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0日，在中国当代著名诗歌评论家、著名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杨四平教授应邀来东京二松学舍大学出席“日本闻一多学会”会议之际，本报特约记者吉田佳俊子就他的学术新著《中国新诗叙事学》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吉田佳俊子：杨四平教授您好！很荣幸我们能如约在东京相见。我早就听朋友说，你今年5月份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国新诗叙事学》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来之前，我也做了一下功课，在网络上对相关资讯进行了一番搜索，结果发现：《中国新诗叙事学》出版后，暑假在上海举办了“《中国新诗叙事学》首发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参加了会议；与此同时，新华社客户端点击量达45.7万，人民出版社列为每月推介书目；新浪网、凤凰网、中国网、中国作家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诗歌网、美国《华尔街日报》网、欧盟教科文网、加拿大超级生活网、澳洲网、新西兰澳纽网、新加坡“随笔南洋”网、泰国国内50家网站等国内外近百家网站先后发布书讯予以推介。还有，在出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有2篇书评在专业期刊发表如吴思敬的《积七年之功：构建中国新诗的叙事体系》和张常奥的《建构中国新诗叙事学的逻辑架构和诗学谱系》，凡此等等。

我很好奇，在这样一个消费至上、中心瓦解、话题分散的互联网时代，为什么您的这部学术著作能激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

杨四平教授

杨四平：亚里士多德说，原因分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我大而化之地说说。就“外部动力因”来讲，晚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进入全球化，诸如此类的时代的沧桑巨变，使得现代、后现代乃至“前现代”一齐到来，身处其中的现代中国人已是“五味杂陈”！也就是说，自从人类进入不可逆转的现代性的单行道以来，尽管抒情与叙事仍然如影随形，但是抒情愈发显得奢侈，而叙事越来越真切。如果还像中国古代诗人那样坚守所谓的“超逸”人格，抒写“雅韵”境界，那么势必显得不合时宜、滥情做作。事实上，自晚清以来，一直到当下，叙事在中国新诗里弥散开来。叙事性元素在新诗中渐次增多，除了改变着新诗的“质料”外，慢慢地也改变着新诗的艺术形态乃至文体样式，所以叙事性的新诗与叙事诗就多了起来；由此也构成了一种全新的不可小觑的新诗动力，最终改写新诗的进路、旨趣和目的。

杨四平教授与中日双语诗人田原教授。

对此，新诗批评界缺少持续、深入和系统的研究。绝大多数新诗读者和专家，总认为新诗无非就是抒情诗与现代诗；至于新诗叙事诗或者叙事形态的新诗没有什么的，即使有些影响，那也至有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新诗叙事。正是在这种新诗知识背景下，新诗叙事问题被长期悬置起来，更遑论对百年来中国新诗叙事谱系进行绘制，对其叙事形态进行分析，对其叙事传统进行总结。我的这本著作就是试图在这方面筚路蓝缕、开疆拓土、著书立说。尽管它不那么尽善尽美，但它毕竟是第一次“吃螃蟹”，是第一部“中国新诗叙事学”研究的理论专著，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吉田佳俊子：杨教授的这部皇皇大著有400多页，从做博士论文起，到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与以优秀成绩结项，再到今年出版，前前后后用了12年，可谓是“十年磨一剑”啊！由此可见其“专、精、深”。您能说说它主要研讨了“中国新诗叙事”的那些主要内容吗？

杨四平：我十分乐意利用这个机会简略地回顾一下我的这项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主体框架。

首先，我考察了中国新诗叙事发生的因由。从“外因”来看，晚清以来，启蒙的、救亡的、革命的、改革的现代生活出现；置身其中新诗诗人的现代主体性渐渐确立与不断调整；再加上，在西方现代诗歌直接影响下叙事性新诗应运而生。从“内因”来看，由古典整体性、直觉性、模态性的意象思维发展到现代具体性、理智性、知识性的实证思维；现代式的“说法”比古典式的“想法”重要，而白话与现代汉语更适合“说法”。

其次，我梳理了中国新诗叙事发展的历史演变。晚清至五四，写实性的、纪实性的、史诗性的、“进步”性的、启蒙性的诗歌成为主潮，由此中国新诗叙事形态初步成形。到了30年代，新诗“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谱写了30年代新诗叙事的“多声部”协奏曲。40年代，是长篇叙事诗繁荣的时代，新诗叙事呈现小说化和戏剧化的趋势，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深度融合。50-70年代，大多是新诗叙事的乌托邦。进入新时期，中国新诗叙事在思想和诗学上都在追寻理性的回归，出现了多元、并生、共存的繁荣局面。21世纪后，新世纪新诗叙事出现了扁平化、口语化、后口语化。

再次，我概括出了百年中国新诗叙事五种主要的叙事形态及其叙事范式。在这五种叙事形态中，我既考察了作为常见诗体如百年叙事诗与百年抒情诗里的新诗叙事样态及特征，又探究了三种常见的非诗体性的新诗叙事形态及特征。由此，我研究了百年中国新诗叙事诗写作的形象化与史诗化。我把叙事诗的叙事称之为“运事”。与叙事诗“运事”不同，抒情诗是歌咏事情，情与事耦合，我称之为“咏事”。百年中国抒情诗的叙事出现了大众化叙事与纯诗化叙事。在分析了叙事诗和抒情诗两大类诗体叙事之后，接下来，我就着重分析了三种常见的非诗体的叙事形态及特征。首先，我分析了百年中国新诗里的“写实叙事”，如“人道写实”、“批判写实”、“革命写实”、“底层生存写作”、“打工诗歌”。新诗的写实叙事常常表现为线性叙事、仿真叙事、典型化叙事，我因而将其特征归结为“纪实”。我所谓的“呈现叙事”其实是一种以隐喻为主的叙事，是一种“冷叙事”。在艺术直觉和复合思维的作用下，这类诗歌叙事呈现内部的间接性与诗歌语言的直接性，具体表现为：20年代的象征性、30年代的“非个人化”、40年代的有机综合、80年代的蒙太奇、一直到新世纪的“物自体”诗、“废话诗”等。我因而把百年新诗里的呈现叙事之特点归结为“暗事”。我所说的百年中国新诗里的“事态叙事”常常以戏剧化为手段处理复杂经验和情感。这类叙事在现代叙事主体的把控下，提供“诗歌故事”，讲究事态演进的过程化，以期营造一种在传统“物境”“情境”“意境”和现代“秘境”之外的特殊的“事境”。从与“事态叙事”有关的诗体来看，早期有诗剧、独白体、对话体，新时期以来出现了新闻体、报告体、后档案体、语言体和杂语体等等。我因此将新诗的事态叙事的特征归结为“演事”。

最后，我援引了美国文论家迪普莱西的“段位性”概念。我认为，诗歌“段位”就是指本体意义上诗歌意义生产的最小单位。新诗段位有字、词、句、节、章、篇，有标点符号，有空白等诸如此类的可视性段位，还有如外在押韵和内在音乐的听觉性段位，还有将各种感觉融在一起的“联觉段位”。我把百年中国新诗视觉段位、听觉段位、联觉段位叙事分别称为“图像性叙事”、“隐喻性叙事”、“有机性叙事”。段位与反段位之间的相互激荡，演绎了百年中国新诗叙事的本体与形式建设的一幕幕活剧。

吉田佳俊子：听您这么一说，我脑子里出现了百年来中国新诗的图谱，其根系、主干和枝叶都比较清楚了。我想，仅仅用“筚路蓝缕”来形容您这部拓荒之作还不够，还应该用“体大精深”来进行总体评价。最后，我想知道您这部著作有何特点？毕竟特点也是意义的一部分涵项。

杨四平：我把《中国新诗叙事学》视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最知道。它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它首次提出并分析了百年中国新诗叙事体系建构、概念表述、特征归纳和逻辑构架；第二、我还常常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叙事性新诗进行改写；第三、我不但总体上肯定了中国新诗叙事的成就，也在“结语”部分指出了它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因之，我把结语取名为“未完成的中国新诗叙事”。第四、为了避免将“叙事独大”，为了补救叙事欠缺，我在《中国新诗叙事学》里专门做了一个附录，名为《中国新诗“性命论”与当下新诗建设》。我的观点是，一首好诗，仅仅有叙事性不行，还需要抒情性和戏剧性，我名之为新诗“三性”；同时，还需要新诗内容层面的“三命”即天命、生命和使命；我把这种新诗的这“三性”和“三命”统合起来称之为新诗“性命论”。这篇文章的手稿发表在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品》今年第10期“大家手稿”专栏，一共10个页码。其实，这也是我对于什么是“好诗”、怎样才能写出“好诗”所持的基本诗学观念，简单来说，是我对于“好诗”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