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越被“定义”,就越偏离“核心利益”

文化   文化   2025-01-20 14:46   浙江  

定义,是建构的高效手段之一种。

建构的手段,都无可避免地会使用“定义”,因为,定义总是更具有某种权威性和压迫感,总是会以某种强大的逻辑性和证成性,把自身包装成某种既成的事实。
而其中的逻辑性越强,越具有某种门槛,就越会对更大的群体形成权威性。权威性的获得,就会对不接受此定义的个体,造成不同程度的压迫感。
而压迫感越强的定义,总是会在其接受和背离群体之间,设置鲜明的群体认同界限。
越接受定义的个体,就越能获得群体认同,在定义预设的路径中,获得可能的收益,或者,仅仅是能看得到所谓的收益。反之,越背离定义所预设的路径的个体,则会进入到某种被疏离,甚至是处处碰壁的处境之中。
因此,作为建构中的定义,其能量的生成,始终是基于其在群体认同界限中的门槛设置。
换种说法,也就是,符合定义者,是对的;背离定义者,就是错的。于是,建构中的定义,就又不得不滑入到一种控制策略之中。

01
越是需要生成“定义”的地方,往往越是指向利益的地方。
或者说,是能够指向利益的地方,才需要以各种定义去框定其路径。
一切定义,都必须包含三层结构:第一层是主体的规约,第二层是主体参与路径的规约,第三层是主体“能得”和“可能”的规约。
因此,但凡定义的生成,不过是在各种条件可控的前提下,所能达成的某种状态或结果。
于是,一旦个体被某种定义给定义了,也就意味着,该个体的行动,符合了此定义中所框定的种种条件了。
而之所以该个体要被如此定义,就在于这种定义指向了某种利益。所不同的是,此种利益指向,是“谁”希望指向此种利益。看清不同的“谁”,往往就获得了切入此种定义核心真伪的要害。
比如,传统孝文化的畸变,从孔子的“色难”到后来的无条件服从,就是对孝的定义的篡改。而此种篡改,是为了获得一种彻底的服从,是为了形成对最大的服从的一层层的消解。从皇权到父权,孝的定义的篡改,实际上是以家庭成员的服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治逻辑的服从。
因此,孝的定义,其利益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管理结构的稳定,是皇权的需要。

02
于是,越被强调的“定义”,往往就越可能是偏离个体利益的。
定义,作为一种充满前置条件的路径形式,条件越多,就越可能具备了对个体进行形塑的强烈意图。
定义,作为一种建构手段,必然需要在路径上达成闭环。而所谓的闭环,不过是使参与路径的个体,对此种定义的逻辑和效用认同,或者是不得不认同,甚至是进入到依赖的程度。
对闭环路径产生不同认同程度的个体,往往在定义建构者那里,会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以便于进入到更精细化的群体定义之中。
因此,被怎样的定义捕获,就像某种数据提取器,提取者能够清晰地对群体进行对比、分析、比较,最终建构起一整套的定义机制。
比如,在数据规模越大的地方,哪种数据模式的受众越大,就能基本看见在哪种定义路径上的群体越大。于是,只要不断强调和夯实这种数据模式,那么,这个定义路径的群体,就基本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了。
就像这些年,某些低俗搞笑,走下沉市场的内容,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市场,就在于它迎合了一个巨大的群体,即所谓的其他阶层,大概占到了90%以上。
而通过下沉市场的内容属性,又反过来为定义路径的设置,提供了一种类似全景式的参照系。基于此,“定义”的型塑能量就出来了。
越能被型塑的地方,越是需要被型塑的地方,往往就越是对利益进行规约的地方。

03
于是,越是处于下沉区域的个体,他们所在奉行的,在强调的,在用于规约他者的定义,往往就越有可能是一种基于型塑的定义。
所谓的环境压力,其实无外乎三种:
第一种:来自于笼罩式的隐性法则,但普通人基本缺乏起码的能量和契机去触及,因此,总是在无知无觉中,被这些真正携带了巨大能量的隐性法则所裹挟。
其中的个体,无力辨识,无力挣脱,最终成为洪流中的泥沙。
第二种:来自于处境中明确的奖惩机制,也就是给定路径下的二元困境。
这种压力,本质是群体筛选的后遗症。
第三种:来自于群体认同。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认同机制和认同路径。而这些认同机制和认同路径,最终都始于各式各样的“定义”。
接受某种定义,就是接受了某种认同机制和认同路径,始终是排他的。因此,所谓的迫于群体压力,实际上,就是个体接受型塑的开始。
越被型塑的个体,必定越是被框定在了某种狭隘的利益路径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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