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冲锋号，擘画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数字化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与新一轮科技革命融汇的结晶，依托重大应用的变革、赋能效应，在创造性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需求、创新性实现经济社会改革深化、高水平推动数实融合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近年来，浙江省在数字化改革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省域实践，结合重大应用落地过程中较为集中的工程技术、建设组织、开放环境三大复杂性特征，前瞻性提出指导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价值实现的理论逻辑框架与三大实操路径，为高质量推动数字化改革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指南与工具方法，助力浙江在全面深化改革上继续走在前列。

数字化改革既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数字化的新方法，也为数字化底色的重大应用注入改革的新内涵。数字化改革是复杂巨系统工程，作为数字化改革复杂巨系统构成部分的重大应用也自然继承整体结构内在的复杂性，并展现出一般复杂巨系统所具有的“子系统种类很多并有层次结构，它们之间关联关系又很复杂”的特性。准确把握其复杂性，成为推进数字化改革迭代升级的前提条件。

从制度设计到场景应用落地的省域实践

在数字中国等宏大战略驱动下，发轫于浙江的数字化改革，作为近年来浙江提升治理能力、激发社会活力、应对风险挑战、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招”，有着清晰的指向与界定，被详细地描述为围绕建设数字浙江目标,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的过程。

从数字赋能的特征来看，数字化改革的要求体现在运用改革的方法与数字化的赋能，实现对省域治理每一项任务、每一个领域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的精准把握，进而提升整体协同能力。对比来看，与产业界开发的各类工具型、服务型数字化应用不同，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是将群众企业重大需求转化为经济社会重大改革的传动轴和转换器，集中体现着技术理性、制度理性和价值理性，其自身的存在即技术理性的表达，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制度理性，并在久而化之的过程中实现某种维度与程度的价值理性。

简而言之，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以工具化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融合应用为基础，以要素化的公共数据、产业数据、个人数据的汇聚、共享、流通和利用为关键，以政策制度、标准规范、组织管理、网络安全等保障为前提，以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为价值依归，最终从多角度、多维度提供系统性、集成性的现代化服务，同时根据重大需求的变化和重大改革的调整不断迭代优化自身。

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复杂性表现

进一步分析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所呈现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工程技术、建设组织、开放环境等方面。

首先是工程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典型的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自下而上、自小而大由模块、组件、应用、系统、场景、多跨场景构成，往上每一级的技术单元都由下一级的若干技术单元组成，不同层级的众多技术单元需要通过行之有效的综合集成方法，实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进而形成有机的技术综合体，方能按设定的技术逻辑运行发挥系统性的数字化效能。

其次是建设组织的复杂性。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涉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以一县之域来组织，即涉及全县的跨部门、跨业务协同。以一市之域来组织，即涉及全市的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协同。以一省之域来组织，即涉及全省的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协同。面对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格局，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每多一层、每多一地、每多一次的并跨，都意味着贯通协同等组织工作的复杂度大幅增加。没有科学的组织，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效能价值甚至会无法补偿其投入成本。

再次是开放环境的复杂性。广义上，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还是以人为子系统主体而构成的系统。换言之，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建设、运营和应用是置于开放环境之中的，需要包括公务人员、人民群众、社会组织或企业等主体的参与。人一旦参与系统交互，无论是个体还是个体组成的组织，都存在主观上或客观上的易变性，例如认知、习惯、偏好等主观因素以及岗位、资源、制度等客观因素都容易改变。这些总体上表现为开放环境导致的复杂性，极易导致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流于表面、荒于使用。

上述复杂性既是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固有特性，也是制约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价值实现的关键因素。在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谋划、设计、建设、运营、推广和迭代的全生命周期，认识、理解和有效应对这些复杂性，都应成为所有工作必需的伴生活动。

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价值存在于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系统结构之中，有效的系统结构蕴藏着数字变革的势能，能够在持续的运行过程中，转化为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需求、推动重大改革的澎湃动能。

构建闭环化价值实现逻辑框架

参考逻辑框架模型的原理，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价值实现逻辑框架须将应用投入、应用产出、应用目的、重大改革目标等内容相关、必须同步考虑的动态因素组合在一起，来清晰地解构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内涵和各种逻辑关系。

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价值实现逻辑框架分为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投入、产出、目的以及重大改革目标四个价值层次，每一个价值层次都由其相应的价值实现验证指标、验证方法和前提条件等构成。其中，价值实现验证指标是指评估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某一层次的价值实现所应用的关键指标体系，价值实现验证方法是指对验证指标进行实际测量所应用到的主要方法体系，价值实现前提条件是指决定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某一层次价值实现与否的外部环境性、制度性变量。例如，“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投入”价值层次，其价值实现可以通过相应的数据资源、专班人员、业务经验、政策体系、预算安排等主题的指标进行反映，并通过分析可行性研究报告、预算安排文件等予以测量，而且需满足纳入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一本账”这个必要前提条件。

通过将推动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价值实现的相关工作活动进行结构化组合，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价值实现逻辑框架构成自下而上由微观到宏观、自左而右由价值目标到细化指标的整体闭环，形成终始一体、环环相扣、相互协同的价值实现支撑系统，为发挥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解决重大需求、推动重大改革的作用奠定体系基础。

明确价值实现的四层逻辑关系

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价值实现的四个层次，进一步通过三大阶段进行关联。具体而言：

“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投入”价值层次是整个价值实现逻辑的起点，须投入数据资源、专班人员、业务经验、政策体系、资金预算等要素，并经过“建设阶段”的一系列建设活动，建成具有一定功能作用的场景应用、数字服务等产出成果，如“浙江外卖在线”重大应用建成了平台管理、商家管理、厨房管理等场景应用。

在“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产出”价值层次，这些产出成果经过“运营阶段”的一系列运营活动，开始产生解决具体行业或领域的具体问题的应用成效，如“浙江外卖在线”重大应用产生了压实外卖平台责任、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放心消费等应用成效。

在“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目的”价值层次，这些应用成效经过“固化阶段”的一系列固化活动，实现从技术理性到制度理性的跃变，推动行业或领域整体层面的全面深化改革，如“浙江外卖在线”重大应用实现全国互联网监管领域的开创性重大集成创新，为网络餐饮有效监管蹚出一条路子。

在“重大改革目标”价值层次，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从开始的应用投入，到中间的应用产出，再到达成应用目的，最后到助益重大改革目标，得到了完整的价值实现，最终达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正向催化作用。至此，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价值实现逻辑得以完备确立。

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价值实现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与路径，认识、描绘和把握其中的逻辑与路径是释放数字化改革独特改革价值的重中之重。当前，数字化改革正在融入到浙江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之中，也逐渐成为全国各地借鉴参考的先进做法。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基于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价值制度成果设计和实现逻辑，从工程层面提出运用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价值的三大实操方法，畅通“从无到有到用到久”的应用链条，推动浙江数字化改革实践水平再上台阶，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

实施规范建设：实现应用价值“从无到有”

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建设之路，是其价值从“从无到有”的实现之路。规范的建设体系能够保障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价值实现起点不出现偏差，这要求遵循数字化改革的框架图、方法论、时间表，摸清现有的系统、数据资源等要素底数，并分解设计具体的场景应用，明确其基本架构，制定相应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建立业务协同模型和数据协同模型。同时，利用数字化改革的话语体系、标准规范和共性支撑，推进场景应用规范化、集成化开发和有序上线运行。

开展长效运营：推动应用价值“从有到用”

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运营之路，是其价值从“从有到用”的实现之路。长效的运营体系能够保障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价值实现过程守正出效，这要求按照“一地创新、全省共享”的机制，通过培育宣传、示范应用、标杆推广、考核奖励等多种方式，加快推广已上线运行的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同时，建立以好用管用为导向的场景应用监测指标体系与评价机制，通过实时监测、比对分析，全方位准确评价场景运行质量，推动场景应用的建设成果转化为治理与服务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推动改革固化：强化应用价值“从用到久”

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固化之路，是其价值从“从用到久”的实现之路。改革的固化体系能够保障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的价值实现从技术理性跃升到制度理性，这要求对与数字化改革重大应用不适配的制度规则及时予以修订，严格制定相配套的制度规范和长效工作机制，并根据具体需要，推动业务与技术等方面的指南向地方标准、国家标准上升，推动建设、管理与运营等方面的规范规定向地方条例、部门规章、国家法律上升，推动相关理论与经验做法成果写入相关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和专题方案等。

[作者凌从礼系杭州城市大脑有限公司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作者黄贝拉系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能源环境（绿色智造）研究所副所长；本文刊发于2024年第8期《信息化建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