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 | 21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学术 2022-08-26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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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城市治理，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是：21世纪，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不想清楚，很多关于城市治理的具体做法，就缺少一个合理的基础。当然，不同学者会从不同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大部分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是从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的。比如，城市交通拥堵、城市公共服务问题、人口膨胀的挑战、疫情与传染病防控、老龄化危机、城市犯罪与恐怖主义、族群宗教多样性问题，等等。这些学者讨论问题的主要路径，是从发现问题，到找出问题的原因，再到设想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些路径都很好。但是，我更乐意基于长时段的考察——特别是基于中国与西方城市的起源与演化的视角——来理解“21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这个问题。

我这篇文字主要从城市起源、“城市革命”与“城市空气”这三个古老的视角来理解今天的城市治理。

首先，是从城市的起源来理解城市的基本逻辑。

城市的起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城市的起源，几乎同文明的起源、国家的起源一样久远。在现代中文的表述中，“城市”是“城”和“市”的组合。城的原意，是用于防御的高墙，比如“长城”。

《说文解字》中有这样的说法：“城，以盛民也”。这样理解，城就是用于防御的高墙以内的部分。这意味着，城起初是出于防御的需要，有着明确的军事起源，旨在保卫城内居民免受外部敌人的侵袭。

市的原意，是买卖的场所。关于市，《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买卖所之也”。显然，市跟城不同，市主要是商业起源。

这样，城和市的组合，其实前者更是一个政治、军事与防御的功能，后者更是一个经济、交易与商业的功能，两者的结合是对城市的完整理解。

在西方，特别是在早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传统中，城市（city）也指城邦（city-state）。像著名的罗马，起初是台伯河畔的七个小山丘。后来，他们为了自卫，就开始修筑防御设施。这就是古代罗马城的起源。

罗马城也是军事和防御的起源。当然，罗马城后来的强大离不开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罗马城恰好处在台伯河与多山的意大利南北陆路重要交通线的交汇点上。

正是因为这种交通和区位优势，罗马城的商业开始日趋繁盛。如果说罗马城的起源是出于军事和防御的目的，那么罗马城的繁荣则是因为商业和经济的原因。

至于欧洲中世纪的地中海城市，比如以威尼斯为代表，它们的繁荣和强大更是离不开其商业功能。

所以，城市的起源其实是两种逻辑的结合。从城墙和堡垒的角度来讲，城市有着重要的军事功能，有着显而易见的政治逻辑；从交易和商业的角度来讲，城市有着重要的商业功能，有着显而易见的市场逻辑。

从中西历史演化的比较来看，古代中国的城市大体上更具政治和军事逻辑主导的特点，更表现为城市是“王的堡垒”。

西方更多地慢慢演化出了更强的商业和市场逻辑主导的特点。这也构成了中国与西方城市演化的一种重要分化。

但无论怎样，中国的城市与西方的城市都离不开两个基本逻辑，一个是政治和军事的逻辑，另一个是商业和市场的逻辑。

如今，人类的城市已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但21世纪的城市仍然离不开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组合。

当然，今天城市的军事与防御功能基本已经消失，但城市安全仍然是必需的，公共秩序仍然是必需的，所以，政治统治依然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内容，而政治统治更多表达或表现的是权力的意志。

但更需要指出的是，今天城市的成就与繁荣更多还是有赖于商业和市场的逻辑。城市繁荣的重要驱动力量还是来自于经济的动力与商业的活力，来自于大规模城市人口的需求与购买力，来自大大小小的企业组织和工商机构的努力与创新。

就此而言，现代城市的安全与秩序固然离不开政治逻辑，但城市的繁荣更多地还是有赖于市场逻辑。比如，拿今天的深圳来说，离开了腾讯、华为、比亚迪、大疆等企业，是难以想象的。尊重市场逻辑，一个个城市才更能实现持久的繁荣。

其次，是从“城市的革命”来理解城市的发展理念。

罗马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如果仅限于西方，罗马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城市。

随着公元前3至2世纪罗马共和国的崛起及其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军事征服，罗马城也成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首都。

但在此过程中，罗马逐渐从一个农民的共和国转变为一个依靠军事征服和获取战利品的帝国。随之而来的，则是罗马内部开始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跟土地有关的矛盾激增以及阶级冲突的上升。

原因在于，平民阶层并没有从罗马共和国的军事征服与巨大成功中获得收益；相反，他们的生存境况变得愈发艰难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场“城市革命”已经在罗马共和国——主要是罗马城——开始酝酿。

公元前2世纪30-20年代，特别是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21年，格拉古兄弟——即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开始在罗马城主张和呼吁推动有利于平民阶层的政治社会改革。

他们实际上来自于古罗马最强大的政治家族之一，但他们曾先后出任保民官这一捍卫平民利益的重要职位，在政治上则坚定地站在平民阶层的一边，主张推进罗马的土地与阶级改革。

然而，有权者、富人和既得利益阶层反对这种在他们看来比较激进的改革。结果是，政治冲突愈演愈烈。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在一场冲突中，被元老们用一条板凳活活打死。

公元前121年，新任执政官和元老院控制的军队发动了镇压，他们处死了时任保民官的盖约·格拉古以及他的3000名追随者。一时之间，鲜血染红了台伯河。

古典历史作家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描述了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33年的演讲，为我们展现了罗马城平民阶级的艰难处境：

“每一头在意大利游走的野兽都有自己的巢穴，但那些为了意大利而战斗、阵亡的人除了享有空气和阳光以外便一无所有。他们无家可归，带着自己的妻儿四处游走。

这些士兵被他们的统帅诱骗在战斗中保卫祖坟与宗庙，为这些过着富有和奢侈生活的人而战斗以致于战死沙场，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拥有世袭的祭坛或者祖先的坟墓。即便征服了世界，他们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弹丸之地。”

这些文字表明，尽管当时的罗马作为一个共和国非常成功，罗马城作为一个城市非常伟大，但其内部已发生严重的撕裂，普通平民步履维艰，政治共识正在消耗殆尽。

在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时间里，共和政体就变得摇摇欲坠了，并最终走向了崩溃。上述分析显示，正是罗马城的阶级冲突和以格拉古兄弟为代表的“城市革命”，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均衡。

进一步说，1789年法国大革命其实首先也是巴黎的城市革命。那么，为什么这场革命会发生呢？历史学家、《法国革命史》作者弗朗索瓦·米涅认为：“当改革已势在必行,实行改革的时机又已成熟时，就什么也不能加以阻挡了，一切事物都将促成改革的到来。

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则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也就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以回顾，只要指出人类比以前更为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

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沒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作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作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是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之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

这些文字的大意是说，既得利益集团不肯放下自己的既得利益，是解释巴黎发生城市革命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米涅对法国大革命起因的重要解释。其实，这里的逻辑跟古罗马格拉古革命的逻辑是非常相似的。

这些“城市革命”提供的历史经验是，倘若只有少数人从城市的繁荣和成就中获益，那么这种均衡往往是难以持续的。相反，不同阶层的共享发展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理念。

今天，改革开放40多年，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许多了不起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站在这些城市的土地上，我们还需要追问：怎样才能在有权者与无权者、资本与劳动、有房者与无房者、先来者与后来者、年长者与年轻人、旧移民与新移民之间实现一种利益上的平衡，能够让尽可能多的人普遍地共享城市的发展带来的收益。

真正伟大的城市，在于它的发展能够不被少数的特殊利益和既得利益阶层束缚与绑架，能够让年轻人、让外来者、让所有努力奋斗的人继续享受社会流动的益处，能够让他们依然看到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在创造价值与贡献的过程中实现属于自己的梦想。

最后，是从“城市的空气”理解城市的力量源泉。

这里所谓“城市的空气”，其实来自欧洲中世纪的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urban air makes you free）。这句谚语起源于公元11世纪德意志地区的一项法律原则，后来则更多用来描述欧洲中世纪许多城市或自治市所享有的特权。

当时的欧洲普遍盛行的是封建主义体制，许多城市共同体通过向封建领主缴纳费用方式获得了自治的特许权。这样的城市就成了由市民阶层进行自治的共同体，他们在这样的城市中就可以获得其他封建领地所不具有的更大自由。在国内，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常常是一个被误解的概念。

最近数十年，西方史学界更是兴起了封建主义的“翻案风”。甚至有学者认为，封建主义在当时是一种具有相当进步性的体制，并成了欧洲后来立宪体制的源头。但无论怎样，封建主义确实是割据的而非统一的，特权的而非平权的，依附的而非自由的，自足的而非市场的，领主支配的而非居民自治的。

因此，跟盛行的封建主义体制相比，拥有特许权的自治市居民在欧洲中世纪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正是因为这种更大的自由空间，城市后来成了欧洲近代各种进步力量的中心。

任何城市当然都离不开两种因素和力量，一种是管制的因素和力量，一种是自由的因素和力量，而平衡这两种因素或力量就非常重要。“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甚至还提醒我们，在现代城市治理中尤其要尊重个人、企业与社会组织的自由选择权、主动性与非凡创造力。

今年七月份，我在某著名城市的著名公园晨跑时发现，道路两旁的每棵树上都挂着一张二维码。我很好奇，就用手机扫描了一下，发现这些二维码存储着关于每棵树的许多关键信息，包括树的照片、名称、科属、胸径、株高、地理定位等。这对我的心理冲击非常大。

从积极方面看，该市或至少是该公园的园林管理部门工作做得极其精细，精细到给整个公园道路两边每棵树颁发“身份证”的程度。但从消极方面看，这样做不仅意味着巨大的管理成本——这些成本最终应该是由纳税人来负担的，而且意味着该城市的网格化管理已经发展到了覆盖城市公园树木的程度。

从中国城市治理的经验来看，网格化管理自然有其重要的优势，比如在打击犯罪和疫情防控方面，但城市的网格化管理是否就是越细越好、越密越好？这恐怕还是值得商榷的。“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句古老的谚语提醒我们，城市的力量源泉，说到底，不是计划思维和管控一切，而是自由空间所释放的活力与创造力。

历史地看，市场逻辑、共享发展与自由空间是城市之所以变得繁荣和伟大的缘由。重温这些古老的经验和理念，或许会有助于我们今天理解“21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本文来源于澎湃市政厅，作者包刚升系政治学者，本文底稿系作者2022年7月在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举办的2022“中国特大型城市治理”高端论坛上的发言）

END

编辑排版 | 林美丹

文章来源 | 澎湃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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