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岁的一天早上，惊见破四旧运动中，将屋脊两端的传统装饰“灰塑”，手持铁锤敲掉。于是，全村的正屋屋顶都没有“角”了。学校园里、社会上弥漫着“破四旧”的气氛。“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埋藏书芭蕉树下
1966年夏季，我当时读小学四年级，隐隐约约感觉到家里由几本旧书属“封资修”的旧文化。一本是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另一本是欧阳山的《三家巷》，还有一两本其它什么簿一点的书。书名忘记了，反正大概属要“扫除”之类，一时惴惴不安、不知道如何处置：烧掉或上缴都不舍得，但如何藏？藏在哪里呢？犹豫、踟蹰了几天。
最终才决定埋藏庭院下方的芭蕉树丛下。于是，一天晌午后，我怀揣着这几本用透明塑料布包裹的“旧文化的书”，扛着一把锄头，像个贼般左瞧右瞅没人，赶紧溜到芭蕉树丛边，再抬头看确认四周没人，急匆匆埋头挖起来。幸亏土地较松，几下就把小坑挖好，把书扔进去。回填约二十公分厚的土，记住埋的位置。
回去的路上大松一口气，不时回头看那芭蕉树丛……不由联想起《香飘四季》里一幅精美的插图——月夜，一位曼妙的怀春姑娘守候在男朋友房间的窗户边，羞涩低头，国画线描勾勒出古典仕女的瓜子脸上，精致的五官、修长身材从贴身的短袖衬衣、丝质长裤淋漓酣畅地表现出来……画面右上方伸出一柄长长的芭蕉叶，好像姑娘还用两手指轻夹着叶边。一幅珠江三角洲乡村美女怀春图，活色生香……
当年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哥哥不知道从那里弄来的这两本厚厚的小说，我仅仅是随便翻阅，一些字不懂，小说复杂的故事不堪了了。但这幅精美的插图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担心雨淋水浸把书弄坏了，就用塑料布包住。
大约过去一两个月，风声过去了。我又扛着锄头到那丛芭蕉树下，对着记忆里方位。小心翼翼地挖开，终于捧回这些宝贝——除了个别处有水渗透的痕迹外，并无大碍。后来这几本“劫后余生”的旧书，不知道是被人借去；或是本来就是借来物归原主；或是搬家弄丢了……
总之，如黄鹤一去不返，留在我记忆里是那丛芭蕉树和那张温情脉脉的“小资”情调的插图。
购全鲁迅单行本
小时候最难忘两个画面：我背书包上小学的早晨，母亲往我书包里塞几个热烘烘的番薯；周末，上街找在会文墟卖菜的父亲，讨要一毛钱买连环画，那时，我仅是六、七岁的儿童。
后来，逐渐不满足于公仔册了，开始读长篇小说。最难忘的是一口气读完繁体字、直排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借书读已不满足了，记得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时常到新华书店浏览书、买书。买了爱不释手的高尔基的《母亲》及《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自传体小说；革命导师传记《马克思传》、《列宁传》等；还有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之历史观发展》、《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等哲学文艺理论名作。当年，我是一名高中生，哲学类书尝浅辄止。哥哥拿起翻翻皱眉问我：这种书你能看懂？我确实看不懂或者说是隐隐约约仅识皮毛，但求知若渴的好奇心而已。
最难忘的买书经历是约从1971年开始，我在会文墟新华书店买第一本鲁迅著作单行本《呐喊》起，到1974年买《集外集拾遗》止，先后约四年时间内，每年买几本一直到买齐二十多本，就是鲁迅的全部著作了（翻译作品除外）。薄薄的《野草》仅几毛钱，厚一点《集外集拾遗》一元多。总共花了二十元左右，那年代也是不小数目。
当年，鲁迅著作单行本封面设计独自一格——右上角为鲁迅侧面浮雕头像，中间直排作者手书书名，古朴典雅。每次买一本回来都用厚纸包封面封底，并写上书名钢笔画鲁迅像。还专门制作一小书柜置于书桌上，一直保持完好。
2018年夏，我盖了新房。于是，想起老家小横屋里这套书，回去搬去发现由于旧房漏雨，一些书已发霉钉锈散开。急忙拉到新房晒干整理，重新排放新书柜里。看着这些陪伴我约半个世纪的书籍，不由感慨万千——当年，虽然我没有读懂鲁迅，但如果没有这些经典熏陶，我不可能考上大学。而且，名著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我的性格。
有时候，书的命运喻示着人的命运。从“埋藏”书，到珍惜书藏书为乐，为精神家园，是社会的进步，也是人提高修养的必由之路。
大学生吃香年代恋爱经：借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姑娘兴嫁工人；七十年代兴嫁军人；八十年代则兴起嫁大学生的热潮……到九十年代的经商热中，人们更热衷于追求财富……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尚，而处对象的“热门取向”往往是“风向标”。
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处对象”程式、方法。如今是介绍、传个人照片资料择偶标准、互加微信聊……然后，线下餐饮见“真人”，如“流水线”作业。虽然通信发达沟通方便，但也许是选择范围过宽，附带的条件过多等原因，当代年青人的恋爱几乎是“马拉松”。
令我想起亲历的八十年代那种淳朴简捷高效的恋爱方式。1984年秋，我华师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山区的通什教育学院任教。单身青年教师居住在一起，我隔壁有一华师政教系毕业的黄同学，他老家琼海，中等身材，敦厚开朗，我俩都是五零后，大学毕业后都面临成家立业问题。俩人一间走廊相连的集体宿舍，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隐私空间。
一天晚上，有俩位二十多岁的通什职业女性，走访老黄，事由是“借书”。打扮光鲜、裙裾飘飘的女青年光临寒舍，寒暄几句，老黄问借什么书？女客答：一两本小说。于是，主人蹲下来从床底拽出一籍书。两位美女与同事们的注视下，老黄也许是紧张吧，额头渗汗脸庞绯红，翻了一会儿仍未找到……抬头自嘲：“你们在身边，我太激动了……笨手笨脚的……一下子找不到书……”。
两位女客人与众人轰然大笑，美女捂嘴笑得花枝乱颤，其中一个脸色绯红地嗔道：“你们读书人真幽默！”后来，得知俩位女客人其中白胖那位是老黄相看的对象，苗条秀气那位是其闺蜜。老黄的对象是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在自治州政府机关工作的阿玲。有人牵线，今天是初次见面：以借书“掩护”，带上闺蜜“参谋”，到男方宿舍实地考察、验明真身份……彼此不花一分钱，多堂皇的理由。俩人顺利喜结良缘，那是后话。
其实，青年男女以借书理由交往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已流行。那年月男女受授不亲，多聊几句多看一眼、一起看露天电影、女方坐男方的“单车尾”……都被视之为“恋爱嫌疑现象”而暴露无遗，只有借书既冠冕堂皇又暗通款曲。借书特别是小说、连环画之类，是那个精神粮食匮乏、求知若渴时代的“伊甸园”。多少青年男女通过书籍这“无声的红娘”牵线认识、相知、相爱而走到一起。
文艺青年在当年是一种令人趋之若鹜的时髦潮流，八十年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人中龙凤，“嫁人要嫁大学生”曾是流行时尚。而要嫁给这些大学毕业生，无须到公园、咖啡馆、电影院约会，女孩子只要介绍人或闺蜜陪同，到男方宿舍借书就是过见面第一关。
1984年秋季，我们大学毕业后走上社会伊始，我几位同事都不约而同地遇到女孩的登门借书——这蔚然成风，还几乎形成一种后续公式：男女双方有眼缘，过几天女方会亲自登门“还书”，如女方看不中男方，就托介绍人还书了。高尔基有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想不到还是男女青年的红娘。
那时候，我们逛街必到新华书店浏览，看看有什么新书上架；外出公差一定带书解闷，或是到当地书店买一两本书。我到白沙上课买了肖霍洛夫的四卷本《静静的顿河》；到昌江石碌上课买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到乐东抱由镇上课买了詹姆斯的《一个女人的画像》，到陵水上课买了《人像素描画法》……买书看书几乎是须臾不离。
前些年，我到三亚参加原通什教育学院学生聚会，特地找原单位同事老黄面叙。他已升格为爷爷，聊起如今的婚恋风气——房车礼金大摆婚宴，而当年我们结婚买几斤糖果饼干，请几位知心朋友到家里坐就权当婚礼了。而祝贺的朋友也有带新书或新的笔记本随礼，我又提起老黄当年面对未来的夫人借书，他满头大汗翻箱找书的窘相……他仰头哈哈大笑，是啊！虽然过去了四十年，“书香之缘”芬芳了一生，难以忘怀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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