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9日，原延安炮兵学校奉上级指示开赴中国东北。时任校长的朱瑞在大队以上干部的会议中表示：“在东北边境地区和铁路沿线的各战略要点，日寇遗弃了大量的火炮和坦克、装甲车，我们炮兵部队必须趁此机会，壮大起来，并着手建立人民的坦克部队，实现人民军队多年来的愿望”。
随后，延安炮校分两部分北上，于11月中旬抵达沈阳近郊后，更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炮兵学校”。在此期间，朱瑞也收到了林彪、彭真二人转达的上级电文，要求其派出骨干，全力接收、保管日寇遗留在沈阳的一系列技术型武器。
身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保安大队大队长的高克，在侦察原“满铁联络线文官屯站”以东的原日寇关东军“南满洲陆军造兵厂第一制造所”（下文称之为918工厂）时，发现了几辆日制坦克。当时，该厂区只有部分日本技术人员留守，且已被国民党地下武装所控制。
在向自治军副司令员吕正操报告了相关来历后，高克便带着几名战士进入厂区，冲破敌伪的封锁，在老工人的帮助下开出了两辆日制九七式中战车，编号101、102号。数天后，众人又在沈阳附近搜罗到两辆装甲车、两辆牵引车以及一辆汽车，在组织原日伪的技术人员迅速抢修后，编组成一个临时车队，鉴于当时国民党军正向东北大举推进，东北民主自治军随即撤出沈阳，同时命高克带着搜来的装甲车辆向吉林方向转移。
然而，受队伍中混进的特务分子破坏，仅有102号坦克在部分工人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在曾留苏学习过坦克技术的孙三帮助下，一行人最终抵达了东北炮兵司令部的驻地——马家湾子。炮校领导随即决定附设的“东北坦克大队”
而这支小小的队伍，也是人民军队中第一个正式建立的装甲部队。
说起来，董来扶与高克的相识也算巧合。董老原是山东诸城人，13岁为谋生来到沈阳，日寇投降后加入八路军保安三旅警卫二连，负责警卫铁西机场。在回忆录中，董老描述道：
“....我在门口站岗，经常看到一个叫高克的人出入机场，听说是负责管理那些修理坦克的日本俘虏的。我年轻好奇，一不上岗就去看日本人修坦克。他们边干边说，内容大多是如何怠工、对付八路军。大概他们认为我不懂日语，也就未加提防。
那知我在日本人开的钢厂做工时，经常接触日本人，学了几句半生不熟的日本话。他们的对话我基本听个八九不离十。我把他们的对话告诉了高克。高克一听很惊讶:‘想不到你小老弟还会日语，干脆给我当个警卫员怎么样?’‘那好哇，您调我去吧。”我半开玩笑地回答。
沈阳的冬天来得早，11月份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时局也渐渐紧张起来。一天，我们接到上级命令押送弹药往抚顺转移，回来时沈阳已被苏联红军接管。后来才知道，由于时局的关系，我军已奉命撤出沈阳。我们交涉了半天不让进城，只好去寻找部队。半夜在郊外的一个叫马三家子的村子找到了部队，便住了下来。这时我已经当了副班长。
....大约走了十几里，便到了临时驻地。晚上，高克让我睡在炕头，向我介绍情况。他说:“咱们这儿人不多，连你一共才三个同志，其余是六个日本人。他们是日军军工厂的修理工或坦克驾驶员。我们不大懂技术，现在能找到的坦克都已被日军破坏，技术上还要靠他们。”说着拿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纸包儿，里面有几千块钱,是苏联币。他把包儿交给我说:“这是咱们的伙食费，以后你当警卫员，兼管财务，计划着花。日本人好喝酒抽烟，每月给他们十来块零花儿。咱们现在的家底儿很小，只有一辆牵引车和一辆坦克。”接着便向我介绍了那辆坦克的来历。
▲身着55式陆军礼服的高克上校。其胸前除佩有三级解放、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外，还佩有1951、1954慰问以及解放华北纪念章（来源：baidu）
日军投降后，国民党运兵东北，并改编伪满军为国民党军，抢占工业城市。沈阳有个日军的918修理厂，当时已被国民党地下武装控制。高科等延安炮校的一批同志奉命来到东北搜集坦克，他们乔装进入工厂。厂内有一个坦克仓库，停着好多辆坦克，但都已被日军破坏，他们深夜潜入库内进行修理。一天拂晓， 终于将一辆18吨日式坦克发动起来。敌人的警卫人员闻声赶到，他们开着坦克，迎着敌人的枪弹冲出了大门。
第二天一早，高克领着我来到一家的麦场，场边上有一垛谷草，他用手一扒，露出了坦克的履带。这就是从918工厂抢出来的那辆18吨日式坦克。
我们在这个地方没住几天，便带着那辆坦克向抚顺方向转移。12月1日，我们来到马家湾子，组建了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一东北坦克大队。
大会是在一家老乡的院子里召开的。那天晚上，在一盏煤油灯下，上级派来的同志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宣布东北坦克大队正式成立。大队长孙三，政治委员毛鹏云，高克任副大队长。全队30余人，坦克一辆，它就是从918工厂抢出来的那辆18吨日式坦克。”
▲东北延安炮兵学校坦克大队组建初期，全体指战员合影
▲我军指战员拼死开回的那辆102号坦克。根据其炮塔结构判断，应是装备47毫米坦克炮的九七式中战车改型
根据《当代中国装甲兵》的记载，就在坦克大队成立不久前，身为副大队长的霍舒婷就已经带着部分技术人员前往四平东哈福山区，收集日寇遗留的一系列坦克、器材。文献中记载到：
“这一带曾驻扎过日军坦克部队，溃败时遗弃的6辆坦克，横七竖八地陷在泥里，经检查除电瓶、电台、机枪被卸掉外，其它机件完好。另外，还发现1个坦克器材仓库，零散和整箱的器材堆满一屋，大家非常高兴，立即动手挖坦克和搬运器材。当地政府还动员了二、三十个民工帮助挖掘。指战员和民工冒着摄氏零下20度的严寒，奋战两天两夜，终于挖出4辆坦克。
接着，用这4辆经简单修理就发动着的坦克，去拖深陷的2辆坦克。但因冻得太实，拖拉无效，又因形势发生变化，需立即转移，大家只好带着4辆坦克、1 辆汽车和7车厢器材、油料转移。在通化与坦克大队会合。与此同时，孙三、毛鹏云、刘大祥在抚顺、铁岭一带收集到300余桶柴油、汽油和机油;西满军区移交坦克9辆，汽车2辆;牡丹江军区也交来坦克6辆。这些坦克、器材、油料，为东北坦克大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通化事件”
也就是在坦克大队转移至通化的这段时间里，董来扶遭遇了令他终身难忘的一件事：当地的国民党地下武装企图联合残余的土顽及日寇势力，策划武装暴动。
在回忆录中，董老描述道：
“我跑到车库门口，见一个日本俘虏正和我们看守车库的警卫战士争吵。日本俘虏说,接受命令去发动坦克，我们的战士不让进。我上前对那个俘虏说:‘上级命令，坦克不发动了。走，跟我到队部走一趟。’
我押着那个俘虏到了队部，高队长正在那儿站着，那个俘虏进屋后,眼睛贼鬼溜滑地往四处看，好像有心事。高队长说声“搜"，我便开始搜身。上身除一个钱夹外没有别的东西，下身和靴子也没有发现破绽。这时，我发现那个俘虏的眼睛老是盯着那个钱夹，和高队长交换了眼色，便打开了钱夹。果然在钱夹的右上角发现一个白色的，折叠成小拇指肚大的东西。我展开一看,是一个用降落伞布做成的长方巾，上面写着“队长”两个字，下面有一行日文，还盖着一个大红章。
我正看那日文，高队长也凑过身来看。不料，那个日本俘虏一个箭步冲过来，两只拳头同时照准我俩的前胸猛地打过来。那个日本俘虏是个大力士，大个儿，虽不太胖，但很魁梧，200多斤的电瓶我们两个人抬，他一个人不费力就搬上车。现在他全身的力气集中到两只拳头上，更何况我们毫无防备，当时我们俩都被打倒在地。我赶快爬起来，从腰间拔出手枪，可那个俘虏已经跑出门外。我刚想瞄准射击，高队长也站起身去追俘虏，脑袋正好挡住我的射线，我怕伤了他没敢开枪。
因为天太黑，那个俘虏窜出门，一晃就不见了。这时从那边跑过来一个战士，身上滴着血，边跑边喊着“有情况”，向炮校方向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当地国民党地下武装串通日本俘虏搞的一次暴动，目的是想炸毁我们的坦克和武器弹药。刚才搜出的那个日本俘虏的长方巾是暴动时戴在胳膊上的袖章，“队长”是他武装暴动的官衔。那个身上滴血的战士是炮校后勤部的哨兵。刚才他在门口站岗，敌人的联络员来和院内的日本人联系，翻穿羊皮袄，屁股上夹了把鸡毛掸子，扮作狗的模样在地上爬着走，我们的哨兵没看清，还以为真是一条狗。那个敌人爬到哨兵跟前突然站起，挥刀向哨兵砍去。哨兵一躲，被砍掉了一只胳膊。未等我们到总部报告，总部已经知道了情况。这时，院内响起了紧急集合号，部队随即行动起来，搜索暗藏的暴动分子。
我们考虑，暴动是敌人蓄谋已久的，我们刚到此地，随我们来的那几个日本人不可能参加，便直接奔向原来就在这儿的日本人的屋子。那几个日本人正躺在被窝里，我们问他们是否参加了暴动，他们都摇头说没参加。搜了他们的衣服，也没有发现破绽。
这时我发现一个人的枕头底下露出一个白色的布角，拽出一看正好和刚才那个白袖章一模一样。只是上面写的不是“队长”，而是“队员”两个字。我们几个人上去把被子一掀，发现在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块白袖章。他们一看事情已经暴露，便如实交代了。原来他们正等待暴动信号:电灯三明三灭。发现事情暴露，才将袖章揣到脚下。从他们的交代中，我们还得知有60枚手榴弹已经装进了坦克。
我们留下两个人看押俘虏，其余的人赶紧往车库跑去，果然在坦克右上角的铁盒子里找到了手榴弹。....武器弹药，还有祖国第一辆坦克保住了....”
此外，董老也强调了坦克大队当时所处的艰困状况：
“大海捞针，在冰天雪地里盲目寻找难有收获。一般我们都依靠当地老百姓，或情报员提供线索，到当年被炸毁的日军战车仓库或战场遗址寻找。这些坦克器材有的陷在泥塘里，有的翻到道沟里，天气一冷上了冻，便半截露在地上，半截冻在了地下。
上了冻的泥土硬得象石头，当时缺乏必要的工具，再加上用镐创难免把车身或零件碰坏。大家便发明了一个土办法——用火烤。用这种办法不能心急，化一点儿，挖一点儿，有时一辆坦克得烤上很长时间....
▲坦克大队官兵收集战损的日军车辆
▲东北坦克大队坦克阵容，摄于1946年初。从照片上看均为日制九五式轻战车
▲东北坦克大队部分训练乘员，前排左起为坦克驾驶员蔡田、孔庆元及许瑛，照片中出镜的也均为日制九五式轻战车
后来，董老跟随着高克还去过临江，回收了一辆原日军的公铁路两用输送车。他形容这辆车“作战时能顶坦克用，车身能装货物，可以当运输车。车下有两套轮子，一套是胶轮，能在陆地上跑，在当时的日军装甲部队中算是先进的。”
为了抢修这辆宝贝，董老回忆：
“我们起早贪黑，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的觉。修了大概有四五天，看修得差不多了，我们怕土匪来抢车，就把关键部位的机件都拧下来藏好，开始烤车。
当时的车都是电发动，必须保持一定的温度才能发动着。而车一旦烤上，就不能间断，否则就会前功尽弃。烤车是个技术活儿，要掌握好火候，火大了烤坏了，甚至引起火灾:火小了温度上不去。离发动机远了不行，近了也不行。烟气腾腾，呛得我们出不来气，为了少呛点烟，我们便趴下身去烤车，整整烤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车子终于发动了....”
▲笔者个人认为，董来扶回忆录中提及的这辆公铁两用的装甲输送车，应是原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投入使用的95式So-Ki。该车底盘是基于95式轻战车改进而来，主要用于公铁路巡逻作业，无车载武器，需乘员自备。该车战斗全重8.7吨，装甲6-8毫米，车组乘员2人。最高时速为30(公路）至72（铁路）公里，上图为库宾卡坦克博物馆内陈列的实物
▲北京坦克博物馆内陈列的九五式装甲输送车实车
1946年5月，坦克大队抵达宁安，次月中旬改驻地为东安（今黑龙江省密山县），改称“战车大队”，队伍已初具规模，全大队下辖有3个坦克队、1个汽车队，另有警卫连、材料库及修理厂，全队共400余人，各型坦克20辆，牵引车10辆，装甲车、汽车共30辆。
实际上，坦克大队所要面临的问题，远比董老回忆录中提及的困难的多：
“数九寒天，冰天雪地，在摄氏零下30度的风雪条件下，进行驾驶、射击和修理训练，既学习了技术也磨炼了身心。驾驶教练，人多车少，学员就面对面地坐在地上，手拉手地练习拉操纵杆;脚蹬脚地练踏油门、离合器和制动器的要领。油料不足，就将汽车改成烧木炭车，或用人推着走;蓄电池不够，吨位小的坦克就用人推发动；吨位重的坦克，就把几辆车的蓄电池凑套完好的去发动。
没有输油泵，就将旧油桶装在车上部接上油管，让燃料直接进入高压泵:油管坏了，用橡皮管代替。没有电台，就规定简单的旗语、灯光、动作进行车内外联络。没有车内通话器，车长就用脚蹬驾驶员身体的某些部位指挥其操纵方向。如，蹬左肩向左转，蹬右肩向右转，蹬头部向后转，蹬背部则停车，解决了车内指挥的困难。射击训练，没有练习炮弹，就做个枪管装在炮膛里，以枪代炮;没有瞄准镜，就在炮口上贴上十字线练瞄准。他们就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勤学苦练，互帮互学，能者为师，逐步掌握了技术。当时有一个口号:“既是坦克手又是修理工”。驾驶中车辆发生故障，就结合排除故障学修理，车修好了， 接着再驾驶。在修车中还摸索出标记折装法”，即在需要折卸的部件上，分解前标明记号，修好后按标记进行装配，既提高了效率， 又保证了质量。
1946年11月，靠山屯战斗打响前，坦克大队还结合任务进行了1次实弹战术演习，9辆坦克参加，每车发射1发炮弹，既练射击也练指挥协同。
▲整修队内车辆的东北坦克大队成员
坦克队小试牛刀，英雄错失首战
1946年5月下旬，坦克大队副大队长高克率4辆日式坦克进剿绥阳的谢文东土顽势力。战史记载称：
“6月3日，当运载坦克的列车接近细鳞河车站时，匪徒突然向列车上的坦克开火，坦克立即开炮还击，并驰下列车向敌人冲击，匪徒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步兵随即迅猛追歼。当日下午，坦克队分两路进剿盘踞绥阳的残军。从翼侧迁回的2辆坦克与步兵互相掩护交替前进，步兵推进到距敌200米时，突遭敌机枪火力拦阻。坦克及时开炮支援，摧毁敌火力点。在向敌纵深进攻时，发现前方高地有敌两门山炮在射击，当即以1辆坦克掩护另1辆坦克迂回到高地侧后，进行攻击。在正面攻击的2辆坦克协同下，摧毁了敌山炮阵地。盘踞绥阳的顽军见势不妙，弃城逃窜，绥阳得以解放。
为乘胜追击，全歼残敌， 坦克大队又挥戈南下。以2辆坦克配合牡丹江军区进剿吴家“三虎”盘踞的东宁县。当先头步兵在通沟遭敌伏击时，坦克立即前去支援，在距敌二、三百米时， 以准确的炮火摧毁敌重机枪火力点，掩护步兵攻占了东山头。为防止东宁残敌逃窜，牡丹江军区命令坦克队绕过通沟，直奔东宁。
经过1天的奔袭，于黄昏时接近东宁。夜间视度不良，就以2名俘虏作向导，引导步兵悄悄地逼近东宁，尔后兵分两路直奔吴顽团部，顿时致使顽军混乱。黎明时，我军解放东宁县城，歼敌1个团，计千余人，缴获10辆汽车和一批油料、器材及大量武器弹药。”
▲我坦克队向着绥阳县城开进
▲正紧张准备东宁战斗任务的我坦克队官兵
遗憾的是，当时的董来扶并没有投入战斗，而是被编入了坦克大队训练队，开始学习如何操作日式坦克：
“....从那时开始，我们每人每月有了一毛钱的津贴费，无论官兵一律平等，只有日本的技术员多一些。搜集队负责搜集坦克器材，每人一条麻袋，一根绳子，几把扳手，大家称他们是“破烂儿队”。训练队负责技术训练，学习迅克驾驶、射击、修理等。我幸运地被分到训练队。
自从在马家湾子见到那辆从918工厂抢出的坦克开始,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驾驶坦克冲锋在杀敌战场上。为此，日本俘虏修理坦克时，我常半天半天地在旁边看，给人家递工具，拿零件，为的是能问上几句零件的名称。
汽车驾驶员到野外练车，我仗着自己是高队长的警卫员，连蒙带哄地蹭上人家的车，接三岔五开上几十米。那时的汽车驾驶室特小，在车内不能交换座位。为了蹭车方便，我站在司机外边的脚踏板上，手把着车门，一边看人家开车一边“蘑菇”。（笔者注：东北话，大意是纠缠不休） 把人家“蘑菇”烦了，向右一蹭，我便坐进驾驶室。后来司机有出车拉货的任务，我便向高队长要求去跟车。
高队长虽然知道我跟车是假，但理解我的心情，每次总是开绿灯。就这样，我慢慢练成了个“二把刀”司机。而现在，组织上正式分配我学习坦克驾驶，不久的将来，我就要成为一名坦克驾驶员了，高兴得我半宿没睡觉。
紧张的训练开始了。教员是日本的两个坦克驾驶员。正是入夏季节，没有教室就找树荫凉。赶上阴天下雨，就分组讨论，能者为师。没有教材，就采取实物教学法，拿一个坦克零件，先介绍它的名字，然后再介绍它的性能和原理。学员大多不识字，只靠心里记，有时很简单的道理也需要反反复折腾几天才能开窍。常常急得饭吃不下，觉睡不好，走路环磨，躺在床上还在肚子上画圈圈。我为了多学点知识，每月一毛的津贴费连个碱块都舍不得买(那时买不起肥皂，洗脸洗衣都用碱块) ,攒起来买件小钳子修车用。我好动脑筋，又是“二把刀”司机，所以接受知识便比伙伴们快了一些。大家谁有闹不懂的问题都来找我，时间不长，我便成了组里的小教员。
学了一段理论知识，便开始进行实地训练。我们分成三个小组，每组一辆车。三辆教练车，一辆是一吨半的豆型小坦克，一辆汽车，还有一辆拖拉机。三种型号的教练车轮着驾驶。那时的拖拉机是专为耕地用的，两个大轮子，上面净是大铁橛子，一上公路就颤得厉害，我们三个组谁也不愿用它。但好坦克不敢动，怕坏了修不好，只能用它凑合。
三个月的技术学习就要结束了。大家都准备参加最后的考核，以优异成绩领取毕业证书，成为一名正式的坦克驾驶员....”
首战靠山屯
战史记载：1946年11月23日，我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5师包围了靠山屯、田家粉房的敌军。田家粉房距靠山屯2.5公里，由土顽傅德辉部460余人踞守，村中央有个大粉房，呈梯行院落，墙高围厚有炮楼，墙外四周还有碉堡。当步兵攻击粉房大院受挫时，战车大队1中队以3辆坦克赶来支援。
18时， 坦克接近田家粉房后直接发起攻击。3号车冲在最前面，撞击围墙不成，便调头撞垮大门旁的碉堡。由于夜间视度不良，3号车和后面跟进的1号车相继掉进水坑，他们就坚持以原地火力继续支援步兵战斗。敌人见此情景，集中火力向2号车和跟随的步兵射击。战车大队大队长孙三沉着地指挥坦克撞垮碉堡，碾压敌人，撞开大门并掩护步兵冲进大院，全歼了守敌。这次战斗，坦克兵进一步体会了支援步兵战斗的要领，受益很大。
首次出任务的过程中，董来扶操作的是一辆“小豆坦克”。然而，这头一回出任务，“小豆”就差点让这位未来的“英雄坦克手”送了命：
“我开着一辆‘小豆坦克’上了火车。谁知一下火车“小豆”就抛了锚，说什么也加不上油，急得我头上汗珠子直往下滚。我看到油管子是从底下延伸过来的，心想可能是因为管子太长，使油的压力不够。我用一根胶皮管子把油从油箱直接引下来，果然成功了，一踩油门，车子发动起来。我又想利用发动不熄火的瞬间将油管更换过来。
不料，我刚拔下油管，化油器突然起火，引着了管子流出的油，车内顿时腾起烟雾。就在这一刹那，站在车外的车长一把抓住我的后脖领将我从驾驶室拉了出来。尽管车长动作迅速，我的头发还是被烧的没剩多少了。手背、胳膊也被烧坏了好几处。我们赶紧往车里扔沙子，很快就把火扑灭了，所幸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车长让我休息养伤，我急了：战场还没上怎么能退下阵来，用纱布裹了裹，继续参加战斗。
▲（模型）被人民军队缴获后，重新投入使用的九四式超轻型坦克，注意炮塔侧面上的“八一”徽标。该车因体积小巧而被称作“小豆坦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