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4上海苏河湾大会圆满收官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企业和投资者重要的投融资平台。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需要担当起推进企业和资金引进来、连通金融市场资金用起来、推展财富影响力传下去的三个重要角色。金融行业必须积极适应当前科技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巨大变化，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能力，对此要积极优化香港的上市制度。未来，香港将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进一步推进跨境理财通的发展，打造高质量的财富管理领域跨业态、跨地域的平台。

申万宏源董事长刘健表示，当前对投资中国资产可以更有信心。首先，要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信心。从长期看，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资产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从宏观政策看，货币、财政、金融等一揽子政策将产生政策合力。其次，导致A股市场相对低迷的周期性因素正呈现边际改善态势，体现在：房地产市场在新一轮房地产政策的支持下将进入平稳调整期；美联储开启降息通道后中美货币周期性错位将有所缓解；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有望触底回升等方面。三是随着积极因素的积累，长期机构投资者有望加大人民币资产配置比例。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应警惕全球金融市场表面“水波不兴”下的“暗流潜藏”，并分享了对当下全球金融风险几点看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第一，地缘政治风险与低市场波动之间脱节可能孕育着潜在风险，单纯依赖传统参数感知和分析市场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第二，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已基本完成，在上一轮风险尚未充分释放的基础上，高频率货币宽松可能隐含新的风险叠加。第三，在增长中枢回落的趋势下对应调整基础定价，尤其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可能加剧而非衰减经济的逆风向因素，应当关注科技股和房地产市场的估值判断。第四，今年以来全球债务率再次攀升，债务堆积的本质是投资收益率下滑不足以弥补投资成本，针对中国当下面临的政府债务冲击，应当抓住特殊时期积极进行财政改革。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守川结合工商银行实践，分享了工商银行在踏浪前行中发挥国有大行的力量的经验：一是适应变化，发挥跨周期、调控政策传导主渠道的功能，平抑市场波动，支持经济整体稳定，助力居民财富稳健增长。二是拥抱变革，重视技术创新对于金融供给质效的重塑。三是注重安全，把握风险。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信息共享，推动金融科技与风险管理深度融合，精准识别、评估和应对潜在风险。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亚洲区负责人Mike LEVIN表示，第一，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两者相辅相成。近年来被动管理型资产的规模增速高于主动管理型资产，导致公募市场整体利润率持续下降，私募市场成为行业的主要竞争方向之一，但大部分投资者对流动性风险及其相关成本的认识仍然不足。第二，人口变化是支撑资产管理行业规模增长和重要性提升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促使个人投资者更多依靠资本投资来保障退休生活，中国的个人养老金计划因此展现出巨大潜力和广阔发展前景。第三，尽管全球市场的波动性在短期内集中显现，但从长期来看全球市场的整体波动性仍然相对较低。因此，“顺势而为、多元投资”依然是行业的主要趋势和机会所在。

霸菱分销业务全球负责人Neil GODFREY指出，全球市场波动加剧、美联储降息周期带来流动性改善、高收益证券的发行人财务状况良好，导致投资者对高风险资产和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兴趣增加，这是全球金融波动中呈现的明显趋势。市场波动难以避免，管理波动的关键在于建立相关性较低的多元化资产投资组合。过去30年来，多元化一直是全球投资者的主要趋势，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逐渐从40/60组合逐步扩展到更多细分的资产类别，美国，欧洲和日本均有先例。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财富市场，多元化需求也将持续不断增长。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首席风险官李建江表示，当下绿色化、数字化是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金融机构需发挥支持创新科技、满足传统产业转型资金需求等多方面作用。建设银行在做好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大文章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推进资产结构绿色转型，创新绿色产品，搭建绿色指标体系；二是构建科技金融服务与支撑体系，加快“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三是加快重点战略协同增效，强化绿色科技创新领域的高质量金融供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长张为忠表示，在全球科技变革、科技竞争成大国博弈核心变量的背景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至关重要，浦发银行将从多层次持续发力推动金融强国建设。一是“怎么看”，从历史及中央部署可知，科技与金融互促共荣，银行做好科技金融是必然选择，浦发银行将其作为第一战略主赛道，贯彻相关战略，助力发展；二是“怎么干”，要建可持续体系，通过专业化产品如“浦科”体系满足企业多样需求，数智化再造服务流程，伙伴化打造新生态，全方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三是“怎么控”，鉴于科技企业特性，浦发银行借助数字科技，从精准触客及打造数智风控体系两方面，把控风险，确保稳健发展。

国泰君安董事长朱健表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金融行业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效果已持续显现，但与境外成熟科技金融市场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正通过一系列政策构建适配的科技金融体制。证券行业具有综合金融服务的独特优势，有利于推动“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一是做好科技金融综合服务的提供者，形成全业务链服务；二是做好优质科创企业的价值发现者，发掘企业价值；三是做好开放金融生态的构建者，联合各方共建生态；四是做好科创企业产品服务的应用者，拓展应用场景。

瑞士百达集团股权合伙人Niall QUINN表示，中国在减碳等诸多方面成效卓越，已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绿色技术大国，其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有力降低了高排放制造业的占比。瑞士百达于2023年初推出了一项专门策略，旨在将国际投资者的资金引导至A股市场中那些处于领先地位的环境解决方案提供商。同时，瑞士百达还高度重视采取诸多举措，如将资金引导至设有科学目标的公司，积极与尚未设定相关目标的公司展开沟通交流，助力其确立目标，推动这些公司提升可持续性评级等。此外，瑞士百达还通过积极参与诸如“气候行动100+”等各类合作项目，全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进程。

国际金融建模协会理事长Paul SMITH表示，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发展极具挑战性，金融领域在塑造转型的环境中可发挥重要作用，而金融建模是金融行业专业人士开展绿色转型业务的一项关键技能。在转向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或实施碳减排等实践方面，尤其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方面、市场方面、绿色转型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仔细的财务规划。而金融建模在应对绿色投资领域的不确定性、评估绿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影响ESG评级及洞察公司未来表现等多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

汉德资本主席、创始合伙人，德意志银行投资银行亚太区前执行主席蔡洪平，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Raphael BICK，恒生电子董事长刘曙峰就“AI在金融业的应用前景与挑战”展开对话。

蔡洪平表示，AI这场大革命的影响几乎可与工业革命媲美，甚至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变革。在金融领域，AI将重塑商业银行的零售、对公、理财投资、模型建立等业务，也会对IT系统能力、监管效能、员工能力等带来极大挑战，这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对企业的实际管理和发展而言，要立足于自身目前的现有业务，先从小模型建起，再建大模型，但同时也要关注隐私风险。此外，AI还可能让虚拟银行成为现实，这将在金融业产生颠覆性影响。他建议传统银行在迅速升级的同时发展虚拟银行，以两者的混合发展来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

Raphael BICK指出，人工智能现在仍是应用早期，但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正在积极推动利用生成式AI技术产生业务价值，提升员工效率，优化客户互动体验和推动产品创新。除了数据基础、信息保密、模型风险管理等挑战以外，如何调动整个组织规模化地推动AI转型是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胡晓炼表示，为了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一要充分发挥金融高水平开放与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相互促进作用，以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为动力；二要以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畅通四要素的跨境流动；三要基于国情积极探索创新。探索符合国情的建设路径，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建立离岸金融体系，形成以在岸金融中心为主，离岸金融市场为辅的双结构国际金融中心；二是以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为依托，在服务实体经济大前提下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三是以吸引全球要素向新质生产力聚集为导向，在支持和便利跨境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投融资中加快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形成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四是统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体制机制建设。

工银理财总裁高向阳表示，过去六年来，银行理财市场规模加速增长、竞争格局全面重塑，但也面临一些客观难题和短期挑战。在此背景下，银行理财逐步向中长期限产品引流，是克服资金短期化难题、提升行业韧性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为更好推动银行理财行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建议从银行理财参与养老体系建设着手，引入长期限增量资金；继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理财参与资本市场相关税费政策；继续加强引导以社保基金为代表的中长期资金入市，培育“耐心资本”。

易方达基金董事长詹余引表示，目前我国长期资金主要面临利率中枢下行和考核机制短期化的挑战，但随着资本市场制度环境日趋完善，长钱长投政策体系更加健全。特别是加强市值管理、加大退市并购力度等政策的出台，有助于增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为行业发展迎来重要机遇。长期资金管理的核心是发挥“长钱”优势，形成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基金公司要加强投研核心能力建设，持续创造良好长期回报；要围绕资金需求，完善策略多样、需求适配的产品体系；要加强完善服务体系，提升客户投资体验和获得感。

华泰资产总经理杨平表示，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社会资本回报率趋势下移，长期资金管理面临挑战：一是投资回报率下降，长期资金面临资产荒；二是保险资金“长钱短配”特征凸显，利差损与久期错配风险加大；三是各类别资产收益率结构分化显著加大；四是考核短期化问题仍旧突出，且挑战并非来自公司内部，而主要来自委托人。应对上述挑战，长期资金管理一要提升资产配置能力，应对市场新常态；二要加大权益配置力度，增厚长期收益；三要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分享产业发展成果；四要完善长期资金考核机制，引导价值投资理念。

普徕仕投资组合专家Ramon MARONILLA表示，在过去30年中，美国被动投资的市场份额迅猛增长，从2%增加到50%以上。强劲的美国股市表现、更高的集中度和相关性有利于被动投资，导致主动投资的优势有所减弱。然而，未来主动管理将具有显著的超额回报潜力。随着产业回流、保护主义上升和向绿色能源的过渡导致的通胀上升，加上更高的政策利率和债券收益率，经济和市场条件的正常化将有利于发展主动投资。

柏瑞投资亚太区行政总裁Kirk C. SWEENEY表示，由于推出新的风险资本制度、政府债收益率低和市场缺乏高质量信贷等，目前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私人信贷增长最快的地区。欧美私人信贷业务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爆发性增长，有观点质疑其影响发债、承销和估值标准，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但是，疫情和经济动荡时期，该资产类别被证明具有很强的韧性。投资者可以更加注重质量，比如专注于医疗保健、软件或商业服务等高增长、高防御性的行业，寻找业内拥有市场领先地位和卓越管理团队的借款人。中国的长期资本管理给全球带来了挑战和机会。

DWS集团亚太区首席投资总监Ivy NG表示，房地产上市公司投资具有优势在于：一是与直接房地产投资高度相关；二是比直接投资更具流动性；三是有多样化的投资选择，允许投资者根据市场趋势和个人偏好定制投资组合；四是交易价格低于五年平均水平，可以提供短期套利机会；五是流动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环境下，通过上市市场部署资本更为容易有效。但这一投资方式也存在挑战：一是短期内可能受到更广泛经济因素驱动的市场波动影响；二是监管风险方面，法规的变化或会影响市场表现和投资者情绪；三是上市房地产通常对利率变化反应敏感，可能会影响估值。

本环节的主持嘉宾为申万宏源执委、研究所董事长周海晨。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与斯坦福大学菲利普•奈特荣休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 Michael SPENCE（迈克尔·斯宾塞）展开对话，畅谈全球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增长主力。

斯宾塞表示，中国正成为世界的中心，中欧之间正面对很多挑战和竞争。中欧之间的贸易紧张主要是由于能源转型产生的，同时也是一种风险因素对冲，中国的公司和体制具有较好的领先优势，尤其是电池和电动汽车方面。欧洲向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反补贴税的做法“并不是正确的方向”。欧洲人和美国人需要找到更适中或合理的解决方案，来应对中国竞争。如果能找到另外一种方式，让中国的新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发达国家，将是更好的选择。

同时，斯宾塞认为，全球的经济正变得更加封闭和复杂，低收入国家需要在更加复杂和困难的国际环境中增长。人口老龄化和生产力的下降是导致全球通货膨胀的两大因素，这些都是供给侧的约束因素，并且都是长期的。中国现在面临的是类似供需失衡的问题，未来两三年可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面对全球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在减少的现状，他认为未来的增长将来自于结构性变革和生产力的增长。AI能够极大地提升生产力，从而扭转“负生产力”的趋势，但其作为大规模的通用技术，却难以在经济中找到应用的合适位置。

信银理财总裁董文赜谈及了银行理财ESG能力建设路径的七个维度：一是顶层设计层面，要制定公司发展的长期规划和目标，建立覆盖投资决策全流程ESG管理体系；二是公司治理层面，要建立健全ESG管理组织架构；三是投资研究层面，研究各类ESG政策导向和投资策略；四是策略开发与产品创新层面，要基于不同资产类型，开发相应ESG投资策略；五是风险管理与数字化赋能层面，通过数字化手段动态识别对冲缓释投资风险；六是配套支撑层面，加强人才建设、提升投研能力，拓展ESG与合规、审计、人本管理等体系建设；七是影响力构筑层面，要积极推动构建外部合作生态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晓燕表示，气候变化风险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中国坚定推动ESG投资发展。目前发展ESG的挑战在于：第一，信息披露不足导致“漂绿”风险；第二，ESG绿色投资认知不充分；第三，ESG金融专业人才的缺乏；第四，国际合作仍有一定信念偏差，资金流动和资源配置受到一定制约。为更好促进可持续及ESG投资的发展，需要强化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与全面性，引领投资者树立长期、理性的投资理念，着力培育ESG领域的高端人才，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

三井住友德思资产管理首席责任投资官Junichi SAKAGUCHI表示，ESG和尽责管理活动的首要目标是为中长期投资业绩做贡献，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实现可持续回报的关键。日本过去十年经历了公司治理的重大变革，日本实施的公司治理改革或能为中国提供一定的参考：2015年引入的《公司治理准则》和2014年实施的《尽责管理准则》（“双准则”），显著提升了公司透明度和股东价值。2023年，东京证券交易所更进一步要求上市公司加强对资本成本和股价表现的重视，并要求至少每年更新相关进展分析和披露。活跃的投资活动也影响了公司治理改革，投资通过向管理层施压强化股东权利，促进董事会独立性，提高资本效率。

CFA协会全球行业标准总监David von EIFF提出了基于三大核心特征的ESG基金新分类框架：特征一，关注基金如何利用ESG数据来提升风险调整后收益，对于通过ESG洞察来实现财务表现最大化的基金至关重要；特征二，涉及投资者对系统性ESG问题的敞口，主要适用于管理环境或社会责任相关风险的基金；特征三，强调实现可衡量的环境或社会责任的明确计划。在实践应用中，特征一体现在纯粹将ESG因素作为额外数据来源的基金；特征二常见于设有具体政策限制气候变化或社会动荡风险敞口的基金；特征三则见于承诺实现具体环境或社会目标的基金。

淡马锡中国区副总裁沈晔表示，淡马锡制定了明确的碳减排目标，计划到2030年将投资组合的净碳排放总和减少到2010年水平的一半，并力争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为实现这一目标，淡马锡设立了五大关键变革支柱，包括推动可持续投资、评估风险机遇、深化投资组合企业合作、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同时，淡马锡建立了系统性的ESG框架，将其贯穿于投资全流程，并实施内部碳价（ICP）机制。在投资实践方面，淡马锡在中国重点布局清洁能源和新能源领域。

本环节的主持嘉宾为基煜基金董事长王翔。

10月26日下午精彩集锦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表示，在全球经济挑战持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坚持主动作为，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方面大力扩大内需增加进口，另一方面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外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一个开放的中国，必将是外资机构云集的热土。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稳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拓展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坚持以市场驱动和自主选择为基础，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与合作，促进中国和全球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副市长解冬表示，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展顺利，金融市场体系完备，成交活跃。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在不断提升，特别在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未来将持续对标一流国际金融中心，加强业务创新，注重科技赋能，扎实服务实体经济，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上海市静安区委书记于勇表示，静安作为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志性地区，金融服务业持续快速发展，集聚了500多家金融市场主体，涵盖证券、资管、期货、银行、保险、基金等多个领域，已成为国内外金融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未来静安将积极融入和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金融强国建设贡献静安力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要求“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贯彻落实这一精神，服务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向更高能级，全球财富管理论坛在上海市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下，积极与上海市及静安区、国内外领先金融机构、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及业界专家学者合作，共同发起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倡议，并在大会上正式发布。

楼继伟、尚福林、解冬、胡晓炼、李剑阁、白重恩、以及上海市副秘书长王平，上海市委金融办副主任葛平，静安区委书记于勇，静安区委副书记、区长翟磊，静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顾云豪，静安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丁宝定，静安区委副书记、区委党校校长徐静等领导上台见证。

原中国银监会主席、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尚福林表示，金融业改革发展离不开金融开放与合作。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是金融开放合作的共同目标。新形势下，全球经济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二是全球贸易增长受到地缘政治紧张、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三是科技创新重塑国际竞争格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的“五篇大文章”，构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重要内容，为金融对外开放与加强金融合作指明了方向。一是科技金融上抓紧补齐短板；二是在绿色金融方面积极探索服务双碳目标与适应ESG理念新要求；三是在普惠金融方面讲好中国故事；四是在养老金融方面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五是在数字金融方面有望弯道超车。此外，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国际监管合作与监管规则体系至关重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中金融领域相关规则，增强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金立群表示，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格局演变，80年前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问题日益突出：一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美元，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不稳定性；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声音仍然非常羸弱；三是现有体系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能力严重不足，难以应对诸多全球挑战。亚投行在事关全球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重大议程上做出重要贡献：共批准286个项目，总金额近550亿美元，撬动总投资超1500亿美元；积极帮助发展中成员应对危机挑战；作为国际发展体系当中重要一员，不断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动力；不断创新投融资模式和工具，开拓非美元货币融资渠道。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张文才表示，世行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保持在2.6%，重振全球经济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紧迫性。对此，世界银行进行了重大改革：第一，世界银行集团的使命扩展为在宜居星球上消除极端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第二，立足于“人、地球、繁荣、基础设施和数字化”五个垂直领域，改革知识银行结构；第三，在能源、粮食、水、森林、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突发卫生事件、数字化等领域启动了六项应对全球挑战计划；第四，利用新技术简化内部程序缩短项目审批流程。第五，确定了扩大现有资产负债表的新方法。此外，世行加强了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并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内建立了世界银行集团担保平台。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表示，全球资管中心建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更高能级的必由之路，应坚持开放、合作、发展。下一步要紧扣这三个关键点，集中发力。一是开放，金融市场开放是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重要前提。持续优化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市场制度的规则，推动渠道产品业务创新。二是合作，合作共赢是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基本原则。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拓宽国际合作广度和深度，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同。三是发展，资管行业高质量发展是上海建设全球资管中心的坚实基础，服务绿色发展、服务创新发展、服务普惠发展，推动上海全球资管中心建设实现新突破新提升。

中国财政部金融司负责人、国有金融资本运营评价中心主任于红指出，当前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在国内和国际循环中，统筹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二是在科技和产业融合中，更好发挥金融支持作用；三是在经济和金融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以常态化机制为保障，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要以对话合作为桥梁，要以上海、香港作为“桥头堡”，共同融入和服务好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发展大局。

亚洲协会联席理事长、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John L. THORNTON与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执委会主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展开对话。

John L. THORNTON指出，尽管中美高层官员之间的交流频繁，但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态度仍然有待改善。对此，中美之间关系最稳定的支柱在于人民之间的交流。中美之间在文化、教育、旅游和金融等领域的交流是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石。他提到，尽管存在政治上的紧张，但商业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仍在不断上升和改变，为两国关系的稳定提供了支撑。在讨论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时，John L. THORNTON认为，无论特朗普或哈里斯当选，都可能对中美关系做出更有益的贡献。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文灵表示，当前已经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浪尖，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路径，以确保我国金融体系能够灵活而充分地响应科技创新需求，新型举国体制正是解锁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新型举国体制“新”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战略谋划和决策部署中，要依靠有为政府的定力，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在资源配置和协同攻关中，要发挥有效市场活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未来金融工作者要努力准确理解和把握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规律，创新长期资本投资科技企业的工具，开拓长期资本投资科技企业的领域，为提升我国产业链效能做支撑。

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兼郭向军表示，从中长期看，全球投资环境已经发生了范式转换，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短期“软着陆”可能性加大，但长期利率难以走低；二是地缘政治风险对国际贸易投资的影响日益上升，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受到不利影响，中国与一些新兴市场的合作空间逐步打开；三是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发展方兴未艾，将成为机构投资者最重要的投资主题。对此，全球资产配置将更加注重风险分散与地缘政治风险防范，更加重视对冲基金在总组合中的分散化作用，一些交易灵活、与市场相关性低、更具宏观环境适应性的对冲基金策略将有机会获得投资者的配置与资金流入。

交通银行行长张宝江表示，当前国际贸易金融形势呈现如下特点：一是世界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明显，为探索金融制度型开放与合作提供了方向；二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停滞不前，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催生更多跨境金融需求；三是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中国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面临风险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国际货币体系嬗变，人民币国际化迈入新阶段，为金融高水平开放注入新内涵。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杨东宁表示，作为专门支持对外贸易投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官方出口信用机构，进出口银行始终坚定不移践行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一是大力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二是积极促进互利共赢的开放合作，推动以发展为中心的国际经贸议程；三是持续深化多边金融合作，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下一步进出口银行将继续坚持以金融合作促全球发展，积极采取务实行动。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王红表示，近年来，境内ETF行业呈现加速发展之势，具体表现为：一是ETF交投活跃度再上新台阶。二是ETF市场投资者数量持续增长。三是ETF头部产品流动性持续提升，头部产品的规模优势日益彰显。四是ETF分红提高投资者获得感。未来上交所将多措并举，将上交所ETF市场建设成为具有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财富管理枢纽型产品。

10月27日上午精彩集锦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总干事、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在致辞中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升温，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发酵，给全球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国际社会需精诚合作、携手共进，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共同为推动全球和平发展而努力。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应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深化全球金融合作对于加快全球经济复苏和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艳林表示，金融开放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内在要求和鲜明特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要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建议，未来一个时期重点从以下五方面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第一，加强科技金融合作。中国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需要更多的耐心资本，这为国际金融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国际金融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第二，加强数字金融合作。要构建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数字金融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第三，加强绿色金融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积极开展绿色金融领域的务实合作，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市场定价等功能，构建完善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资金来源。第四，加强供应链金融合作。加强供应链金融国际合作，通过有效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有助于增加融资途径，更好地管理资金流，降低信贷风险，以应对全球产业重构加速的挑战。第五，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解决治理体系割裂化的问题，提升国际清算体系的稳定性，安全性、便利性，实现更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正局长级）纪敏表示，近年来，中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进展，一是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有序推进，二是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大幅放宽，三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四是统筹好金融开放和安全。下一步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持续推动金融的高水平对外开放。第一，要深化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逐步形成涵盖股票、债券、衍生品及外汇市场的多渠道多层次开放格局，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第二，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坚持以市场驱动和自主选择为基础，逐步完善人民币相关的跨境政策。第三，打造更加友好包容的营商环境，统筹推进跨境人民币和外汇管理改革。第四，要加强风险防控，守住底线，加强监管。

摩根资产管理全球权益投资副主席Lee SPELMAN表示，美国目前在全球股票市场中占比近70%，接近历史最高点，这主要归功于：一是创新。美国擅长货币化创新，很多公司在科技赛道处于领先地位，同时资产管理行业也在不断创新交易方式和产品种类；二是高效。美国公司高度关注创造盈利；三是股东回报。企业管理层有动力最大化股东回报。她认为，未来美国的市场份额可能不会再持续上升趋势，占比太高也并非健康趋势。随着中国增长前景的改善，预计投资者的信心将会提升，希望看到在股票市场方面更广泛的全球合作。

安本集团主席Sir Douglas FLINT表示，全球化在资产管理领域至关重要，因为它支撑了过去20年被动投资的扩张和投资股票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资金正在流向全球最大的发达资本市场和个股。同时，投资会流向具有更好增长前景、更高利润率和更高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公司。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资产管理行业的未来无疑也将是数字化的，技术进步会推动个性化投资组合的增加，使人们能够更加自主地掌控投资领域和风险接受度。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出现，有利于提高投资过程的效率。未来投资行业必将更引导资本进入符合社会期望并且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产性资产，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瑞银资产管理全球主权市场全球策略主管Massimiliano CASTELLI表示，全球经济有望迎来“软着陆”。美国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较低的失业率，以及人工智能革命，是支持美国经济表现强韧的主要原因；但“软着陆”也存在尾部风险，建议从资产配置角度进行管理。对投资者而言，跨市场和资产类别的多元化仍是管理下行风险最重要的投资策略。目前经济和金融形势整体良好，资产管理行业可以在为投资者提供正确的知识和专长，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并有效管理风险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本环节的主持嘉宾为光大理财副总经理李永锋。

威灵顿投资管理副主席、客户部负责人Scott C. Geary表示，在公开和私募市场融合的环境下进行的投资以多种方式体现于股市和债市中，全球资产所有者也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将公开和私募资产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其投资目标，这意味着资产所有者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跨投资组合，从而寻求增长的策略；资产所有者将越来越希望与能够同时覆盖公开和私募市场的资产管理公司合作，他们将二者视为一个单一的竞争领域；对于那些寻求上市的私营公司，在公开和私募市场均有经验的资管公司将成为其宝贵的合作伙伴。

交通银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金旗表示，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我国资管行业具有充足的潜在发展空间：一方面，中国居民财富规模稳步增长，居民家庭增配金融资产空间充足；另一方面，无风险利率下行，将带动居民财富由存款流向资管产品。挑战在于单一的资产类别难以满足客户需求：一方面，随着无风险利率震荡下行，固收类产品回报率走低；另一方面，全球宏观不确定性上升，权益类资产的波动也在加大。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践行投研驱动下的资产配置,关键是提升投研能力和大类资产配置能力。

兴银理财总裁汪圣明表示，近年来海内外资管市场发生较大变化，今年9月份以来的政策变化、预期变化推动市场在下一阶段发生较为明显变化，对资管发展变化的牵引作用非常强。他认为宏观上看2021年以来的本轮经济下行周期正在接近尾声，要以比较乐观的态度看待周期变化。2025年总体大类资产展望方面，海外交易总体上有利于在中长期投资于美债资产，商品性资产要战略性布局；国内市场比较看好A股，需要更加关注市场变化之下的结构性机会。下一阶段需要重塑理财范式，实现理财新一轮转型，兴银理财将转向从重视资产到重视策略，充分运用指数工具，改进和提升大类资产配置实效，走向高质量发展时代。

上海信托总经理陈兵表示，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速、高波动时期，资产回报下行、价格波动上升成为行业新常态，金融科技技术发展迅猛并在资管领域广泛因公，这给资管行业带来挑战与机遇。同时，客户投资意愿、投资计划与投资要求等发生深刻变化，资管机构需洞察并顺应，及时构筑出新的服务模式。面对变化，资管机构需进行自我迭代，加快资产管理服务供给创新，从产品模式向服务模式、盈利导向向价值导向、竞争思维向合作思维、人力驱动向数智驱动转变，以构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循环驱动的发展模式。

申万宏源首席策略师王胜表示，过去两年债券和高分红股票表现很好，本质上是对房价调整的定价。房价止跌回稳对风险偏好回升有直接作用，能改变2022年以来资产配置的核心逻辑，可以促发股债再平衡。而随着股债再平衡的进行和权益类资产赚钱效应的积累，量变到质变的一刻将会出现，没有更好投资渠道的储蓄最终将会“搬家”，实现中国资本市场的“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同时，增加分红、回购则是落实相关政策的重要抓手。科技投资方面，建议不应该将目光限制在A股，应该拓宽视野、放眼全球，从港股、中概股、一级市场、并购重组等方面全方位捕捉产业亮点与机会。

本环节的主持嘉宾为中欧基金常务副总经理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