆的最好写照！在满目疮痍的中国近代史上，找寻几位大节大义、不屈不挠的忠烈国士并非易事，左公千古，当在此列！
1897年11月，一艘轮船从长江溯水而上，缓缓驶入湘江。甲板之上，一名青年侠客身背长剑，迎风瞭望，思绪纷飞，不禁随口吟道：“悬知一叶扁舟上，凉月满湖秋梦圆。”
船头之人，便是一年后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他生于官宦之家，父亲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年少时，父亲任职西北，谭嗣同就经常跑去与边关将士骑马射箭，巡游戈壁，因此练就一身好武艺。19岁开始，他又独自游访祖国山川大岳，广交天下名人义士，足迹遍布西北、江浙、直隶、鄂豫皖等地。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让谭嗣同成为一名剑胆琴心、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游历祖国各地的经历，让他对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有了清醒的认识，逐渐走上变法图强之路。这次回到湖南，主要就是为了参加风起云涌的维新运动。此时的长沙，已成为传播新思想的宣传地，以梁启超、熊希龄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开时务学堂、办《湘报》，宣传爱国之理，探寻救亡之法，很快引发强烈反响。谭嗣同的到来，让长沙维新运动的势头更加强盛。他每日奔波于学堂、学会及报社之间，四处演讲发动，积极建言献策，一时之间风头无两。这期间，在他的呼吁之下，还促成了一件改变湖南发展运势的事情。当时，政府准备修通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在路线选择上，是经江西还是经湖南南下，成为争论的焦点。朝廷刚开始的计划，是沿袭之前走水路过江西的做法，继续从江西南下。当时大部分湖南人并不关心此事，有的甚至觉得施工动土会破了风水，不走湖南最好。以谭嗣同、熊希龄为首的维新派眼光长远，认为这条铁路对湖南的发展意义非凡，便力争铁路取道湖南。谭嗣同连夜写就《论湘粤铁路之益》，分析铁路经湖南的种种利好，并在《湘报》上刊登，随即引起更多的湖南人加入到争夺铁路的行列。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朝廷最后同意了粤汉铁路改道湖南。其意义之深远，随着后面京广铁路的连通，就越发明显了。当时如取道江西，如今江西应该也不会面临“环赣经济发展圈”的尴尬境地。谭嗣同在长沙维新运动中的活跃表现，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1898年4月，光绪皇帝主导百日维新的第三天，便召见康有为，并令黄遵宪、谭嗣同赴部引见。7月20日，光绪帝召见后，赏加谭嗣同及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此时的谭嗣同雄心万丈，豪情满怀，一腔抱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然而，半个月后，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此夭折。梁启超等人闻讯逃至日本使馆，并来到谭嗣同寄居的浏阳会馆，劝他一起逃亡海外。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说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他将“图将来”的机会让给了梁启超，自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以死“召后起”。临别之际，谭嗣同慷慨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两天后，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入狱。幽暗的牢房内，谭嗣同自知难逃一死，他捡起地上的一块煤渣，用力在墙壁上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中的两昆仑，后人普遍认为一为其师康有为，另一为其好友大刀王五。王五虽然只是一名江湖武师，却因敬佩谭嗣同的义胆雄心，与其成为一生挚交。大刀王五本准备劫狱营救，但事情泄露后刑期提前，只能眼睁睁看着好友断头菜市口。后来，王五在对抗八国联军的过程中殒命，其义薄云天，无愧于谭嗣同的“昆仑”美誉。反观康有为，沦为保皇派后，在海外以“帝师”自居，过着三妻四妾的奢靡生活，到处招摇撞骗，一副投机政客的丑恶嘴脸，实在有辱“昆仑”之称。正应了那句，“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谭嗣同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他本可以过着官宦子弟的生活，却选择了为天下苍生而奔走，最后不惜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去点亮那个昏暗无光的年代，去点醒更多麻木沉睡的国人。直到百年以后，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听见，谭嗣同在临刑前的无畏呐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民国先觉，当之无愧！湘江之上，最出名的景点是橘子洲，而橘子洲最瞩目的景点，无疑是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
雕像与景区自然景观完美契合，展现的是1925年青年时期毛泽东风华正茂的形象。早在1911年，18岁的毛泽东便从韶山来到长沙求学，前后在这里生活了十余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毛泽东的求学之路可谓是一波三折。他先是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又在革命军中当过几天兵。从部队出来后继续念书，刚开始想读警察学堂和肥皂制造学校，后面又报考政法学堂和商业中学，在一所高级商业学校读了不到一个月就退学了。半年后，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六个月就嫌课程不理想而弃学。最后，他终于选定了免交学费、食宿便宜的省立第一师范，并在5年后从这里毕业。1925年春，毛泽东因工作过度积累成疾，从上海返回韶山休养。在家乡，他带病领导农民运动，没日没夜地四处宣讲，组织起20多个农民协会，建立了党在农村中的第一个党支部，在韶山掀起了红红火火的革命浪潮。由于动静搞得太大，湖南军阀赵恒惕公然下令追捕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毛泽东离开韶山，前往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当年深秋，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望滚滚江水，忆求学往事，思革命形势，他感慨良多，挥毫写就《沁园春·长沙》。其实，此时的毛泽东工作极其繁重，身心十分疲惫，就在要抓捕他的敌人眼皮底下，随时有着生命危险。然而，诗词所展现的，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志存高远，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雄伟气魄，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时代天问！由此可知，非常之人，必怀非常之志，置身非常之事业，才能写出这大气磅礴的非常之辞章。革命的事业也犹如湘江之水，总是九曲回肠、充满波折，只有闯关夺隘，才能通达江海。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最开始是负责宣传工作，是个捏笔杆子的文人。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作为前敌委书记，开始拿起了枪杆子。但由于敌强我弱，出师不利，起义失败了不说，连总指挥卢德铭都战死了，毛泽东这个书生，不得不彻底带起了队伍。他收拢不到1000人的部队，在江西永西县的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随后，毛泽东带着大家一头扎进罗霄山脉，展开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正当井冈山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当时的中央领导却认为毛泽东没有依令去打长沙，是“临阵脱逃”，因此开除了他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像这样的错误打击，毛泽东在后面的革命生涯中还经历过多回。1929年，他被指责“搞特殊”，落选前委书记，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1932年，他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批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失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调到地方工作。1933年，26岁的博古成为了中央苏区最高首长，免去了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越伟大的人，越懂得隐忍。面对接二连三的歪曲攻击，毛泽东忠于党、忠于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虽磨砺万千，仍不坠青云之志。事实证明，这支队伍离开了毛泽东，是真的不行。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遭受严重打击，被迫开始长征。更严重的是血战湘江，由于指挥失误，让8万多红军队伍瞬间折损5万多人。战况之惨烈，滔滔湘江都被血水染红，以至当地有“十年不吃湘江鱼，五年不饮湘江水”的说法。1935年，当这支残存下来的队伍来到贵州，在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的极力主张下，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终于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纵观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1935年的遵义会议正好处于“中点”：前14年，一连换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六任领袖，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此后14年，中共取得了天翻地覆的伟大胜利。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准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为了视察地形，登上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上，面对“千里冰封”的大好河山，他思古观今看未来，一首《沁园春·雪》横空出世。他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万丈豪情，回答了11年前在长沙橘子洲头的“天问”。当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他便一次次力挽狂澜，他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他用自己的一生为人民服务。“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正是这位湘江巨子，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滚滚湘江水，奔腾向北去；一脉湖湘魂，绵绵贯古今。当斯人已去，他们的精神却如同这湘江之水，永远流淌在这片大地之上，深深融入到民族血脉之中。他们的事迹，他们的诗句，他们的凯歌，将永远激励鼓舞着后来人！
拿起笔，随便写写就行
记录下你人生这场特殊旅行时的心情
投稿请发 taogetalk@vip.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