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升官，鸡犬升天？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的“权力家族”为什么在10多年就成为“安徽第一权力家族”？| 检史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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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6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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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出事前后的王昭耀
王昭耀的“权力家族”为什么在10多年时间，发展成为“安徽第一权力家族”？这暴露了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环节存在的漏洞和问题。2007年1月12日，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被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时年62岁的王昭耀曾任安徽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等职，2005年1月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2005年9月29日因涉嫌受贿犯罪被逮捕。2006年11月29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此案。法院审理查明，1991年2月至2005年2月，王昭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704万余元，另有折合人民币近650万元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本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王昭耀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考虑到王昭耀能够坦白其受贿罪的大部分罪行，赃款已全部退缴及具有检举他人涉嫌违法线索等情节，法院遂依法以受贿罪判处王昭耀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王昭耀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文革”期间的官员落马于2005年
公开资料显示：王昭耀，男，1944年11月生，汉族，山东梁山人，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工程师。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63年9月至1968年9月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水利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待分配；1968年12月至1972年7月在宿县地区砀山园艺场工作；1972年7月任砀山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办事员；1976年8月任砀山县水利局副局长；1980年4月任砀山县农办副主任兼水利局局长；1981年4月起先后任砀山县革委会副主任、副县长（其间：1981年9月至1982年7月在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84年1月任宿县县委书记；1984年12月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共安徽省委委员；1985年11月任宿县地委副书记兼宿县县委书记；1986年2月任宿县地委副书记；1987年5月任宿县地委书记；1989年2月任阜阳地委书记；1993年2月任安徽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1993年9月任安徽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其间：1995年11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农业和农村工作研讨班学习，1996年9月至11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98年3月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干部金融专题研究班学习）；1998年12月至今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其间：2000年1月在中央党校财税研讨班学习，同年3月至5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0年9月至2003年7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学习）。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安徽省人大代表。2005年8月19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鉴于王昭耀严重违纪，其行为已涉嫌犯罪，根据有关规定，罢免王昭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2005年8月３1日，政协第九届安徽省委员会第十三次常委会议通过决议，撤消王昭耀政协第九届安徽省委员会委员资格，同时免去王昭耀政协第九届安徽省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因涉嫌受贿犯罪，2005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王昭耀立案侦查。2006年11月29日，案件由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家族权力腐败“为所欲为”
据《法制早报》《新安晚报》《检察日报》等新闻媒体报道：安徽阜阳，从两任市长肖作新、李和中的垮台，（2001年10月15日肖作新及其妻周继美犯受贿罪，判处肖作新无期徒刑，周继美死缓；2003年12月10日李和中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到震动全国的阜阳市市委原书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被执行死刑以及阜阳市市委原书记、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被判处死缓，“地震”就未曾间断。王怀忠是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以上腐败高官。王怀忠不仅先后16次非法收受贿赂达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而且4次主动寻找“糖弹”吞吃，成为利用权力去“拦路抢劫”的“江洋大盗”，他恶意渎职，为了所谓的“政绩”，越是假的越去做，不但使当地经济深受其害，更使民心尽失，罪当其死就必须处以极刑。惟有如此，才能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同样“出身”阜阳市的高官王昭耀，本是山东梁山人。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分配到安徽省宿州地区砀山县园艺场工作。“谦虚、稳重、塌实”是早期人们对王昭耀的评价。在园艺场，喂猪、种地，王昭耀样样都干过。当时，砀山县修护黄河，水利局要求园艺场派人协助，王昭耀便与另外一人一起被安排过去工作。在工地上，专业出身的王昭耀负责勘察与丈量，自己所学有了用武之地，王昭耀的表现自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自从王昭耀“文革”期间的1972年7月任砀山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办事员，再到水利局副局长，仕途打开了大门。他再也没回园艺场。“思维清晰，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善于概括。”这是人们对走上仕途的王昭耀的评价。王昭耀在官场可谓是平步青云。“在官场上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稳扎稳打”。这就是王昭耀总结出的升官锦囊。1998年12月，王昭耀被任命为安徽省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农业和计生工作，成为实权在握的安徽“政坛大佬”。王昭耀妻子杨大爱开始了她的“造官”计划，恳请王昭耀对大舅子杨枫“政治上培养”。杨大爱在宿州一些官员眼中“不是一个凡人”。当地人都称她为“大爱”，“大爱”父亲早丧，母亲带着两个弟弟改嫁。她早年是砀山曲艺团成员，经人介绍，与下放到园艺场的王昭耀结婚。当时春风得意的王昭耀对结发妻子的“恳请”自然是拍着胸脯应承了下来。自此，老婆、儿子、二舅子……源源不断的“政治培养”逐渐拉开了“安徽第一权力家族”的阵容。亲属先后228次受贿卖出69顶乌纱帽
据《法制早报》、《法律与生活》等媒体披露：王昭耀的大舅子杨枫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砀山县师范学校当化学教师。1993年，在刚刚当上副省长的王昭耀的“运作”下，杨枫不到一年时间便出任安徽淮南市气象局局长。从教师到气象局局长，杨枫是一个跳跃式的发展，但对于有着大学学历的他来说，很快就适应了官场的风气。但杨枫并不满足姐夫的这个安排，他含蓄地对姐夫表示“不喜欢一辈子和老天爷玩”。于是，王昭耀安排杨枫到安徽宣城市行署做挂职副专员。宣城撤地建市后，杨枫顺顺利利地成为副市长，紧接着出任宣城市市委副书记。 看着大哥升官发财，弟弟杨哲信直接跑来向姐夫要官做。但杨哲信不比杨枫，他只是一个货车司机。仍然在王昭耀的“运作”下，2001年初，杨哲信摇身一变，从一名货车司机魔术般地变为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此后短短4年时间里，杨哲信实现三级跳：从灵壁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爬上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交椅。无师自通的杨哲信，将权力当成商品，上任不到三个月，大肆进行买官卖官交易，先后228次受贿，卖出69顶乌纱帽，最后，甚至发展到卖“假官”的地步。此时，杨大爱突然间想到了自己和儿女。王昭耀生有两子两女，如果全家人都权倾一方，未免太“扎眼”了，深知官场风气的王昭耀死活不肯再施“造官”之术。于是答应只解决妻子和大儿子的问题，其他3个孩子自谋出路。没多久，妻子杨大爱到省行政事务局做了接待处处长；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儿子王伟先到阜阳市政府办公室去镀金，然后出任共青团安徽省委联络部副部长。一家人都安排妥当，王昭耀想到的就是如何来稳固这个“权力家庭”。为此，他还专门开了个家族会议，专门传授自己几十年的“为官之道”，让妻子管好儿子和两个弟弟，委托妻子“天天监控，月月报告，不出漏子”。也许是杨大爱“管理”的问题，也许是这个“权力家庭”的成员太过纵容自己，各种贪婪的嘴脸都暴露了出来。杨枫好色，被媒体称为采用MBA的管理模式管理七个“财”貌双全的情妇。在得知杨枫的不良作风后，王昭耀决定找他“单独谈谈”，但杨枫却告了病假，安排两位铁杆情妇来做王昭耀“工作”。两位投桃报李献财献身之后，就有了日后王昭耀“郎舅共享情妇”的说法。王昭耀的落马也和杨枫的情妇有关，杨枫有一个“首席情人”，在杨枫又陷在其他情妇的温柔乡里的时候，“首席情人”发怒了，并出演了割腕自杀等闹剧，在这些都不奏效后，她开始了四处上告之路。自然，在告发杨枫的同时，也牵扯出了王昭耀这棵背后的遮风大树。杨哲信贪财，摇身变为“管官的官”以后，便开始了他敛财的路程。儿子王伟更是为钱把父亲拖下了水。眼睁睁地看着两个舅舅在政坛上并驾齐驱“掘金”，在清水衙门团省委任职的少壮派年轻官员王伟双眼发红。此时有大名鼎鼎的安徽双轮集团总经理刘俊卿（2006年12月19日刘俊卿因贪污受贿4000多万元，被判死缓；刘俊卿的妻子张兆侠（涡阳县公安局高炉镇派出所原副指导员）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三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主动找上门。重金聘请省委副书记的儿子王伟出面镇住“民怨”。刘俊卿的公司门口竖立两层楼高的自己巨尊雕像，还养了70多名后宫佳丽供其淫乐，并组建了一支160多人的私人武装欺压百姓，成为当地“土皇帝”，引得怨声载道。王伟高调到双轮集团“视察”，从刘俊卿手中拿走了数十万元的“消灾费”。为了彰显后台分量，王伟还怂恿父亲到双轮集团“调研”，给“怨民”点颜色看看，从而“成功”地将父亲拉下了水。为王昭耀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刘俊卿贪污受贿案发后，为求自保，他供出了包括王昭耀在内的一大批安徽各级高官。而大舅子杨枫的首席情人兰妍四处告状，进一步揪出了王昭耀的狐狸尾巴。中纪委组织数十名办案人员秘密驻扎到位于合肥市内的解放军炮军学院本部的一栋小楼里，戒备森严，彻查王昭耀权力家族腐败窝案，杨枫和杨哲信随后被捕。2006年6月初，杨哲信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8月底，杨枫获刑10年。2005年4月22日，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省委副书记、省纪委原书记杨多良和省政协主席方兆祥共同找王谈话。随即，王昭耀被采取措施：讲清问题。同日，杨大爱、王伟被“双规”。一念之差满盘输：贪官王昭耀的泣血忏悔
据《齐鲁晚报》《腾讯网》等媒体披露：在宣判前的最后一次庭审中，王昭耀作了“最后的陈述”。此前的报道称，王昭耀认罪态度极好，在法庭上“一口气讲了足有半小时，他虽手里没拿讲稿，但思维清晰，一气呵成，一副痛心疾首的神态。说到伤心处，他有些泣不成声。”我衷心感谢中央纪委、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感谢各位领导与办案人员，在对我的审查过程中始终坚持文明执纪、文明执法、文明办案，始终对我耐心地教育、帮助与挽救，挽救我的全家老少。这大恩大德我会永远铭记在心。我深知自己的罪行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我的所作所为，给党的形象带来了严重的玷污，给党的威信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给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忘记了党的培养，忘记了人民的哺育，忘记了党纪国法，背叛了党和人民。我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完全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面对罪过，我痛心疾首，悔恨交加，追悔莫及。痛定思痛，深刻反省，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上还在于自己的主观思想，教训极其深刻。第一，忘记了党的培养，背离了宗旨，迷了航，转了向，背叛了党。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小学时戴上了红领巾，初中时加入共青团，大学二年级入了党。是党培养我读完了大学，参加了工作，成了家，立了业，并且，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我从最基层干起，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副书记。我曾经是全省县委常委中唯一的省委委员，曾经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市）委书记，48岁就担任了省委常委、副省长，仕途一直比较顺利。我深知，自己的成长进步，都是党组织关怀、培养、教育的结果。组织上为了培养我、教育我，花费了很大的代价，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和汗水。对我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组织上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对我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都感到痛惜，并谆谆教诲，指明前进的方向。组织上期望我能健康成长，成为栋梁之材，好为国效力，为人民服务，对我寄予殷切的厚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就没有我的全家。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党是我伟大的母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党组织亲。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忘记了党的培养，放松了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上的权力观、经济上的利益观、思想上的荣辱观，都产生了扭曲。我把共产党员的称号看作是披在身上的华丽外衣，把四十年前举起右手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忘得一干二净，背离了党的宗旨，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忘记了党的好作风，被不正之风刮倒，被糖衣炮弹击中，被金钱名利俘虏，辜负了组织，背叛了党。胡锦涛总书记教导说，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权力，本来只能好好为人民服务，而我却以权谋私、以权谋利，为个人、家庭谋取私利。在干部调配任用上帮忙办事，收受好处，在企业争取资金项目上帮忙办事，收受好处。例如，涡阳县副县长栗某某为了个人职务安排，多次到我家里来，见我喊“王叔”，见我爱人喊“阿姨”，逢年过节给我家送钱，他最终解决了职务安排问题。阜阳市粮油农公司经理孙某某，为争取贷款，也三番两次到我家里来，给我家送钱，他最终也解决了贷款问题。不论是栗某某，还是孙某某，他们看中的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是为了拉关系、找靠山、铺路子，是利益驱动所致。一些干部给我送钱，是为了当官，一些老板给我送钱，是为了发财。他们不是为了关心我，尊重我，恰恰相反，这金钱，是毒药，是陷阱，是腐蚀剂，恰恰是这些人、这些钱，把我送进了监狱。“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在阜阳工作了四年，前三年，干得是好的。但是，从第四年开始，我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客观上，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主观上，自己的思想产生了蜕变，面对花花世界的诱惑，面对金钱名利的刺激，自己心里想，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苦得要死，累得要命，一点实惠都没有，别人家有孩子出国了，自己家孩子连一个出国的都没有；别人家有的家属做生意赚了大钱，自己家连个做生意的都没有，认为自己“太吃亏”，“太傻”了。外界也有人对我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我逐步淡忘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曾经向广大干部群众做出的承诺：“清清白白做官，实实在在办事，老老实实做人”也被忘记。本来在我的主持下，地委制定了廉政建设“约法三章”，原来我一直坚持得很好，可到了后来，别人给送点烟酒、土特产品，我也收下了，后来就是送钱。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接受别人钱时的情景。1992年，界首市原政协主席张某某，为了个人职务的安排，找到我，给我一万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受别人的钱，一开始，我坚持不要，推来推去好长时间，后来，张某某对我说：“王书记，请你放心，这个钱绝对不是公家的，是我个人的，我没有别的啥意思，我从心里头敬重你。”后来，我见他“情真意切”，赌咒发誓，就把钱收起来了。收下这个钱之后，有好几天，心里头一直沉甸甸的，饭吃不香，觉睡不好，思想斗争很激烈，收下吧，这是违法违纪，不收吧，又盛情难却。就这样，思来想去，一直到后来，自己给自己找到一个心理台阶：“下不为例。”结果，就是这个“下不为例”，就是这个“侥幸心理”，就是这个“第一次”，一旦反腐、防腐的心理防线被突破，一旦政治上的贞洁失去，一旦廉政的大坝决口，就会祸水横溢，也就是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灾难降临的开始。从那次后，张某某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多次给我送钱，我也先后帮助他解决了职务升迁、企业项目和贷款问题。也就是从张某某之后，接着就是“张三、李四、王五”，渐渐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不仁。以致到后来，自己产生了一种谬想，认为“钱”这东西，有比没有好，多一点比少一点好，现在不用，留作将来用，自己不用，留给子女用。这实际上是小农经济思想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是私有制观念在脑子中作怪，是极端利己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现在回想起来，都是自己出于对金钱名利永不满足的欲望，而沉溺于物欲名利之中太深，看不到潜在的隐患。而别人在灾难到来之前，也难于向你说明白，即使会说，也难于打动你。结果就是这样，我沿着危险的道路，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以至于积重难返，不可自拔，直至跌入违法犯罪的深渊。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古人尚且讲“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公仆，只能为社会、为他人、为百姓，多办实事，多办好事，多行善事；而对自己，则应清廉自守、清心寡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清清白白做官，实实在在办事，老老实实做人，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实不知，纵有金钱万贯，一天吃的还是三顿饭，纵有广厦万间，睡的还是三尺床铺。金钱名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今有之。古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该自己得到的，自己得到，不应该自己得到的，不要有任何奢望。“劝君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酒、色、财、气”四大害，无疑是火中取栗。“质本洁来还洁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人生的崇高境界。直至跌入违法犯罪的深渊，我才如梦初醒，大彻大悟，但悔之晚矣。1968年，大学毕业后，我从北京来到安徽，在安徽干了三十七年。三十七年来，我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大江南北，淮河两岸。这里到处有我留下的足迹，有我洒下的汗水。我的一生与江淮大地紧紧地连在一起，与江淮大地的父老乡亲紧紧地连在一起。三十七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不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农家小院，不论是兄弟姐妹，还是大爷大娘，曾经关心我、支持我、哺育我的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是江淮大地的父老乡亲。不是爹娘，亲如爹娘，不是故乡，胜似故乡。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比山高，比海深，当涌泉相报，永远不能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我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深刻教训，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公仆，什么时候你与老百姓的心贴到一起，给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人民就拥护你、支持你；什么时候你脱离了群众，损害了群众利益，人民就反对你，抛弃你。你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群众心里头都有一杆秤。群众在你心里头有多重，你在群众心里头就有多重。我清楚地记得，1986年，我在宿县地委工作时，那年冬天，正在省里开会，突然接到孤山煤矿发生矿难的消息。我立即赶往出事地点，并亲自担任了矿难抢险的总指挥。当时，正值严冬，冰天雪地，抢险的条件非常困难。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奋战五天五夜，终于把井下23名矿工兄弟救了上来。当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这条消息。我赶往医院看望这些矿工时，他们都感动地热泪盈眶，他们的亲属在我面前长跪不起，衷心感谢党和政府的救命之恩。1991年，淮河发大水，我在阜阳地委工作，阜阳是重灾区。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洪涝灾害，我和地委一班人带领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堵堤坝，战洪魔，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在王家堤，我打响了开闸蓄洪的第一枪。全区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洪水无情人有情”，到处听到的是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赞扬声。我们终于夺得了抗洪抢险救灾的全面胜利。1996年，长江大堤扬墩站发生重大险情，扬墩站既是雷击区，又是血吸虫的重发区。我和广大军民在一起，冒着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奋战七天七夜，终于堵住了决口，排除了险情，保住了长江大堤，确保了沿江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2003年，淮河再次发大水，淮北大堤荆家满发生重大险情，我就立即赶往荆家满组织指挥抗洪抢险，广大军民奋战四天四夜，终于保住了大堤，确保了淮北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诚然，在安徽三十七年，不论是在农村改革、经济发展、抗洪抢险、生产救灾、扶贫帮困、急难险重的任务中，还是在社会稳定、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我都曾努力过，奋斗过，拼搏过，奉献过，也曾得到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地位。然而，在奋斗、拼搏的过程中，自己没能把握住自己，没有过去金钱名利这一关。一方面，我为安徽的农业、农村、农民而摸爬滚打；另一方面，又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借机敛财，收受贿赂。例如，安徽丰大集团董事长吴××，为了争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而向我行贿，我则帮助他解决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问题。其实，对这些人一开始我也是拒绝的。但到了后来，他们一次次找我，说得天花乱坠，我自己心里也想，自己在农业战线干了那么长时间，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不如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其实这些钱，也都是赚的农民的钱。这真是“我为人民谋幸福，人民为我谋利益”，是莫大的自我讽刺。一边是纯朴善良的父老乡亲，一边是挂着人民公仆招牌的贪官污吏；一边是人民群众对我的关心与哺育，一边自己又在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每当想到这儿，想一想农村的灾区和贫困地区，想一想那些可怜的、上不起学的孩子，想一想备受疾病折磨的农民兄弟，想一想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想一想江淮大地的父老乡亲……扪心自问，我的良心受到谴责，无颜见江淮父老。面对罪过，我要向江淮父老乡亲磕头谢罪，向“上帝”忏悔！“追思如水，点滴情深”，是伟大的党培养了我，人民群众哺育了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当涌泉相报，而我却忘恩负义，倒行道德，见利忘义，成了千古罪人。从热爱老百姓到脱离老百姓，以至于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从人民的公仆到人民的罪人；从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到阶下囚犯，这就是我一生的政治悲剧。人生苦短，世态炎凉，命运多舛，宦海沉浮，是历史对我必然的惩罚。王昭耀吸取了王怀忠拒不认罪的教训
事实上，一向处事稳重、长袖善舞的政坛老手王昭耀，一手搭建了“安徽第一权力家族”。城府极深的王昭耀担心树大招风，更担忧家族成员玩弄权术而一损俱损。因此，他千叮万嘱，要求妻子管好儿子和两个弟弟，委托妻子“天天监控，月月报告，不出娄子”。由此来看，王昭耀在以权谋私时是非常注意隐蔽的，这就与庭审时“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早在2003年，中纪委就已经掌握了王昭耀受贿犯罪的事实，并进行了外围调查。当时，王昭耀也有预感，并开始将钱财转移，还将一部分钱退还行贿人。这足以说明，王昭耀不但平时注意深藏狐狸尾巴，就在中纪委即将立案调查的最后时刻，他选择的还不是向组织彻底坦白交代，而是试图以藏匿罪证、转移视线、干扰调查等非法的手段逃避打击。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王昭耀在接受审判的时候，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历史惊人的相似。3年前的12月10日，同是安徽省的副省级干部王怀忠，同是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同是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然而，与王昭耀的“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不同的是，王怀忠拒不认罪，结果被判了死刑。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此时，王昭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他“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的诺言，其目的真的是“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还是把“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当救命的最后稻草？不可否认，无论王昭耀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与企图去“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这个典型也许可以改变他的一点命运，让他幸免于死。但是，这对于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王昭耀这个“典型秀”还是秀晚了。反腐败不能“打狗看主人”
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有幸”听过王昭耀几次“报告”，感觉他的“舞台形象”还是不错的，不仅道貌岸然，且能讲善“诲”，经常脱稿。特别是两年前在他即将转任省政协副主席前的一次稻香楼政法会议上，他深情地称与在座的许多人都是老朋友，并走下台来与许多他并不认识的人主动握手，弄得许多人猝不及防，受宠若惊，伸手发抖，把包都弄掉了。笔者等当时就感觉这位书记与昔“超常”，变得很平易近人了，但不久后就知道是正常了，他出事了。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官当再大，屁股有屎，也有发软与下套近乎的时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对是千古定律、历朝如此。王怀忠倒了，其妻、子等也涉案成囚。王昭耀当然是同循此律。宣州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在去年国家严查矿窑里的官股时就被查出有干股70余万元；宿州市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哲信也是常被群众举报，但由于均有省官姐夫的关照护佑，两个小舅子毫发未损。而近日，两个舅子超前服刑，其他干系也在紧查。这就令人疑问：树不倒就不敢打猢狲、就打不倒猢狲？封建社会是刑不上大夫，也难上其远亲近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侯将相大荫其族、大庇其短。但就是在那种社会，也还出现了封建士大夫中执法公廉的典范包拯。包拯不因包勉是其唯一的亲侄子而对其违法犯罪徇私，所以被颂扬千年，直到今天，其老家的官员们还到他的祠下宣誓廉正。但苦叹的是，少数官员们在肃贪问题上比包公差之远矣。他们在循中国人惯有的恶习：打狗看主人。某狗明明是到处咬人作恶，但一旦查清某狗是某局长、书记家的，就姑息甚至讨好之。长期下去，狗比其主胆还大、恶还多。目前之中国，大树不倒猢狲不散的现象无须回避，狗主不倒，查狗打狗是十分困难的。程维高不倒或不被先查，李真不可能判刑；韩桂芝不囚，其儿媳妇的哥哥再杀两个人，恐怕也难使其入狱（已隐匿十几年）。现在，每个大贪官倒下，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一条链。王昭耀的系列案件更说明是如此。如果国人都持有顾情面、惧报复，害怕打狗不成反被狗咬这种心理，滋养起来的将是何等可怕的贪官链呀！要有多少老百姓成为这条链上的“鱼肉”？王昭耀为何不愿做廉政典型？
不少擅权乱政的贪官在站到被告席上时仍然很会表演，往往表现出幡然悔悟、痛改前非的可怜样子，以博得社会的同情和怜悯，像王昭耀这样公开表示想做坦白从宽典型的贪官还很鲜见。可能许多人都会对王昭耀的“积极表现”感到好笑，而笔者思考更多的则是：经常是某一方面工作典型的王昭耀为什么没想做廉政典型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廉政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王昭耀之所以堕落，除了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让他难以抗拒之外，恐怕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刚性的法律和纪律约束他手中的权力，即使明显的擅权乱政也不仅得不到有效监督（更不用说及时而强制地纠正了），反而每每轻易得逞，且因此带来巨额经济利益源源不断地进入腰包。王昭耀很坦诚地承认：在人事安排上，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举手之劳，所以感觉收点钱心安理得。是啊，既能在官场上叱咤风云，威风八面，又能因此在生活上财源滚滚，一言万金，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比起两袖清风的清正廉洁典型不知要实惠多少。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刚性制度对于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作用。试想，假如政府用人、财政拨款都有明确规范而刚性的制度，王昭耀的打招呼批条子处处碰壁，无法达到不正当目的时，他还敢如此放肆地收受贿赂吗？别人还会如此大方地向他行贿吗？王昭耀的“权力家族”何以形成
王昭耀的“权力家族”为什么在10多年时间，发展成为“安徽第一权力家族”？这暴露了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环节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党政事业单位录用干部要经过公开考选，干部提拔任用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对于干部任用条件和程序，《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已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一些党政主要领导还在视制度为儿戏，任意插手干部的任用与升迁。王昭耀任人唯亲，不容别人提不同意见，否则就给人“小鞋”穿。他除任用亲人之外，还精心培养“王系人马”，插手干部晋升，大肆收受贿赂。值得警惕的是，一些部门和干部对这种违规违纪行为，不但不加以抵制，反而习以为常，视为一种官场“潜规则”，曲意逢迎，使得原则、纪律靠了边，“权力家族”得以形成。正像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一位多年查办反贪案件的检察官所说，组织人事领域中的腐败，主要发生在握有人事任免大权的地区或部门领导身上。这股歪风，说到底是由于干部选拔制度有漏洞可钻、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制约造成的。要防止“权力家族”现象重演，必须切实把好选人用人关，坚持任人唯贤，防止任人唯亲，让制度和纪律刚性化。要增加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推荐干部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社会公论。领导干部向党组织推荐干部人选，必须负有相应责任。讨论任用干部应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对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应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同时，在推荐提名、考察考核、讨论决定等各个环节，切实加强民主监督，防止个别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操纵干部人事任免，避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发生。王昭耀被判死缓的三点启示
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因受贿704万余元，另有649万余元的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与成克杰、胡长清、马向东、王怀忠酷似，又一位出身贫寒，在奋斗中崛起，由苦孩子走上省级高位的人，面对诱惑，终究没有走出贪腐的窠臼，背离党的宗旨，成为了反面教育的典型。回首王昭耀所走过的路，有三点让人警醒。首先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时刻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清代学者赵翼提出“贿随权集”的观点，意思是贿赂总是围绕权力来进行。党和国家授予的权力越大，受腐蚀的危险性也越大。贫苦农民出身的王昭耀一开始应当说对手中的权力还是比较警醒的，也踏踏实实做了一些事，但随着位子上一路擢升，随着官越做越大，他思想上渐渐松懈，变得不那么“谦虚、谨慎”了，结果是“随着王昭耀职务的升迁，分管领域日益重要，又能够为人办‘实事’，引来更多的人为升官不惜重金，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向王昭耀行贿”，最终被“拉下水”，陷入腐败泥潭。因此对领导干部而言，要始终做到慎独、慎危，筑牢防线。要摆正权位，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权力看作责任，而不是特权；把权力看成是奉献，而不是方便个人索取的工具；把权力看成是重托，而不是贪图享乐的条件。要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要谨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不可把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滥用权力，必然换来的是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第二，就是要慎始。王昭耀收受的第一笔个人贿赂发生在担任阜阳地委书记之初。1990年，在被上级领导委以重任、担任阜阳地委书记的次年，王昭耀开始插手干部“职务升迁”，随后贪念之心便一发不可收，直至2005年春节在省政协副主席任上最后一次受贿，15年间，他先后收受44人给予的贿赂共计294次，合计704万元，另有81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涉案1514万元，最终将自己送上了审判台！正如古人所说：“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任何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无一不与当初不慎而湿了“第一脚”有直接关系。第一道“防线”被冲破，往往会“兵败如山倒”；第一道“闸门”一旦打开，欲望的“洪水”就会一泻千里，面对权、钱、色等腐败因素的侵扰，一定要意志坚定，把好第一个关口，守住第一道防线。第三，就是要筑牢“后院”。自古妻贤夫祸少。《晏子春秋》里曾记载：有一个为晏子赶车的人，因自己是相国的车夫而“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正巧被其妻看到，妻子竟然要与他离婚，原因是丈夫太张扬！车夫听后，幡然醒悟，改变了过去仗势自恃的态度，后来被晏子推荐做了国家要员。清朝御史陈鸿，奉命到银库当差，其妻知后并未欣然，反而提醒他：“这虽是美差，但稍有不慎，将会招惹杀身之祸，需格外小心才是。”陈鸿铭记妻嘱，当差几十年，秋毫不取，博得世人称赞。以上两例都说明了一个贤妻对丈夫是多么重要！眼下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利益，不择手段，如果“正面进攻”难以奏效，便挖空心思把“糖衣炮弹”瞄准领导干部的“后院”，在其家属子女身上打开缺口。如果家属利令智昏，就可能把领导干部送上邪路。如王昭耀的妻子，王昭耀的辩护律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王昭耀收受的大多数贿赂，都是在王昭耀不在场的情况下，由行贿人交给其妻冯继英的。冯继英不仅背着丈夫收受贿赂，而且为了给自己、儿子和两个弟弟要官，对丈夫更是威淫并重，软硬兼施，最终在她的幕后操纵下，“安徽第一权力家族”闪亮登场，也因此把丈夫、弟弟、儿子，也把自己送上了被告席。同时作为纪检监察领导，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王昭耀收受的297笔钱款中，90%以上发生在春节、中秋节、元旦等传统节日期间，还有些是王昭耀子女结婚、生孩子时别人送的贺礼。因此，加强节日期间及领导干部婚丧喜庆等“重要时期”的教育和监管应引起重视，做到木鱼常敲，警钟长鸣，防微杜渐。 贪官的眼泪能否让其他高级干部觉醒？
贫苦农民出身的王昭耀，在副省级位上工作了13年，官至安徽省“三把手”。在16年的时间内，他先后收受44 人给予的贿赂共计294次，合计704万元，另有81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涉案1514万元。法庭上，王昭耀全部认罪，并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贪官落马，总会掉下几滴悔恨的眼泪，贫苦农民出身的王昭耀自然也不例外。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从旧时的农村娃一路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再沦落为今天的阶下囚，王昭耀的人生历程的确令人感慨，更值得那些窥视权力、企图权钱交易者有所警惕。然而，这种悔恨的眼泪是否能阻隔其他高级干部腐败的冲动，令人怀疑。更多贪官的频频落马，让我们不由得更关注制度建设上的问题。因为在反腐制度体系中，任何一根“短板”都可能成为干部走向腐败的缺口，而再多的忏悔眼泪也是补不了那根“最短的木板”。金钱、女色，一般都是贪官悔过书中的关键词，表面上这反映出一些干部思想防腐能力的薄弱，所以我们要强调干部的学习与教育；但背后其实折射出干部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它至少向我们证明：在培养干部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拒腐防变能力的日常制度和监督机制上，我们面临着式微的局势。我们的培养制度和干部文化，我们的监管手段和约束机制，失去了应有的功效。举例来说，这些年查处的贪官，大多是隐藏了十几年的“蛀虫”，有的甚至边腐边升、边升边腐，而身边的干部、上级领导、纪委监察部门等，都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是知之装不知）。尤其是对单位部门“一把手”，更是超脱于本级监督和下级监督之外。而在一个行政官僚体制内，一旦干部形成脱离监管或互不相干的关系规则，就难保不出问题。正因为如此，从制度上寻求克制腐败的对策，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近年来，我们从一个又一个腐败案件中进行制度上的反思，从一把把贪官悔恨的眼泪中寻求防腐抗变的人文警示之道，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反腐举措，可谓用心良苦。但遗憾的是，这些并未从根本上切除腐败的毒瘤。分析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在各种反腐措施中迷失了对腐败形成根源的追寻和剪除。权力天生与利益相随，必然蕴涵着腐败的危险，一切腐败案件的产生无不是权力的行使偏离了设定的初衷，而演变成个人谋私的手段。因此，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滥用，在必须将公共权力交由官员行使的国家生活中，防腐的关键就是形成对官员行使权力的严密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昭耀的眼泪不应只是其本人的觉醒，更应该是整个官僚体制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