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的发迹（作者：叶永烈）

旅行 2024-09-10 00:01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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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的发迹

作者：叶永烈

狄克钻进延安
晋察冀之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张春桥坐镇《解放日报》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狄克钻进延安

自从1935年5月踏进上海滩，张春桥混迹上海文坛两年多，发表了四十多篇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1937年9月3日《立报》刊出署名张春桥的短文《武装民众》之后，他的名字便从上海报刊上消失了。

张春桥哪里去了？

难道他“最最会化名”，化了什么新名字？

直至1938年5月的《抗战文艺》周刊第1卷第5期登出署名张春桥的《汉奸吉思恭》，标明“延安通讯”。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才恍然大悟：

狄克钻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间谍。1938年3月17日，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上，举行了公审汉奸吉思恭大会。狄克也在场，于是写了这篇“延安通讯”。

狄克是怎样钻进延安的呢？

在张春桥1950年亲笔填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一栏，这么写道：

1936年4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1938年8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1939年2月转正。

张春桥既然在1936年4月入党，怎么到了1938年8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那位“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我1932年9月被捕，1935年7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1936年4、5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在1976年10月18日所写的证明也清楚表明：

1936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

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吴仲超 1976年10月18日

原来，张春桥在1936年4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张春桥离开上海，跟江青相差无几，因为1937年8月13日，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在日军统帅水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〇一、一〇五、一〇六、一一〇、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30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发表在1937年10月4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16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今上海山阴路—引者注）叫作沙虹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黄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燃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20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论标点古书，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于政治。

上海站不住脚了。张春桥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济南。

张春桥在济南的行踪，从他发表在1938年4月5日《战地》半月刊第1卷第1期上的《韩复榘》一文中，依稀可以查证出来：

“去年9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这表明他抵达济南是在1937年9月中。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日军攻占济南是在1937年12月25日，因此，张春桥离开济南的日子当为1937年12月18日。

在济南，张春桥度过了行踪诡秘的三个月。

济南。经五路小纬四路富润里，张家。张春桥的父母张开益、宋蕙卿都住在那里。

富润里却不见张春桥的影子。偶尔，夜深人静，狄克才在那儿露面。

张春桥在哪儿安身？

济南，指挥巷18号。挂着“冀鲁边区游击司令”头衔的复兴社山东省头目秦启荣，在会客室召见了秘密交通员胡彰武（原名胡宪文）。

“这里有两份密件，你务必亲手交到柏俊生手中。”秦启荣的神色显得十分严肃，把两封封得死死的信，交给了胡彰武。他叮嘱道：“两封信里的一封，叫柏俊生马上妥交赵君弼。”

果真，密信送往柏家之后，赵君弼得讯，来到了柏家。

柏俊生的大老婆赵氏取出密信，当面交给了赵君弼。

赵君弼拆开密信，看后当即烧毁。密令只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子中：“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赵福承，也就是赵福成、赵君弼，张春桥的同乡。此人与张春桥之父曾有过同事之谊。他生于1905年，比张春桥长12岁。后来，他用赵福成这名字。

赵福成颇有来历：1930年，他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之后，便东渡扶桑，在日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1936年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此后，他出任济南市警察局东关分局局长。他也是复兴社的山东头目。

1976年11月13日，赵福成写下这样的材料：

我叫赵福成，又名赵君弼，今年七十一岁，山东巨野县人，家庭地主。

1930年，在国民党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1931年回国，在济南山东警察教练所当教官，1936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同年底，回济南充任警察局东关分局长，总务科长，兼防空司令部总干事。日寇侵占济南后，我曾担任济南市警察局长，章邱县长，曹州道尹，山东省政府宣传处长，汪伪孙良诚部参议等汉奸职务。

1936年，我在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由该校调查统计室主任王泰兴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化名赵用明。回济南后，我的复兴社关系转到济南，由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领导，和我一同进行特务活动的复兴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秦启荣曾委任我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长。

我参加复兴社后，回到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任务是：了解韩复榘政治动态；刺探日本人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以我家为据点，掩护复兴社在济工作人员和过往人员的活动并保障安全。后来我曾掩护过一些复兴社特务在济南的活动。还掩护过复兴社特务张春桥过往济南混入延安。

1939年9月中旬，我到复兴社特务柏俊生家，柏的大老婆赵氏转给我一封密信，

内有两只密令。

第一只密令写：

着警卫大队长赵福承留在济南，相机打入日伪组织，以资掩护而便工作，另有连［联］络人员去取情报。

冀鲁边区游击司令秦启荣（章）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日

第二只密令写：

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赵福承

秦启荣（章）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日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张春桥也是复兴社特务。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张春桥在济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里住，这是秦启荣安排的，因为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蒋韩有矛盾，韩不允许蒋特活动，住在我家可以掩护他的活动，保障他的安全。

张春桥住在我家期间，不愿谈他的经历和他在济南的活动情况，他总是单独出去活动，从未带别人来过我家，也没有人到我家来找过他，行踪诡秘。他曾向我打听过韩复榘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日本松井大将曾来济勾结韩复榘。张春桥还分析日本人来后形势，他说：“日本人对在家礼（青帮）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铲除。”事后，我把张的这些话告诉了柏俊生。

1937年12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延安，我因为知道他是复兴社的人所以对他说：“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说：“你留下干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我听了张春桥这些话以后，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负有任务的。

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时，他说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穿的棉大衣脱给他穿走了。

他还向我说：“我算是从山东走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迷人听闻，掩护其身份。他还托付我关照他父亲，后来我当警察局长时，就提拔他父亲张开益当了庶务主任。

赵福成 1976年11月13日[123]

1950年，赵福成在劳改队曾写下这样的亲笔供词（节录）：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系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赵福成写 1950年6月16日

■ 赵福成在1950年关于张春桥的交待

赵福成的这一供词，是在张春桥倒台之后，从山东省公安机关的案卷中查出的。

在供词中，“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颇为奥妙。1976年11月14日，赵福成对他1950年在劳改队亲笔供词写下说明：

关于我1950年在济南劳改队写的交代材料中所提到的“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的含意，现在我说明一下：

解放后1950年，我在济南劳改队写思想情况汇报时，我曾写过我与张春桥认识，写的词句中有这样的话：“我知张，张不知我”。我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说1937年9月，复兴社秦启荣密令我留下，准备打入日伪组织，同时还有个密件，通知我关照张春桥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之后，张春桥就果然去我家居住了。这年12月初张去延安了。复兴社山东负责人秦启荣秘密通知我关照张住我家，我当然就了解张也是复兴社分子。但张并不知我是复兴社。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所以我写“我知张，张不知我”。

1950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件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赵福成 1976年11月14日

就在赵福成接到秦启荣密令后一个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进了这位济南市警察局东关分局局长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独进独出，面孔总是那么刻板，嘴巴总是闭得那么紧。

1976年12月20日，胡彰武作如下的交待：

1937年7月我经秦启荣介绍在济南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充当机要交通员，经常为复兴社传送机要文件。1937年9、10月间，秦启荣在指挥巷十八号会客室，交给我两封密信，叫我给柏俊生送去。一封是给柏俊生的；另一封是叫柏俊生转给赵君弼（注：赵福成）的。秦启荣考虑到柏俊生文化低，怕他看不明白，还叫我嘱附他：把他的人都留在济南，参加日伪工作，把留下人的名单，填好年月日，听候命令。我将这两封信都交给了柏俊生。柏将给赵的那封信收下后说：“我交给君弼吧！”然后，柏将秦启荣给他的那封信拆开看，这时，我就把秦嘱附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柏答：“噢，知道了。”关于秦启荣给赵君弼的那封信，是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胡彰武[124]（原名胡宪文） 1976年12月20日

赵正平也口述了证明材料《秦启荣要我给赵君弼传信的情况》：

1937年秋天，日寇侵入济南前，我为秦启荣转过一封信给君弼。信上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是赵君弼来我家时，我把这封信交给他的。[125]

赵正平　口述（章）柏良　整理（章） 1976年11月26日

张春桥在日本侵占济南前离开了。后来，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1987年10月13日，95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 张春桥填写的干部登记表否认自己曾经参加反动党团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1937年的12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

从张春桥一路上跟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物接触，表明当时的张春桥的思想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也错综复杂。不过，复兴社的山东头目赵福成那句“我知张，张不知我”，表明张春桥已经到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大门口，而他的脚尚未迈入。不然，那就是我知张，张亦知我了。

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即陕北公学—引者注）唱歌”！

“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

晋察冀之恋

1943年，当春风吹拂晋察冀边区的时候，26岁的张春桥陷入了热恋之中。

爱神的箭，悄悄向他射来，最初他竟不知不觉。

那是报社搬进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的时候，常常收到署名“李岩”的稿子，作者自云是北岳区党委宣传干事。

看得出，李岩的文笔老练，颇有点文学根底。

张春桥给“李岩兄”复信。鸿雁往返，“李岩兄”给他留下了印象。

一天，当张春桥出差到北岳区党委，便去看望“李岩兄”。

推开宣传部的门，只见里面坐着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显得颇为秀气。她抬起头，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望着张春桥。

“请问，李岩同志在吗？”这是张春桥平生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您贵姓？”这是她对张春桥说的第一句话。

“免贵姓张。”张春桥用山东式的习惯自我介绍道。

“您是张春桥同志？”那姑娘居然马上猜出来者何人。

“嗯。”张春桥惊讶地点了一下头，反问道：“您是……”

“我就是‘李岩兄’！”姑娘的回答，使张春桥张开的嘴，久久地合不拢。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岩兄”是这么个斯斯文文的巾帼秀才。

写过“猫还叫春呢，咱们是活灵灵的人”之类“名句”的张春桥，在东颠西奔之中，一直没有机会找一个中意的女人。如今，一个窈窕淑女，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他面前，“君子”怎不“好逑”？

他坐了下来。虽说按他的习惯动作，把手伸进衣袋，想摸出烟抽，一想到面前坐着的是“李岩兄”，他赶紧把烟放回衣袋。

“我叫李淑芳。”姑娘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道，“李岩是我的笔名。我喜欢用男性的笔名，为的是我的文章不会受到歧视。我还用过笔名李若文，是个近乎男性却又有点女性味道的名字。”

平日能说会道的张春桥，此刻在李淑芳面前显得木讷。倒是李淑芳谈笑风生。

李淑芳说起自己的身世：出生于富有家庭的她，从小是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学习成绩向来不错，而且喜爱文学。17岁的时候，她参加了C. Y.（共青团），成了家庭的叛逆。虽然中间她曾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是她仍向往着延安。她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她投奔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

“自从投身革命，与家庭完全失去了联系。一个姑娘独自在外，常常感到孤单。”李淑芳叹了一口气，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扶了一下眼镜，说道，“为了解闷，消磨漫长的夜晚，我拿起了笔。你的那些写给‘李岩兄’的信，使我在孤独之中得到了温暖……”

李淑芳抬起了头，看了张春桥一眼。向来面部缺乏表情的张春桥，此刻双颊泛红，微微发烧。

一见钟情。“狄克”与“李岩”之间的恋情，像闪电一般进展。

虽然李淑芳属龙，张春桥属蛇，她比他长一岁，他也不计较这些了。在张春桥看来，在晋察冀边区，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有文化，能写作又是党员的对象，已是他的造化了。

热恋由地下转为公开。你来我往，他们的恋爱关系，已是人所皆知了。

1943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

就在这时，战事吃紧，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自10月1日起，亲自率两万兵马，对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这一回，冈村宁次采用了新的战术，名曰“铁棍式的三层战地新战法”，即：厚积兵力，纵深配备，反复推进，杀尽人畜，毁灭一切资财。

短短三个月里，冈村宁次发动了五次“大扫荡”。

战争的秋风，吹散了张春桥的春梦。呼啦啦的战火，烧断了鹊桥。久久地，张春桥不知李淑芳的音讯。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张春桥不时做着噩梦：难道淑芳倒在了日军的枪口之下？

张春桥喝下了苦酒

1944年，张春桥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过。战争到了最严峻的时刻。在1943年秋“大扫荡”的高潮中，《晋察冀日报》成了“游击报”，在灵寿、平山、五台、阜平四县交界的深山里印报。

到了1944年，报社依然不断地“游”动着，从大沙河畔的阜平县城，迁往山沟沟里的雷堡村、山峪村、苏家台村。

李淑芳杳无音讯。虽然每当通讯员送信来的时候，张春桥总是伸长了脖子。可是，一次又一次，他一直没有见到写有“李岩兄”那熟悉字迹的信封。

望眼欲穿。五百多个日日夜夜，在不安中度过。1945年5月，一封“李岩兄”的亲笔信，终于到了张春桥手中。

向来用剪刀剪开信封才看信的张春桥，这一回急急地用手扯开信封；向来把“李岩兄”的信一封封编号保存的，这一回看后用火一烧了之。

这封信的内容，李淑芳还记得：她向她的“桥”，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和极度的痛苦，请求“桥”的同情和理解。如果“桥”能够向她这样的落水者伸出救援的手，她就重返他的身边。要不，她只能回到他的父母那里，嫁一个男人，打发一辈子的时光。

她永远难忘1943年12月8日这一天。

窗外，天还黑糊糊的，她正睡得香。突然，村外响起了枪声。

那时，她已从北岳区党委宣传部调到了河北平山县部苏区担任区宣传委员，住在园坊村。她翻身下床，披上棉大衣，急急奔出屋，就被门口的雪滑了一跤。

“日本鬼子进村啦！”她跟随着村里的老百姓往外逃。

敌人四面合围。一颗子弹发出尖锐的啸声，朝她袭来。

她倒在地上。

她的那副金丝眼镜，最清楚地表明，她不是本村的老百姓，而是外来的共产党干部。

她被日本兵押上了汽车，拉到平山县城。

在平山县城才逗留了一天，她就被押往石家庄，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大牢。

27岁的她，脸色惨白，她哪见过带血的刺刀，哪尝过皮鞭的滋味。最初，她曾咬着牙，熬着那地狱般的生活。她知道，一旦被敌人撬开了嘴，将会意味着什么。

皮肉之苦，毕竟难挨。特别是日本兵用枪掠倒了几个不愿屈服的共产党人之后，终于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死了，什么都完了；自首，起码还可以留下一条活命。

她，自首了。

她得到了敌人的“宽大”，调往石家庄第一四一七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

走了第一步，她不得不走第二步—从自首到叛变。日本兵仍要她当宣传干事。

矮矮胖胖的日军中尉矢野宣布，建立一个宣传班，任命李淑芳为班长。

于是，李淑芳又拿起了笔。不过，这一回“李岩兄”不是为中共《晋察冀日报》写稿，却是替日军作宣传。出自她的笔下的反共宣传材料有：《我们不再受骗》、《弃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她不光是写，而且还演出。

她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她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反共同盟”。她居然在日军电台作广播宣传，鼓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

她的“出色”的“宣传”，受到了她的上司—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表彰，给了她一连串叮叮当当响的“荣称”：“巾帼英雄”、“新派绅士”、“女中豪杰”、“东方的摩登女士”……

李淑芳好梦不长。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八路军步步进逼石家庄，大佐、中尉、少尉们已在收拾行装，准备滑脚了。他们已经顾不上宣传班了。

李淑芳又陷入了新的痛苦之中，虽然她拣了一条活命，却断了脊梁骨。眼看着日军大势已去，她失去了依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回晋察冀边区吧，叛变之徒，在那里无处容身。回到父母身边吧，那将有何颜面。她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

于是，她提起沉重的笔，给亲爱的“桥”寄去一信……

清冷的月光，照着山村。张春桥失眠了。

他面临着抉择：甩掉李淑芳吧，他们已经有过那样公开的恋爱关系。何况，再想找一个像李淑芳这样能干而又有知识的女人，在山沟沟里实在很不易；要李淑芳吧，她又已经落到了那样的地步。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历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李淑芳回来了，来到了阜平县苏家台村，来到了张春桥身边。一年半没有见面，张春桥还是老样子，李淑芳却丧魂落魄，目光无神，失去了当年的青春的光彩。

李淑芳低声向张春桥倾诉了一切，而张春桥只是轻描淡写地对邓拓说：“李淑芳在反‘扫荡’时受伤被俘，最近刚刚从牢里逃出来……”

于是，李淑芳改名“文静”，被张春桥安排在《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

■ 张春桥妻子文静所写的交待

1945年，张春桥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这么写着，并为之加了注解：

爱人姓名：文静。

爱人是否党员：是（注二）。

（注二）是1943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但四三年反扫荡中文静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已经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日前是个别关系）。

在张春桥的庇护之下，文静摇身一变，居然又成了中共党员！

1945年8月25日，日军在张家口挂起了白旗，晋察冀八路军一举夺得这一冀北重镇。

一个多星期之后，《晋察冀日报》社迁入张家口。

刚刚吃上几口安定的饭，张春桥就与文静结婚。

毕竟文静的劣迹昭著，不是张春桥能够一手遮住的。后来，文静的叛徒问题被组织上知道了。

随着张春桥的飞黄腾达，文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后悔莫及，可是这苦酒是他自作聪明喝下去的。

张春桥坐镇《解放日报》

张春桥坐进了上海《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桌上的烟灰缸里很快就积满了烟蒂。

每天上午，张春桥9点左右来到报社，在那里吃中饭、晚饭，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拎起公文包下楼。经过三楼时，他总要到309房间夜班编辑室坐一会儿，然后回到香山路9号家中。

据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对笔者谈及张春桥印象[126]，用了八个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

张春桥在报社里，从来不参与吹牛、聊天。他的嘴巴甚紧，从不谈起过去，从不谈及自己的经历。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几年，与他共事的人，居然不知道他30年代曾在上海干过！

张春桥的面孔，总是那样板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叫人高深莫测。报社里，编辑们常常开玩笑，可是谁也不敢跟张春桥说一句笑话。每当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叫一声：“春桥同志！”他呢，微微一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那时候，编辑部在三楼、四楼，而一楼、二楼是印刷厂。编辑们白天编稿，印刷厂夜里印报，倒是错开时间，相安无事。后来，《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代印。这下子，白天轰隆隆印报，吵得编辑们心烦意乱。

好心的报社经理，去找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反映编辑们的意见，希望市政府帮助解决一下问题。宋日昌很爽快，说道：“我看，可以让东湖招待所腾出一幢楼，给《解放日报》社办公，那里安静。你回去，请张春桥出面，向市政府反映情况，代表报社要求……”

编辑部会议，经理喜滋滋地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当经理转达了宋日昌的意见之后，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张春桥。

沉默片刻，张春桥的牙缝里，才挤出这么一句话：“我不去！”

大家深感惊讶。张春桥慢慢地抽着烟，用极为严肃的口气说道：“吵一点，有什么关系？当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毛主席照样在延安窑洞里看书呢。我看，你们不要太娇气……”

张春桥这么一说，谁也不再吱声。自然，东湖招待所的房子也就告吹了。

张春桥十分“艰苦朴素”。他住在香山路9号《解放日报》宿舍，一幢小洋楼二楼，六十多平方米。他家的家具很简朴。书橱里，放着一整排马列著作，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一位道地的马列主义者。来了客人，他总是以粽子糖招待，以为那包着花花绿绿纸头的高级糖果不够“朴素”。冬天，他穿的棉袄已打了好几处补钉了……

他的楼下，住着王维。当他搬走之后，王维迁入张春桥的房子，而王维的房子里则迁入姚文元。曾经先后与张春桥、姚文元为邻的王维，对两人作了有趣的比较[127]：

张春桥下班之后，径直上楼，进屋关门。他从不串门，不到我屋里坐一坐。虽然我们当时是正、副总编，有事只在报社办公室里谈，回家之后互不来往。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的家属，也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

姚文元的“功夫”，看来不如张春桥。姚文元搬来以后，很随便。他的岳母—金英的母亲，跟他们一起住，操持家务。星期天，姚家烧了什么好吃的，就端上楼，分一碗给我，我也常常“投桃报李”。空闲时，聊聊天。姚蓬子偶然也来，但不与我讲话。姚文元从不向我介绍那是他父亲—虽然他明知我会猜出是姚蓬子。

不过，姚文元后来“高升”之后，也变得够呛。记得，有一回，金英的母亲跟我闲聊，说及当年姚文元如何追求金英的一些趣事，并说一开始金英嫌姚文元“书呆子”气太重，还有点不大愿意跟他谈恋爱—我听了之后，当作笑话，跟别人说起。“文革”中，变成了我的“罪行”，罪名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姚文元”！1967年秋，《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曾向张春桥请示，王维能不能“解放”。第一回，张春桥不表态—这就意味着不同意。张向来如此。无奈造反派不知张的脾气，又去请示。这一回，张春桥终于说话了，他说“王维借姚文元丈母娘之口，恶毒攻击姚文元，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呢？”张春桥这么一说，造反派才明白过来……

王维跟笔者谈及的张、姚印象，可以说既如实，又生动。唯有他先后与张、姚做邻居，才会有这样的比较。

虽说张春桥很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可是他自己住的房子又好又大，每月房租要靠公家予以补贴。

张春桥再三声言，他厌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过，他给《解放日报》写的文章，总是登在最显要的地位，总是按最高标准付给稿酬。

1954年1月，张春桥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问《真理报》代表团成员，在苏联访问了两个月，益发得意了。

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1954年秋，上海香山路9号，张春桥和文静正在家里收拾行李。

狄克在《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的金椅子上坐了三年，忽然要离开上海了。

为什么呢？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下达调令：调张春桥进北京，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解放日报》同仁为了庆贺张春桥高升，为他设宴饯行。

往日，向来不苟言笑的张春桥，那天显得有点反常，总是眯着三角眼，话也格外多。

王维记得[128]，酒过三巡，几乎不谈心里话的张春桥，出语惊人。他喷着酒气，颇为得意地说道：“《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不是张好坐的椅子。我的前任是犯了错误给赶下去的。我总算幸运，没有犯错误，今日可以与大家尽欢而散！来，为我们的尽欢而散干杯！”

张春桥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欢送宴会举行过了，细软也已收拾好了，正在张春桥欲走未走之际，又一桩意外的事发生了。

事情是因陈毅的工作调动引起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城新生。第三野战军司令兼政委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本来，自1949年10月1日起，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了减轻周恩来的工作担子，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时，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于是，陈毅作为最恰当的人选，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陈老总的工作重心北移。虽然他还兼着上海市市长之职，直至1958年10月才辞去这一职务，但是他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主持上海党政常务工作。

显然，需要另外遴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

调谁呢？调柯庆施！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石头城。28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5月11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市长为刘伯承，副市长为柯庆施、张霖之。

1949年冬，当刘伯承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柯庆施便成为南京市市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成了江苏的第一号人物。

1954年秋，已经内定柯庆施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在正式走马上任之前，便先来上海摸摸情况。

恰巧，就在柯庆施来到上海之际，听说了调张春桥入京的消息。

柯庆施与张春桥曾在石家庄共事，相处不错。

柯庆施紧急召见张春桥。

“听说你要调北京？”柯庆施问道。

“是的，调令已经下达，调我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答道。

“你愿意去北京？你乐意去当《人民日报》副总编？”柯庆施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这下子，把张春桥弄糊涂了。他一时猜不透柯庆施的用意。说实在的，自从接到调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去北京，在《人民日报》工作，跟党中央那么的近，升迁的机会当然比上海多；不过，一想到那个“副”字，他就泄气，仿佛回到当年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那些难堪的日子。再说，好不容易在《解放日报》苦心经营了三年，在上海扎下了又长又深的根，如今骤入人地生疏的首都，一切要从零开始。

面对柯庆施的提问，张春桥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不论去北京还是留上海，我都无所谓—我服从组织分配！”

“好，好，那好办，你就留下来！”柯庆施眉开眼笑道。

“中宣部那边怎么办？是中宣部要调我去北京的。”张春桥提醒柯庆施道。

“中宣部那边，你不用管，我会去打招呼。”柯庆施说道，“当年，你我在石家庄共事，有过愉快的合作。希望今后在上海，继续那样愉快的合作……”

果真，柯庆施给中宣部挂电话，留住了张春桥。

在柯庆施看来，上海是一个很深很大的海，暗涌时起，险浪骤生，要想在这样的海上驾舟，非有一个知海性、熟海路的智囊不可。张春桥是他求之不得的智囊：此人30年代就已在上海，何况在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时又熟悉了上海方方面面的人物；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石家庄，他就发现，张春桥是一个善于出点子的“军师”。

于是，喝过欢送酒的张春桥，依然坐在《解放日报》社四楼的总编办公室里。已经运到火车站的行李，又全部运回到香山路9号。

摘自：叶永烈著《 “四人帮”兴亡》

转自：老知青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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