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出生于白延墟产院。也许当年会文未设产院，那时，会文经济文化的重心还在白延。记忆里当年的医院叫公社卫生院。
白延墟产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犯了带状疱疹——俗称“过腰蛇”病，骑单车到迈号医院，涂外用药几次没有效果。回会文医院打B12药水三次就结痂痊愈了。
当年，医院在会文墟西街口对面，一排钢筋水泥平顶房，再往李桃大队方向路边一栋大瓦房，据说是早期的产院。记忆里在六十年代末期己移到孟昌湖畔——一幢两间正屋大的瓦房。
这是一间小医院设几个科室，有医生护士员工若干，听说还有中山医学院等名校毕业的医生。产院的负责人姐花在会文妇嬬皆知。约1977年，我从公社沙港农牧场调回香茅加工厂，医院己搬迁，原址给新成立的公社农工贸办公。
特殊时期，那里发生一件惨案，具体地点就在产房边，一间医生茅草盖的简陋厨房里，我们一帮小伙伴伏窗口往里看——只见灶台上一把闪白光尖刀带血迹，地上低洼处一汪积血……惨不忍睹的现场……令人毛骨悚然。
难忘拔牙女医生惋惜
第二次上会文医院是1978年初夏，我由于不注意口腔卫生，有一个牙“虫蛀”了——其实是细菌侵蚀牙的龋齿，牙床神经暴露，钻心的疼痛不已，以至床上打滚通宵未眠。
俗话说，牙疼是小病，疼起来要命。更何况是我正在复习，准备参加高考。于是，第二天早上，毫不犹豫到现华侨街的医院牙科拨牙。医生是二十多岁的女医生，了解我病情后，
问我：是否治疗一下？
我说：痛得顶不住了，还是摘掉干脆利落。
医生无奈只好遵我意愿，打麻醉针后，不一会儿就把血淋淋的病牙拔出来——牙冠上有一个米粒大小的龋洞……那还是一颗坚硬年轻的牙齿，此刻，它变成一个异物——我的身外之物。我眼神复杂地瞅了一眼……它与我永别了。
而我当年22岁，不识牙齿的宝贵，痛就摘。其实，修补可再使用几十年，比后来的人工义牙强百倍。身体器官往往是疼了才知道它长在哪里，而它病了或失去了才懂得应早点珍惜……我终身难忘那位年轻的女牙医那惋惜、善意、怜悯的眼神。
2006年，母亲脚掌长一个疣体脓肿，久治不愈。我带母亲到会文医院住院治疗，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到医院治病，也是首次住院。
当时，我在海口上班，安排妹妹送饭。我从文城请了一名中年女护工，工钱是每天70元。住院几天，打吊针，母亲的就痊愈。
医院就设在去马送村的公路边，离当年我们去朝奎小学必经的山坡小路不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每天早上，母亲塞几个热番薯在我书包里，与会文市的小伙伴们拐，从现在的“车子场”右拐走上朝奎坡。
当年，山坡上凌晨有“鬼火”、白天常见云雀直冲上云、山谷里开满金银花，坡马到处乱窜……如今，遍地楼房。医院就建在早年的荒坡上，母亲住院的地方六十年前野兔山鹧鸪出没……有我童年背书包上学的身影。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重叠令人感慨万千。
母亲已远去，我亦年近古稀，怎么也忘不了与妹妹一起送母亲住院治疗，医生护士的专业敬业，和母亲为我们当儿女的尽孝心而宽慰的表情……山坡、童年、母亲目送儿子、上学路上的野趣、打闹嬉戏声……一切那么遥远又仿佛在眼前……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父母亲曾经那强壮的身躯，在岁月的沧桑里逐渐老去。
子欲孝而亲不待，也许是人生最大的遗憾与悲剧之一。每次我路过会文医院，情不自禁想起母亲住院的情景，与我小时候，送我到医院看病的，而自己几乎从未到医院就诊的父亲……不由潸然泪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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