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涛、胡平：红安县高桥镇红色历史探寻

请关注↖“楚文学”

2024年第144期

总第1247期

亮剑英雄地

红色高桥镇

——红安县高桥镇红色历史探寻

吴涛    胡平

　　总有一段往事令人回想，总有一段征程令人难忘；总有一种高度令人仰望，总有一种信念令人昂扬。满怀着对“亮剑英雄地，红色高桥镇”的无比敬仰，踏着先辈们的红色足迹，探寻着高桥独特而厚重的红色历史，让人倍感启迪。

　　播撒革命种子的星星之火

　　王鉴（1895—1928）高桥余家边村王兴禄湾人。1921年经董必武、陈谭秋介绍入党，是武汉中学五位最早的黄安籍党员学生，1923年冬由他组建中共黄安工作组。1924年夏，被董必武派回黄安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并在本村创办了第一所平民夜校。

　　革命伴侣夏国仪，高桥夏家塆人，在王鉴的影响下参加革命，是黄安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夫妻俩自费在家里为平民夜校置办教学用具，购买瓜子、茶叶和丝烟招待农友学员，免费教授农友识字，传播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同时带领农友反封建、反礼教，宣传放足、剪发的好处，教唱《妇女解放歌》。李先念就是第一批带领九龙乡农友来听课的平民夜校学员。

　　这对革命夫妻，组织农友成立了第一个高桥农民协会，王鉴当选农民协会委员长，夏园仪当选为执行委员。夫妻俩带领协会会员开展了轰轰烈烈镇压土豪劣绅、处决恶霸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暴动。

　　镇压紫云乡恶霸地主吴蒂村，带领数千农友参加的西砦会战斗，组织农会会员大闹龙潭寺，分田分地分财产给农友，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革命的滚滚浪潮，让土豪劣绅切齿痛恨：“天有王鉴，日月不明；地有王鉴，草本不生；人有王鉴，胆颤心惊”。革命的火种由高桥向四周不断地星火燎燃，革命的种子从此在高桥生根、开花、结果。

　　令人痛惜的是：1927年冬，在白色恐怖之中坚持革命斗争的夏国仪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被反动派剥光衣服，用铁丝穿着她的乳房游街示众，被残忍杀害。这位黄安妇女运动的先驱，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此时，远在湘鄂西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暴动又身患疾病的丈夫王鉴，他深知家乡革命斗争的严峻和残酷，心中隐隐不安。就在那段思念故乡、牵挂妻子的悲伤时刻，他写下了一首《怀乡》诗：“遥聆故里起风波，听说罹灾人更多。隔断乡间无信息，不知情景又如何”。1928年春夏之交，也就在夏国仪牺牲后的三四个月时间内，王鉴病逝于唐王镇，这位农民运动的先驱时年33岁。

　　一对革命夫妻，两位革命英烈。他们的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初心之光不灭。一面面高高飘扬的党旗，由无数英烈的鲜血染红。高桥人民义无反顾地接过先烈手中的革命火炬，朴诚勇毅，前赴后继，让革命的红色火种生生不息。

　　高桥农民武装斗争的战火洗礼

　　从1924年夏，共产党员王鉴回高桥创办第一所平民夜校开展农民运动，到1931年11月，李先念率众参加红军，走出高桥。七年多的时间里，高桥地区的早期革命活动，从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逐步发展成为以高桥为中心，向东、向南、向西不断扩展的农民武装斗争的燎燃之势。

　　李先念从平民夜校的学员，到农友中的农民运动领导人；从建立村义勇队到组建九龙乡自卫队；从九龙乡游击队长到高桥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从镇压同村同乡的恶霸地主到率领高桥五千农友参加黄麻起义，一直站在了农民运动的前列，成为了高桥地区农民运动的领袖。

　　在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探寻革命道路，在血与火的农民武装斗争中坚定跟党走的坚强信念。李先念从九龙乡团支部书记到党支部书记；从高桥区委书记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再到陂安南县委书记，一步一步把高桥地区的革命力量发展壮大，把高桥地区革命的熊熊烈火不断向东南的麻城、西南的黄陂、西北的大悟燃烧。形成了当时东西四十公里、南北二十公里，人口超二十万的一大片革命红色区域。当时的陂安南苏维政府成立了一系列完整的组织机构：设立了军事指挥部、守备团、独立团、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总工会、妇女部、劳工委员会、工农监察委员会、雇农工会、少先队指挥部、童子团指挥部和医院、合作饭堂、油印局、红军修械厂。

　　星星之火燎燃，红旗漫卷高桥。在建立了各级农民协会的同时，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运动，掀起了高桥地区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商民运动和儿童运动的革命浪潮。李先念组建的陂安南“农民自卫军”英勇地杀向地主民团，消灭和驱逐“清乡团”，粉碎敌人的凶残“围剿”，参加了黄麻起义、二次暴动和黄安战役。这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让高桥的革命烽火熊熊燃烧。

　　1931年12月，李先念带领着在高桥这块土地上经过战火洗礼的红色队伍，高举着从高桥燃起的这团革命火种，转战鄂豫皖，奋战大巴山，鏖战长征路，血战河西走廊，直至谋略中原，弛聘大江南北，成为人民军队中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和军事家，被毛主席称为“不下马的将军”，为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三百青年当红军的血染风彩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杯热土一杯魂。

　　如果说，从1925年春高桥农民运动的开始，至1931年10月大革命的转折，是李先念走上革命道路，站在农民运动前列，在高桥地区带领农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七年，是为了深深的阶级仇。那么，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入侵，内忧外患，则强烈地激起李先念和高桥人民的民族恨。

　　“九一八”事变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号召，要求根据地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扩大红军队伍，支援红军作战。面对国恨家仇，李先念毅然决定率高桥一批青年参加红军。1931年10月17日，在庙咀塆广场召开“扩红大会”，全镇近千名青壮年涌跃报名，最后选定了三百余名青年加入红军。高桥苏维埃主席李先念率三百余名青年参军的事迹，受到中央分局和特区军委会的表彰，苏区《列宁报》进行了报道，也成为鄂豫皖妇孺皆知的一段佳话。1931年12月，李先念率领着这支革命队伍开始走出高桥，被正式编入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李先念任团政治委员。

　　铮铮铁骨赴国难，血洒疆场几人还。高桥三百热血青年当红军的壮举，正如百色起义的革命烈士黄治峰《无题》诗中所抒发的“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哪肯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的英雄气概。

　　在高桥12位开国将军的将领中，也许就有当年从这三百余名青年中走出的一员；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中，曾经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也许这三个红安人中就有一个高桥人的身影；每四名英烈中有一名属红安籍；也许在这众多的红军英烈中，就有当年这三百青年中的高桥“伢”。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三百青年当红军，他们用热血铸忠魂，用鲜血和生命抒写出高桥人的家国情怀。无论是当年一起从高桥出征的三百余名热血青年，还是九死一生的高桥籍开国将军，他们的一个个名字，都是血染的风彩。

　　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陂安南县

　　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诞生于大革命的战火之中，从1931年6月建立，至1946年6月中原突围前夕撤销建制，历时15年。历经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曲折多艰的战火洗礼，经历了15年的苦难辉煌。

　　1931年6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正式决定成立陂安南县，将黄安县的高桥、八里、平安三个区及桃花区一部分，黄陂县的塔耳、姚集、研子、长堰四个区合并成立陂安南县。同月，陂安南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庙咀塆戴氏祠堂召开，选举李先念为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鄂豫皖中共分局同时决定李先念任陂安南县委书记。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设立于高桥庙咀塆，并改名为“中华市”，将詹店街改名为“列宁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土地革命，不断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深入开展宣传工作，全面推进根据地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陂安南人民万众一心投身根据地建设。

　　1932年6月，因张国涛战略指挥上的错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陂安南县在血雨腥风中被国民党军占领。在长达十年的黑暗统治下，陂安南人民初心不改，红旗不倒，仍然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积蓄着一股更加顽强的革命力量，锻炼了党和革命群众，造就了革命骨干和革命武装。

　　1942年7月，中共鄂东地委决定再次成立中共陂安南县委，组建陂安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军事指挥部，建立起以陂安南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的陂安南县，是鄂豫边区辖区最多，范围最广、机构最健全、粉碎日伪军“清乡”“扫荡”最有效的根据地之一，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战略基地，鄂东地委将这一区域作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区域。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中原突围前夕，陂安南县撤销建制。至此，陂安南县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历经了长达15年之久的艰难斗争历程。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直致解放战争前期，陂安南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斗争，为创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陂安南地区在册烈士2332人之多，其中高桥镇在册烈士就达1583人。诞生了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走出了28位开国将领。其中，高桥镇就占了12位，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一批杰出人才。高桥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不愧为是英雄之地、光荣之地、荣耀之地。

　　红色高桥的红色印记

　　大革命时期，高桥区是孤悬于鄂豫皖苏区最南端，一个独树一帜的红色中心区域；抗日战争时期，高桥是鄂东地区最好的根据地之一；解放战争爆发之前，高桥为新四军第五师提供了一片保存空间和发展力量。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在高桥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众多的革命遗址遗迹。

　　第一所平民夜校。1924年夏，由王鉴在高桥王兴禄创办，高桥地区革命的星星之火在这里点燃。

　　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旧址。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1年6月。李先念任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设在庙咀湾戴氏祠堂。

　　“中华市”、“列宁街”。1931年夏，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将机关所在地庙咀塆改名为“中华市”；将詹店街改名为“列宁街”，红色旗帜在这里高高飘扬。

　　“竹青门”、“邦山门”。1931年10月，为纪念江竹青、熊邦山两位烈士，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将詹店街南门命名为“竹青门”、北门命名为“邦山门”，以激发高桥人民的革命斗志和斗争精神。

　　陂安南县童子团少先队妇女会旧址。成立于1931年夏的县童子团、少先队、妇女会在此领导和组织全县妇女儿童投入土地革命运动。

　　陂安南县合作饭堂旧址。成立于1931年6月的合作饭堂原为“易昌和”商号，主要负责接待南来北往的红色交通员及革命同志，凡持有鄂豫皖苏区党政机关介绍信者，均可在此饭堂食宿，免费接待。

　　陂安南县医院旧址。医院成立于1931年夏，共有医务人员10余名，以中医为主，主要为苏维埃机关人员及附近的群众送医治病。

　　陂安南县油印局旧址。油印局成立于1931年夏。主要任务是为县苏维埃政府印刷公文、机关刊物、革命标语和传单等。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五师师部和鄂豫边区党政机关在此印刷出版《七七报》《挺进报》《七七月刊》《党员须知》《怎样做好支前工作》《游击战术》《黄安县农救新闻》《陂安南县抗日歌曲选》等。

　　陂安南县政治保卫局旧址。政治保卫局成立于1931年6月。

　　陂安南县兵工厂旧址。兵工厂成立于1931年秋，有职工20余名。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1932年初兵工厂迁至黄安县城，不久又北迁罗山。

　　陂安南县列宁小学旧址。1931年夏，学校由县苏维埃政府在庙咀塆黄士咀创办。学校按正规化教育设置，有国语、算术、音乐、体育等课程，此外每周还设有两节时事政治课，由党和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到学校作时事报告。

　　陂安南县革命法庭旧址。革命法庭成立于1931年夏，革命法庭审判土豪劣绅，打击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巩固革命政权。

　　一处处革命的红色印记，一座座革命的红色丰碑。她展现的是红色之根，彰显的是红色之源，凝聚成高桥人民“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红安精神，乃至是大别山精神的重要红色发源地。

　　红色高桥的红色基因

　　高桥是一部经典，高桥是一种精神，高桥是一座丰碑。

　　红色高桥，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火种在这块土地上得以燎燃。王鉴这位农民运动的先驱，在董必武的指引下，是他引燃了高桥革命之火，使之成为燎燃之势。

　　红色高桥，是因为高桥早期农民运动有良好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使之孕育出李先念这位农民武装斗争的领袖，是他将高桥革命斗争的烈火熊熊燃烧。

　　红色高桥，是因为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她，使这块红色的土地愈发厚重。红安在册革命烈士22552人，高桥1583人，占比7%；红安师级以上英烈65位，高桥11位，占比17%；还有著名烈士王鉴、夏国仪、王秀松、江竹青、田开寿、孙玉清这些不可忘却的英雄名字。

　　红色高桥，是因为一代代人接过革命火炬，朴诚勇毅、前赴后继、使之成为初心映红之地。三百青年当红军的壮举，是高桥人民勇立时代潮流，历经风雨洗礼，以铮铮铁骨赴国难，谱写出红色高桥的壮丽诗篇。

　　红色高桥，是因为将星璀璨发出的耀眼光辉，使之闪闪夺目。红安走出两位国家主席，高桥占一位；红安61名开国将军中，高桥占12位；其中：八名上将，高桥占一位；十名中将，高桥占5位；43位少将，高桥占6位；全县162名师军级高级开国将领，高桥占18位。他们是立党、建军、治国的铮铮脊梁。

　　红色高桥，是因为这里有众多的革命遗址遗迹的红色印记，红色历史底蕴深厚而独特，使之成为革命传统教育资源集中之地，是共产党员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红色精神家园。

　　这正是——

      红色高桥血铸成，

　　万众一心凝精神。

　　陂安南县英雄志，

　　高桥河畔烈士魂。

　　遗址处处风和月，

　　故迹斑斑弹与痕。

　　初心不改信念在，

　　接力自有后来人。

作者简介：

　　吴涛高桥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胡平红安县红色文化研究所会员、县卫生健康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