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减排中的现实与困境
在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日益加剧的今天，减少碳排放，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据专业机构评估，个人及家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碳排放约占全球总排放的65%以上。全面涵盖各部门的需求侧减排策略，如推广可持续的健康饮食、普及电动汽车、合理调节空调温度等，有望使终端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0-70%。在此背景下，需求侧减排逐渐成为社会各界重视的碳中和实现路径。在国际层面，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首次探讨了居民行为及生活方式转变对缓解气候变化的积极作用，并在后续报告中持续深化对需求侧减排的研究。而在国内，中国政府持续强调构建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并创新性地开展了针对小微企业、个人及家庭的自愿减排机制——碳普惠试点工作。
尽管需求侧减排在全球范围内被寄予厚望，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公众在气候议题上的“高支持度与低行动力”之间的矛盾。根据最新发布的各地区的碳普惠报告，虽然公众普遍高度支持企业和政府采取气候变化行动，但他们却往往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仅倾向于采取减排效果有限的行为。这一矛盾背后的关键原因在于，当前对需求侧减排潜力的乐观评估往往忽略了这些行为背后的非货币成本。尽管许多低碳行为能够带来经济上的节约，但它们同时也伴随着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消费习惯所带来的心理负担、时间成本等非货币成本，这些因素构成了需求侧减排实现的障碍。例如，当市民考虑从驾驶私家车或打车转向公共交通通勤时，他们不仅会权衡不同交通方式的经济成本，还会考虑到通勤时间、舒适度等非货币成本。
寻找需求侧减排行为中的“低垂的果实”
本研究以寻找“低垂的果实”——能够带来福利提升同时具有显著减排潜力的行为，为主要目标，以我国首都北京市为研究背景，运用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方法，量化了12种常见的需求侧减排行为的成本，包括货币和非货币成本，并分析了需求侧减排行为对个人福利的影响。这些减排行为覆盖了交通出行、能源使用、日常饮食、生活方式四大生活领域，并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首先，从个人福利影响的角度审视，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减排行为（12种行为中的8种）会损害个人福利，仅有4种减排行为能够增进个人福祉。即便将社会减排效益计入个人福利变化的综合考量中，仍有7种减排行为对总福利产生负面影响。
虽然绝大多数减排行为的平均福利效应为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无法得到居民的支持。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分析，我们发现12种减排行为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例如，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这一行为对个人福利的平均影响为每年-2448.9元，但值得注意的是，有45%的北京市居民通过实施这一转变，实际上提高了自己的福利水平。
研究进一步分离了不同减排行为的货币成本（a）与非货币成本（b）对个人福利的影响。虽然绝大多数需求侧减排措施能够为个人节省经济开支，但也具有较大的非货币成本，如心理负担和时间投入等。以“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为例，对于许多人来说，选择公共交通相较于驾驶或乘坐出租车更为经济，但较长的通勤时间和较差的出行体验所产生的非货币成本，往往大于节省的货币支出，从而导致居民的总体福利为负。这一发现提醒我们，若忽视了减排行为中的非货币成本，我们可能会过于乐观地估计需求侧减排的潜力以及实现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的研究识别出了需求侧减排中的三颗“低垂的果实”：（1）从燃油车转向新能源汽车、（2）中短途旅行时由飞机改为高铁、（3）以豆腐等植物蛋白替代肉类食品。这三种行为不仅能够为个人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提升，也具备显著的碳减排潜力，理应成为政策推广和公众倡导的核心焦点。
展 望
我们认为，仅仅识别“低垂的果实”可能并不足以触发广泛的行为转变，政策制定者还需精心设计干预策略，以针对性地消除个人在采纳减排行为时所遭遇的障碍。例如，我们发现阻碍居民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的关键因素在于通勤时间和舒适度的考量。因此，通过优化公共交通服务效率、完善“最后一公里”的配套设施，可以有效降低非货币性成本，从而增强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进一步深入分析需求侧减排行为的成本收益，我们注意到某些减排行为的推广普及可能依赖于特定的客观条件。例如，基础设施的广泛布局——如中国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以及社会文化偏好——如中国社会对豆制品的普遍青睐，均是影响减排行为推广的重要因素。尽管存在这些地域性和文化性的差异，我们的研究方法依然具备普遍适用性。研究者可以借助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和开源成本收益计算工具，对中国其他重要城市乃至全球其他大都市的需求侧减排行为进行精确的评估与优化。
论文信息
9月25日，该研究以《Using cost-benefit analyses to identify key opportunities in demand-side mitigation》为题，在线发表于《自然》子刊《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Tan-Soo Jie-Sheng为第一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秦萍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权逸飞为共同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李俊、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汪笑溪为共同作者。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8-024-02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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