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灵：金融赋能科技创新 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文摘
财经
2024-10-30 17:10
北京
10月26—27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4上海苏河湾大会成功举办。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文灵在全体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王文灵表示，当前已经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浪尖，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路径，以确保我国金融体系能够灵活而充分地响应科技创新需求，新型举国体制正是解锁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新型举国体制“新”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战略谋划和决策部署中，要依靠有为政府的定力，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在资源配置和协同攻关中，要发挥有效市场活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未来金融工作者要努力准确理解和把握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规律，创新长期资本投资科技企业的工具，开拓长期资本投资科技企业的领域，为提升我国产业链效能做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金融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局，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业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金融业资产规模增长驶上“快车道”，2022年超过400万亿元，今年二季度末，金融业资产规模已超48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全球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股票市场全球第二、债券市场全球第二、保险市场全球第二……当下中国已迈入世界金融大国之列。虽然我国金融业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距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还有差距，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先回顾一下历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金融业如何成为推动工业革命进程的重要支柱，进而持续助力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是一次技术革命，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经济和社会变革。它18世纪60年代始于英国，持续到19世纪中期，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建立了以生产流程机械化和产业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大生产和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现代工业的兴起和人类进入“机器时代”。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英国的经济增长数据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是英国人口数量从1750年的600万猛增至1851年的2100万，可以窥见工业革命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这期间，新机器的发明、工厂的扩张以及传统行业的衰落使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运输业与通信业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商品价格降低，人们的购买力提升，新产生众多工作岗位刚好与爆发式的人口增长相适应。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之前英国发生了什么。1694年，世界上首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成立，这是英国金融变革的重要标志，它通过发行国债和提供贷款，为政府的财政需求和私人部门的投资活动提供了稳定的货币供应和信贷支持。随后，初步形成由英格兰银行、伦敦私人银行和伦敦以外的乡村银行构成的三级银行网络。1773年，英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伦敦柴思胡同的乔纳森咖啡馆成立。1802年，交易所获得英国政府正式批准。最初主要交易政府债券，之后公司债券和矿山、运河股票陆续上市交易。通过股份公司，政府将国家债务转换成公司股票在伦敦证券市场上流通，从而使国家财政与个人资本结合起来，国债制度逐步确立并发展。从18世纪开始，伦敦逐渐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金融业的中心。第一次金融变革以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和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与证券市场的协同发展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金支持和制度基础，为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扩张提供了必要的金融资源，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深刻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最显著的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它取代了蒸汽动力成为主要能源，人类由此进入了“电气时代”。此外，内燃机的发明应用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推动了汽车、火车、远洋轮船以及飞机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重塑了美国的工业体系；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90年代意大利人马可尼试验无线电报取得了成功，这些发明为迅速传递信息提供了便利，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此前，美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农业产品的出口。虽然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但整体经济增速相对较慢。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美国的经济增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1893年至1903年间，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03%。到了194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产能已经超越了整个欧洲，成为世界工业生产的领导者。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从一个主要依赖农业的国家，迅速转变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经济增速显著加快，为其在20世纪成为全球经济领导者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美国金融业早就开始了巨大变革。1811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美国资本市场真正形成。1850年，雷曼兄弟公司成立。1869年，高盛公司成立。1893年到1904年美国经历了第一次企业兼并收购浪潮，这一时期共发生近3000次兼并，涉及兼并资产总额63亿美元，100家最大公司的总规模扩大了34倍，他们控制了全国40%的工业资本。1860年到1900年，美国银行数量从大约1,500多家扩张至约10,000家。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划分开，银行只能在储蓄业务（商业银行)或承销投资业务(投资银行)之中选择其一，催生了现代投资银行业。第二次金融变革以现代投资银行的崛起和依托股票市场的大规模兼并收购为主要特征，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奠定了新的资本市场基础，不仅推动了资本市场的结构性发展，还通过促进企业整合和扩张，加速了工业革命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步伐，从而为经济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前，美国经济结构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而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经济结构开始向高科技产业和服务行业转型，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高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使传统融资渠道难以满足其资金需求。这些企业通常处于研发或商业化初期，产品成熟度较低、风险较大，客户基础不稳定，难以通过传统的股票或债券融资。这种特殊需求催生了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金融创新。1946年，在波士顿成立了全球首家专业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AR&D），它的投资模式建立了风险投资的流程和制度基础，开创了项目获取、尽职调查、投后管理等重要环节。随后，KPCB和红杉资本等风投公司在硅谷崛起，为高科技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和支持，推动了科技产业的发展。同时，1957年美国国会通过《中小企业投资法》，通过设立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和税收优惠。1978年，美国劳工部对养老金投资的“谨慎人”条款做出新的解释，允许养老基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极大扩展了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1971年，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设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电子股票交易市场纳斯达克，进一步拓宽了创投基金项目退出渠道。20世纪80年代末,“风险投资+纳斯达克”这一体系培育了包括苹果、微软、甲骨文等一大批信息技术产业的优质企业。第三次金融变革建立了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现代创业投资体系，为高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加速了科技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提供了全新的金融支撑机制。“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可能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浪尖之上。回望过去三次工业革命，我们总能发现一个现象：金融业的变革总是为工业革命的兴起提前奠定基础，并且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金融业自身也会随之迎来蓬勃发展的机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工业革命并非仅仅是某一项或者几项技术从0到1的孤立发明，更是一个技术集群从1到N广泛而深入的应用，这一过程需要相应的金融环境作为支撑。展望未来，我坚信，只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中国的金融业将继续蓬勃发展，而金融从业者也将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既然我们说到了工业革命，那么我想借此机会谈谈，其实历次工业革命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会发现，历次工业革命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要素展开：能源和信息。前两次主要是能源革命，第三次可以认为是信息革命。如果我们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将时间轴进一步前推，50万年前，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在学会使用火之后，人类的进化历程大大加快，火的使用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更早的“工业革命”或者叫“科技革命”，而且是围绕能源要素开展的“科技革命”。同样，5000多年前，文字的发明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一次围绕信息要素的“科技革命”。因此，我推断未来的工业革命将继续以能源和信息两个关键要素为核心展开，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在能源和信息领域产生的重大变革。金融业的任务应该是为这些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充分坚实的保障，以确保能够在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先机。上面，我们在时间维度上回顾了金融业变革与工业革命的关系。下面，我们从空间维度观察一下国外都有哪些通过金融手段支持科技创新的模式。比较典型的模式有美国、以色列和德国：美国是以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占主导地位，辅以政府优惠政策以及特色化银行服务来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当然，发达的风投市场背后，也并非完全是市场化资金，也有来自于类似SBIC的政府资金介入。苹果、特斯拉、英特尔等美国大企业，在初创阶段都曾经得到过SBIC的投资。以色列是以“政府引导基金+风险投资”模式为主。以色列政府出资的YOZMA基金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政府主导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之一，通过作为母基金带动社会资本和成立政府所有的风险投资基金两种方式运作，成为了以色列风险投资产业迅速发展的催化剂。以色列在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数量位居全球第三，风投资金总规模居世界前列，人均风险投资额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德国是以政策性银行为引领、其他银行参与的间接融资方式占主导地位。德国中小企业出于保护控制权、税收优惠等原因，更加偏好银行信贷而非股权融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信用合作社共同组成了德国银行体系的“四支柱”，政策性银行发挥基础引导功能，州政府设立担保银行分担风险，其他银行充分竞争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确保了实体经济融资的较高可得性。显而易见，每个国家都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市场特点和政策方向，发展出了独特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模式。我们可以“博观而约取”，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路径，以确保我们的金融体系能够灵活而充分地响应科技创新的需求。我认为，新型举国体制正是解锁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今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再次提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充分体现了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是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创新形式，既不同于中国过去现代化进程中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各类资源的举国体制，也不同于依靠放任自流的自由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体制。从其内涵来看，新型举国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政府与市场等多元主体协同作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是新型生产关系的体现。理解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就要抓住两个关键——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战略谋划和决策部署中，要依靠有为政府的定力，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在资源配置和协同攻关中，要发挥有效市场活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新型举国体制对金融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效、精准、多元、灵活、创新、协同。这就要求我们作为金融机构不仅要提供快速响应市场和科技创新需求的服务，还要确保资金与风险匹配的准确性，同时，还要具备多元化的产品结构和服务模式，以适应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的科技创新需求。我国目前面临的科技创新方式，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追赶式创新（catch-up innovation），一种是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追赶式创新是指一个国家、地区、行业或企业在技术或产业上相对于领先者存在差距时，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模仿，结合自身的改进和创新，以快速缩小与技术领先者之间的差距的过程。颠覆式创新这个概念最初由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在1997年提出，用以描述一种创新过程，可以是一种新的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以一种未被市场领导者所重视的方式出现，最终却颠覆了现有的市场格局，取代或严重威胁了传统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创新的本质是试错，试错就会带来风险。明确了这两种创新方式的定义之后，我们同时也能够意识到这两种创新方式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而金融业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配置风险。追赶式创新通常涉及短时间内的高额资本投入、广泛且深厚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以及研发成功后快速占领市场的能力等等。一般来讲，大型企业凭借其庞大的知识产权储备、持续的研发投入、丰富的人力资本以及在本领域已有的市场影响力，能够更加有效地主导追赶式创新。此外，在融资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和现金流管理等方面，大型企业更具有优势；小型企业往往因缺乏抵押品或者经营性现金流不稳定，而难以获得足够的融资支持。可以看出，追赶式创新往往更加需要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这样的体系可以为大型企业、大规模的长期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匹配相应的风险收益。颠覆式创新往往要有突破传统市场规则的创新思维、高效的资源配置重组能力以及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一般而言，初创企业凭借其对新兴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愿意承担高风险的创业精神以及在特定领域内灵活机动的运营模式，能够更加敏捷地推动颠覆式创新。此外，在组织结构、决策速度和对新技术的快速接纳等方面，市场的新进入者在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上都更具有优势；而大型企业可能因为现有的业务模式、既得利益和组织惯性，在面对颠覆性变化时反应迟缓甚至阻挠创新。可以看出，颠覆式创新本质上具有颠覆现有市场结构甚至产业结构的潜力，当然也存在较大失败的风险，往往更加需要以“风险投资+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这样的体系能够为这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颠覆式创新活动提供必需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最终体现的是商业生态选择的结果，类似大自然的生态系统，所以保持多样性是科技创新的前提条件，这同时要求我们金融行业也要保持充分的多样性，既有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也有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还有政府引导基金等其他创新形式，共同形成有机互补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这才有助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各自优势，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添砖加瓦。面向未来，金融工作者要努力准确理解和把握科技创新企业成长的规律，从适应科技创新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融资需求出发，创新长期资本投资科技企业的工具；从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出发，突出长期资本投资重点，开拓长期资本投资科技企业的领域；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出发，长期资本要在培育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积极有为，为提升我国产业链效能做支撑。从关心培育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视角做好长期战略资产配置工作，实现长期资本投资理念和投资方法的转变与调整，积极提升长期资本的投资专业性水平，将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三者有机统一。为此，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方法都要作相应转变与调整：在投资思路上要实现从股票市场上找好股票到面向实业培养优秀企业的转变，从而助力并分享大企业由大变强，支持并陪伴中小企业的成长；长期资本要积极跟踪产业发展趋势，投资组合产品的设计要更加契合国家产业发展的需要，对投资组合的考核期限要从针对资本市场的周期制定，转向积极研究产业发展的周期并以此来制定组合的考核周期；当然，长期资本投资考核基准也要作相应调整，在这方面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总体看，金融工作要找准定位、适应我国新发展格局的要求。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在机构设置、人才选拔都要与此相适应，以提高长期资本投资的专业性。紧紧抓住资本市场改革为长期资金助力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机遇, 努力构筑长期资金与长期资本的桥梁，积极探索长期资本有效的形成机制，推动长期资金向长期资本的转化，提升产业资本的质量；努力构筑金融与科技的桥梁，积极探索金融、科技与产业的互动，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治理能力与控制力，提高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这是我国产业发展的关键任务。在最后，我还是想回应本次大会的主题“以金融合作促全球共同发展”。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问题，推动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只有尊重多样性，发挥各自优势，通过金融合作这座桥梁，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愿景，我们才能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公正、可持续的全球金融体系。在此，我呼吁各位同仁，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合作的行动，共同开启全球金融合作的新篇章，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的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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