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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impact of the IPCC Special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and Cities
期刊名称: Nature Climate Change
作者信息: William Solecki , Debra Roberts & Karen C. Seto
发表年份: 2024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558-024-02060-9
计划中的《气候变化和城市特别报告》是将IPCC评估过程与城市和全球城市化联系起来的关键机会，这两者都是当前“十年行动”中气候适应和缓解的关键要素。为了抓住这一机会，我们建议制定可以帮助报告产生更大影响的内外部沟通战略。新的战略可以使包括从业者和决策者在内的利益集团以及研究人员和IPCC代表能够更加协调，并提高分析结果的实操性。这些进展不仅有助于即将发布的特别报告，而且也有助于未来的IPCC报告和其他类似的科学评估。
研究背景：
城市地区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70%，并处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前沿.鉴于城市地区对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IPCC第七次评估报告（AR7）周期中编写的《气候变化与城市特别报告》具有紧迫性。本文提出了关键策略，以扩大特别报告对政策和实践的影响，强调有效且相关的评估工作需要更加整合用户社区的需求和利益。通过与官方外部客户社区（如国家）和其他重要群体（如城市代表和利益相关者）更紧密的联系，报告过程和产品的内部结构和组织才能得到发展和加强。传统上，气候评估过程主要围绕捕获、提炼和组织关于特定主题的所有相关信息，重点关注报告的内部结构。然而，我们认为，《气候变化与城市特别报告》需要从一开始就同时考虑报告的内部结构以及如何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多方面的参与将对报告的发展产生巨大价值，促进报告领导团队的反思和洞察，最终提高报告的影响力。
自成立以来，IPCC的报告一直由个别工作组编写（Working Group 1, climate science; Working Group 2, vulnerability, impacts and adaptation; Working Group 3, mitigation），每个小组制作自己的评估报告。IPCC的报告并非没有受到有效的批评。IPCC围绕着一系列议题上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包括倾听和与更多样化的受众沟通，如何将气候风险信息最有效地传达给决策者、过度依赖计算机建模，缺乏整合其他形式的知识，缺乏女性作者和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作者的参与，审查过程不公平、不透明且具有排他性，并且越来越卷入全球气候政治和经济辩论中。此外，在《npj Climate Action》杂志特刊的介绍中，最近一项研究的作者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改革IPCC的过程和结果，以产生更有效与气候工作更相关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一系列潜在的过程和成果、沟通改革议程被提出。公开的讨论和变革具有必要性是核心共识。另一些人则坚决认为，整个评估报告事业已经崩溃，科学家们应该暂停IPCC的工作，直到各国政府对气候危机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回应者继续提出一个论点，即需要一种新的科学-社会契约，这种契约将揭示政治在科学中的作用，并将新的声音整合到产生科学知识的过程中。
在此，本文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提出措施，以推进IPCC的工作并回应这些批评，特别是报告的结构和可提升空间。IPCC特别报告过程比个别IPCC工作组报告的孤岛方法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避免了评估产品和过程的分离。IPCC特别报告将把三个IPCC工作组聚集在一起。这不仅要了解城市与气候脆弱性以及影响、适应和缓解之间的联系，而且要有助于评估全球环境变化的两个最重要的当代驱动因素：气候变化和城市化之间的联系。这种统一的方法将回应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周期中提出的关键问题，现在将在第七次评估报告（AR7)周期中得到回答。
使科学评估更加相关和有影响力的愿景是广泛存在的。改进评估的许多挑战和机遇适用于所有未来的IPCC特别报告及其目标受众，特别是以城市为重点的决策者。例如，应努力确保所使用的语言和材料尽可能清晰易懂，使所有可能对其结论作出反应的部门和利益集团都能理解。此外，这些部门和群体通常希望评估结果能够根据其具体的利益和应用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调整。
城市总体上体现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尽管它们不具备民族国家的国际谈判地位。世界上最大的十个大都市区的人口加起来大约有2.6亿，这个数字比除四个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多。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区是日本东京，大约有3800万居民，约占所有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三。东京经济的购买力平价约为1.6万亿美元，如果它是一个国家，它将排在第15位，仅次于澳大利亚，领先于墨西哥。即便如此，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增长和城市脆弱性增加实际上是发生在全球南部的中小型城区，因此，它们在缓解和适应气候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气候应对有助于解决公平和正义问题的方式将大大增加。总的来说，考虑到南部城市的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其相关的排放，以及它们增加的气候风险脆弱性，全球南方城市的重要性急剧增加。这些条件使得《城市特别报告》必须接触到广泛和多样化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决策者，尤其是需要优先考虑全球南部最脆弱的城市中心的代表。
扩大IPCC城市报告的范围和影响
为了促进对“十年计划”的贡献和城市在其中的作用，应该考虑对IPCC计划中的城市报告及其主要发现的设计、实施和推广进行彻底性的重新思考。我们有机会增加本特别报告对城市领导人和利益攸关方可获得性和使用空间，以便帮助告知和协助近期行动。我们建议制定与该报告有关的内外联战略。外联工作围绕着一系列步骤和活动，这些步骤和活动直接参与了IPCC报告的中心客户社区，使他们能够了解、利用和推广评估的结果。这个社区的关键将是以城市问题为重点的国家、次国家和城市组织的中高层研究人员、政策分析师和政策管理者、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cbo）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商业、工业和金融合作伙伴。
城市与选民密切相关，政策变化与行动之间的联系比民族国家更直接，为创新和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特别是在试验变革性的适应战略和强有力的温室减排目标和规划努力方面。要充分发挥IPCC的作用，需要几个条件。与科学-政策-实践领域的个人合作，对快速发展的知识库进行集中分析，以便在第一次主要作者会议(可能在2025年初举行)之前确定知识的现状和内部差距。这项活动应由学术研究小组与全球特别是区域范围的城市网络或组织合作开展，以克服目前在城市代表性方面的差距（例如，C40，ICLEI，城市气候变化研究网络，联合城市和地方政府，城市联盟，联盟首都伊比利亚美洲，联合城市和地方政府，伊斯兰首都和城市组织，贫民窟居民国际）。
鉴于需要将科学与实践尽可能无缝地联系起来，将特别报告的进程和产出与地方政府、地方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城市穷人和城市企业/私营部门的需要联系起来使很重要的。要将研究结果缩小到地方一级，就需要将结果转化为具体以城市气候行动为导向的实体和群体。报告中评估的适应和缓解战略应由地方和非国家行动者描述有意义和可采取的行动，并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公平和正义。具体而言，这些战略应提供关于有限的财政资源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的见解，即如何将短期和即时的行动与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长期规划视野联系起来；在哪些方面可能存在明显的制度和治理结构及知识差距，最重要的是如何将气候行动与城市及其居民的发展轨迹和目标联系起来。
IPCC报告的一个核心成果是国家层面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不是作为一个具体行动列表，而是作为一系列潜在的选择。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气候变化与城市特别报告》的编写才能为所有城市提供一般信息，有时也为沿海城市(例如，海平面加速上升如何改变城市洪水风险潜力)、快速发展的城市(例如，这些城市如何利用能源技术跨入前沿温室气体排放途径)等城市群或城市群提供更具体的信息，中低收入城市(例如，区域城市网络如何加速当地知识的获取和互助气候行动)和高度非正式的城市（例如，正式和非正式的地方气候行动在多大程度上相互补充或创造障碍）。我们认识到，如果信息要在城市规模上是可操作，就需要包括更多的细节，供市长、城市工程师、可持续发展官员、城市护林员、规划者和其他城市规模的参与者参考使用。
《气候变化与城市特别报告》不可能达到这种粒度水平。在最好的情况下，该报告可以让城市了解广泛的共同问题，例如最大的公平问题将出现在哪里，气候行动的机遇可能在哪得到最大实现，以及如何通过网络和转移机制获得可操作的信息和数据等知识。也就是说，IPCC的评估虽然不是政策规定的，但已成为新政策倡议的基础。评估所产生的知识将激发城市层面从业者的新思维。新的特别报告中生成的广泛评估声明将对城市从业者社区具有重要意义，并可能成为一系列新的、更针对城市的气候风险评估和战略的驱动因素。它还将使城市机遇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可能引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重要国际决策论坛的注意。最近其承诺让次国家行为体在缔约方会议(COP)谈判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宣布将在2023年12月举行的COP28活动中举行地方气候行动峰会和高目标气候行动多层次伙伴关系联盟的承诺，目前已经证明了这一承诺的可行性。
这些类型的翻译问题是至关重要的，鉴于世界各地广泛的不同的城市环境，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例如，综合数千个城市的相关文献，特别是考虑到广泛的治理和金融条件问题，对报告来说将是极具挑战性的。IPCC的综合研究往往集中在地理区域上，但其尺度过于粗糙，与城市相关度不高。城市特别报告的过程必须仔细以最有用的城市类型作为评估的切入点，这些类型反映了城市经常采用的部分策略的类别。自然地理只是一个因素（例如，沿海、沙漠、山地）；城市人口规模、非正式性和基础设施增长表明，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治理类型和财政能力也需要作为组织要点加以考虑。一个灵活的、能够对特定的条件或场景做出响应的类型结构在这里将是十分宝贵的。
而其他场所则产生了更多的针对城市决策者和领导人的报告(例如，C40报告(见https://www.c40.org/research/)；为城市决策者的报告提供的摘要；城市气候变化研究网络评估报告)，IPCC现在也将有机会制作一份报告，供这些不同的城市受众使用。评估结果应以与以城市为中心的从业者、决策者、商业领袖和非政府组织、国会预算办公室代表的工作以及他们认为重要的方式呈现。因此，在新的特别报告中，似乎应该在每个章节写作小组中包括两名从业者（例如，一个具有全球北方城市视角，另一个具有全球南方城市视角），以确保在整个过程中代表不同的观点。随着城市从业者作者的增加，建议增加每个章节写作小组的作者数量，以确保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的研究专业知识保持到IPCC评估所要求的水平。即使有了这个扩展，作者团队和作者创作过程仍将由科学家，而不是实践者来领导。还应考虑在该报告的科学指导委员会中有执业者代表，以进一步加强共同设计和共同生产的机会。
04
培训撰写报告的过程
除了这些加强报告影响的步骤外，还可以采取一系列延伸战略，以充分抓住城市报告所代表的加速气候行动的前景。所提议的内联过程（类似于后来的外联过程）是专门为围绕特别报告的发展建立一个利益攸关方和利益团体社区而设计的，以促进代表性、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并反过来帮助编写一份更有力、更有影响力的报告，其中包括在各种城市背景下更广泛的参与，包括那些声音通常被低估的人。以城市为重点的特别报告的主要需要是将当地知识纳入评估过程，并建立这样做的机制。应特别注意将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城市贫民的声音纳入对话，在将土著知识纳入第六次评估报告进程方面取得了进展，在编写第二工作组报告的早期制定了一份关于将土著知识纳入报告的指南，制定了关于土著知识和地方知识的跨章框，并试图将土著社区的专家作为贡献作者纳入报告，现在在当地城市知识方面也应该取得类似的进展。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并没有直接将土著知识等同于城市居民和社区领导人的当地知识。虽然很难定义土著知识和当地知识之间的确切区别，但一个关键的区别是是否存在一个独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城市的地方知识往往没有与专家科学知识相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也就是说，当地的知识，如土著知识，经常被忽视，并被描述为非科学的，因此不值得纳入科学评估。重要的案例研究证据表明，当地知识具有重要的价值，通常包括未被其他方式认识到的观点和信息。
在此背景下，我们建议将一些与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所采用的土著知识类似的过程纳入《气候变化与城市特别报告》(即，包括具有深厚的地方知识专长的作者、关于地方知识的重点跨章节框和地方知识组织代表，包括环境公平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作为审稿人)。
在评估过程中，应正式承认来自有关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办公室和非政府组织（具有地理、兴趣和部门多样性）的城市代表。可以尽一切努力促进开放和包容的选择，而组织内的组织和个人的最终选择过程将保持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界定提名程序的所有步骤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即便如此，这种做法也应尽可能透明、包容和公平。此外，这些个人，以及他们间接的附属组织，将拥有“一席之地”，并有可能作为作者（主要作者或贡献作者）或以其他身份，如特别审查作出贡献。为了说明这一点，出席2024年4月中旬在拉脱维亚里加举行的报告范围会议的城市从业者在发展大纲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解决潜在的问题，可以部署一套知识参与策略。第六次评估报告发现了重要证据，表明知识获取和稳健性是气候行动的主要有利条件。此外，人们充分认识到，在IPCC的官方报告之外存在着非正式的知识交流安排，并包括跨各种成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各种信息交流机制。这些网络之间的联系在几十年的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谈判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中取得了进展。新的IPCC周期中的城市报告很可能带来一系列以城市为基础的团体和组织，其中许多，即使有IPCC报告的经验，也并不丰富。为了使这些新的合作伙伴能够建立自己的能力，并与报告编制过程建立正式的联系，我们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IPCC在与伙伴组织的正式合作下，可以支持开展教育和培训城市利益团体的活动，使其了解报告编制过程，并有机会通过正式审查程序参与其中。在城市利益相关者网络方面，我们鼓励他们设计和实施一个平行的工作组，定期开会，讨论报告的发展和机制，以帮助将它与他们的选民联系起来。
05
扩大和加速行动外联活动
图 1 潜在的不接触和外展战略
以及城市代表和利益对气候变化和城市专门报告的参与
注：红点表示存在城市层面的代表。ZOD，零序草案；FOD，一级草案；SOD，二阶草案；LAM，主要作者会议；SPM，决策者摘要
激活和参与的城市网络和组织反过来可以作为点对点学习的工具，并建立论坛，在报告结果正式发布后建立行动联盟。在IPCC和城市网络内部同时采取行动，这将使各种知识转移和传播策略得以实施。这将使科学的关键干预点阐明和激活到城市内的公共政策和公民社会领域。外部沟通策略还可以帮助为城市从业者提供知识培训。作为作者团队成员、审稿人和“现实世界”的审核员，这些人将为他们的潜在角色带来各种各样的可能的优势和劣势。应为这些人制定一个指导计划，使他们能够更充分地了解IPCC的进程、条件和要求。培训将包括一套推广服务，以促进工具和方法的精简化，以及访问信息的网站，以便城市领导人和决策者能够努力确定可操作的数据和方法，重点关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并促进监测、评估、报告和学习途径，以提高气候适应和减缓行动的有效性。
外展协议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将是创建一种机制，使城市可以作为其他城市的导师，找到城市从其他城市及其经验学习时最佳参与的方法。
IPCC 第七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与城市特别报告》将直接响应第六次评估报告周期中确定的城市当务之急。城市是大多数人类的家园，创造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容纳了我们大部分的文化资产和治理体系。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已经确定城市地区是变革性变化的场所，需要改变排放曲线，减少脆弱性、贫困和不平等。
鉴于这样一个评估的复杂性，需要多样化的方法。不仅要让IPCC的三个工作组参与进来，而且要在评估的不同阶段积极参与不同的知识(例如，对复杂和具体环境的城市系统如何运作有第一手知识的从业人员的知识)，以帮助提供有效的可概括信息的实地真实性。委员会充分认识到，这些建议的执行将增加报告编制过程的费用和复杂性。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大流行迫使IPCC议定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因为主要作者会议和批准会议都是线上的。虽然在许多方面这些转变不是最佳的，但他们确实说明了替代办法的潜力，并认识到报告过程是灵活的。他们还提供了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将财政资源从面对面会议转移到虚拟会议的证据。尽管也有强有力的理由增加对IPCC的国际资金承诺。这些报告所产生的知识很难确定其市场价值，但它非常重要，而且只占目前用于气候行动的资金的一小部分。
世界各地的城市一直是气候行动的全球领导者，也是政策制定和迅速实施的地方。气候评估工作还认识到，为了最有效地推动全球气候行动，需要在国家层面的倡议和实践与地方层面的倡议和实践之间建立联系，反之亦然。这种联系已经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出现，但很明显，与地方、社区一级的正式联系也需要更充分地确定和阐明。为了建立这些联系并推动有意义的气候行动，应从报告过程一开始就规划一个城市层面的参与整合流程（见图1）。改进评估方案以使报告的所有阶段（例如，框架、阐明和结果制定）对以城市为重点的利益攸关方和促进地方规模行动有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认为，这些调整不能取代IPCC的报告发展过程，但可以提供一些机制来改善和加强它，并提高加速城市气候行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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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郭程茵
编辑：张欣宇
审核：夏银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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