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官僚”何以突变“问题司长”？——药监高官郝和平夫妇触雷记 | 检史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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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1 07:00
北京
反贪腐办案一线人员是如何与贪腐渎职官员较量的？遇到“打死也不说”的情况咋办？一个好人、好干部是如何走向堕落的？……
第一手的素材、独家采访，透过尚未尘封的卷宗，揭秘您不知道的“非常较量”……
凡不自爱、不自治、不自主、不自牧、不自任者，绝非能自尊之人也。2006年9月4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郝和平及其妻子付玉清涉嫌受贿一案。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郝和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们谋取利益，数额巨大，情节严重；非法持有枪支，情节严重。被告人付玉清，伙同国家工作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依照刑法有关条款，认定被告人郝和平犯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人付玉清犯受贿罪。几天后，法庭作出宣判：被告人郝和平犯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被告人付玉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7年3月1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对郝和平受贿案件的查处，在药监局系统不亚于发生一场7.8级的强烈地震，举报药监局人员犯罪线索迅速增多，从而又牵出郑筱萸案和曹文庄案。2007年5月21日，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因涉嫌受贿近200万元和犯有玩忽职守罪被提起公诉。2007年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做出一审判决，郑筱萸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药监局系列案件的引发“导火索”，缘自对原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受贿案的查处。成都血制品不合格案引出郝和平受贿线索
2004年3、4月份，成都某血液中心从北京某血制品公司购进一批一次性血浆袋，由于该批血浆袋没有合格证，致使用这批血浆袋所采血液全部被销毁，该中心蒙受重大损失，负责购进的采购科长因此被判刑。同一时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接举报，称在此事件中时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的郝和平，曾收受上万元好处费。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办案人员迅速就此线索进行初查。办案人员经了解，证实郝和平曾受北京某血液制品公司委托对该事件进行调解，收过一些好处费，但事后已主动将好处费退回。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就这样相信郝和平没有受贿行为放弃继续调查吗？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领导班子对郝和平受贿案件线索反复分析，结合近几年陆续接到对药监局一些人员涉嫌犯罪的举报，认为不能轻易放弃这个线索。国内外所生产的医疗器械要进入国内市场销售，必须到医疗器械司注册和审批。郝和平在医疗器械行业“赫赫有名”，很多企业人员甚至把他誉为“一支笔”，一些医疗器械公司办理注册、审批等手续时，他一人说了算，传说中他很霸道。郝和平身处权力的中心，存在犯罪的可能性。反贪局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决定对郝和平继续进行外围排查。经过侦查人员一个多月的排查，犯罪疑点逐渐浮出水面——一是2003年郝和平从杭州购买了一辆广州本田轿车。在北京购车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什么郝和平不嫌麻烦大老远跑到杭州去购买？二是2004年3月从山东给郝和平汇有20万元巨款，被分几次现金提取。郝和平以及家人都不是山东人，“是什么人给他汇钱？为什么汇这么多钱？”2005年7月，反贪局侦查人员带着疑问奔赴杭州和山东某地查找证人。40小时奔赴3个城市取得行贿轿车关键证据
2005年7月7日清晨，侦查员包亚南和张郁根据反贪局局长张京文的部署，迅速到达杭州。在浙江省检察机关的协助下，两位侦查员上午8点多到达广州本田4s店，准备找出轿车的神秘买主。但是，店员只找到购车人所在地是余杭，却没有购车人的名字。两位侦查员立即扑到余杭，却发现，该地址已经被出租，而房屋出租人与医疗器械行业毫无关联。线索断了，只有找到购车人，才能接上线索，两位侦查员立即决定返回杭州。在杭州4s店里，通过店员翻箱倒柜查找陈旧的售车底单，终于发现了购车人一个手机号。电话打过去，购车人称：车是嘉兴一个朋友委托购买的。这时已是中午。顾不上吃饭，两位侦查员立即赶往嘉兴，几经周折找到了实际购车人。见直接询问没有效果，侦查人员换了策略，与买车人拉起了家常。“哦，我表姐做医疗器械，她的企业在当地还很有名气。”购车人脱口而出。侦查人员紧接着追问：“你想想，车是不是你表姐让你买的？”侦查员眼前一亮：郝和平是主管医疗器械审批的，为其买车的恰恰是生产医疗器械的厂家。两者之间存在利益关系，郝和平受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委托亲戚购车的刘某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此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在了解到刘某正在宁波开会，两位侦查人员边往宁波赶，边通过手机向局领导汇报情况，局领导决定迅速布署对郝和平采取行动。当一牙新月挂上天边时，侦查员赶到宁波。他们在路边的小饭馆简短吃了一碗面，立即前往刘某所住宾馆找到在此开会的刘某。刘某一脸震惊。一开始刘某自恃在当地有一定影响，态度强硬，一口咬定车是郝和平委托她代买的，郝和平到上海开会时已将购车钱还给了她。“他是怎么给的？25万元购车款是用现金还是支票？”侦查员毫不客气地一一指出她陈述中的漏洞，同时也郑重地告诫她，如果触犯法律，任何人都要负法律责任。刘某陷入矛盾中，但她还是不肯开口，她内心还抱着侥幸心理：郝司长这么大的干部，一个小小的检察院能奈何得吗。8日凌晨3时，侦查员适时地将郝和平已被检察机关传唤的消息告诉刘某。刘某不相信，经侦查员同意，她拨通了郝和平的手机，听到的却是北京检察官的声音。这下，刘某心理的最后屏障终于瓦解了，终于承认车是行贿给郝和平的，同时还说出，7日白天她已经获悉检察机关查车，并于当日下午6点多与郝和平通过电话，定了攻守同盟。她没有想到侦查人员来得这么快。8日下午6时，侦查员在奔赴了3个城市、40余小时没合眼后回到杭州，取得了郝和平受贿案关键证据。山东方面也传来消息，20万元是山东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给的，作为郝和平夫妇装修房子之用。一次，该厂家负责人在与郝和平夫妇劫持时，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称自己家中缺钱没法装修，暗示该公司公司送点“装修费”。2005年7月8日，郝和平和其妻付玉清以受贿罪被立案侦查。2005年7月8日晚上7点钟，一辆黑色的本田雅阁轿车开进北京市海淀区太月园居民小区，行至7号楼院内，驶入车库。车主是位五十多岁的男士，他面容憔悴，满头白发；尤其穿着过于简朴，相对于他那私家的豪华型雅阁轿车，显得很不协调。他刚刚走进家门，还没来得及跟妻子打声招呼，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耳机，是单位领导打来的：“是郝和平吗？”郝和平心跳开始加快。他又走出家门，进车库开上自己的雅阁车赶往了单位——坐落在北京市西直门立交桥西南角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当他走进自己办公室还没有坐稳的时候，一位主管领导推门进来，身后跟进了两位衣着检察制服的检察官。领导指了指郝和平，向两位检察官说：“这，就是郝和平。”两位检察官已经走到了郝和平面前，说：“我们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我们现在向你正式宣布：你因为涉嫌受贿问题，我们依法对你实施刑事拘留。”仿佛晴天霹雳，顷刻之间，把郝和平炸蒙了。直至他被带出了办公室，被押上警车的时候，他还在琢磨：这是不是在做梦？他多么希望这确实在梦中呢。因为这近一年来，他时不时地就做这样的恶梦。他一直处在高度的恐慌之中，他甚至一见到警车或听到警笛声都有一种魂不附体的感觉。仅仅一年的时间，他原来一头乌黑的头发现在已经全白。同事还拿他开心：人家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你郝司长是在过什么关呢？怎么也白了头呢？是不是在谋求高官大位呢？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却让他半个月里睡不踏实。因为他心里有鬼，他的两只脚已经踏进了法律的雷区；他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似乎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一天或早或迟，终究会来的。只是，他始料不及的居然是今天——2005年7月8日，星期五；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在西城区检察院谈话室里，57岁的郝和平面对两名30出头的检察官，虽然内心忐忑不安，但面子上仍然摆起了领导的架子：“不要跟我谈政策，我都懂。”郝和平以长者的身份向年轻的检察官聊起了自己的资历，侃侃而谈了大半晌儿后，“你们今天找我来是不是为了买车的事？”郝和平主动谈起广州本田轿车购买的过程。由于下午他与刘某在电话中订立了攻守同盟，他坚信他编造的谎言不会被揭穿。几个小时过去后，当办案人员包亚楠一组人的外围调查反馈过来，这位司长开始结巴起来……惊雷：药监窝案的第一个落马
郝和平，男，汉族，1948年10月7日生人，案发前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司长（厅局级）。郝和平身为国家药监机关的医疗器械司的一把手，一个掌控实权的药监官，不但不恪守本职，反而亵渎权力，借职务便利，徇私舞弊，收受贿赂，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其实，郝和平的涉嫌犯罪问题在几个月前就有人举报了。当时，中纪委接到举报线索之后，非常重视，立刻投入了调查。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不仅查出了身为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的涉嫌受贿犯罪问题，而且还查出了刘玉辉、曹文庄、卢爱英、王国荣等人的涉嫌犯罪问题，使这个重大的“药监局窝案”开始浮出水面。刘玉辉，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主任。曹文庄，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司长、中国药学会秘书长；卢爱英，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化药处处长；王国荣，国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这几个人都是掌控各部门实权的人物，都是年仅四十多岁的年纪轻轻的厅局级高官。尤其卢爱英，案发前的两个多月才被提为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享受副厅级待遇，两个月后，竟成了国家药监局重大窝案的案犯之一。中纪委将此案第一次通报给了国家药监局的时候，局领导相当重视。为此专门召集局长办公会议，态度非常坚决：“要彻查此案，绝不姑息养奸。”国家药监局重大窝案的案发，虽然是一种必然，但是中纪委驻国家药监局纪检组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则是功不可没的。中纪委将郝和平一案移交给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院领导研究决定，此案交由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负责侦办。于是西城区院反贪局成立专案组，对郝和平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展开调查。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专案组根据中纪委移送的案情材料，经过调查取证，证实郝和平涉嫌受贿犯罪事实成。2005年7月8日，郝和平和其妻付玉清以受贿罪被立案侦查，并对其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这样，郝和平便成为国家药监局司局级干部涉嫌职务犯罪重大窝案的第一个落马者。在搜查郝和平住宅时，侦查人员不仅搜出现金、存折、有价证券和一些礼品，还发现几张高尔夫球会员卡和一些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运动目前在国内还是一项奢侈运动，侦查员敏锐地感到这其中可能隐藏职务犯罪行为。调查高尔夫球会员卡，侦查员发现会员卡上的名字是假名，但身份证号码确是郝和平夫妇的。侦查人员往返上海、广州、陕西等地继续追查，证实这些高尔夫球会员卡均出自一些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对这些厂家进行调查，最终查实郝和平于2002年到2005年期间，分别收受上海、陕西、广州三家医疗器械公司办理的高尔夫球会员卡，价值人民币近50万元和现金人民币5万元。另外，专案组从查出并扣缴的物品中发现，郝和平在家中私藏了五支手枪，其中四支是气手枪，一支是转轮气手枪。经过鉴定，五支手枪均属于国家法定违禁之列，所以郝和平被依法认定为非法持有枪支，而且情节严重。这是郝和平涉嫌受贿犯罪外的又一条罪状。在对郝和平案的侦查中，侦查人员了解到的细节，颇耐人寻味。据郝和平周围的人介绍，平时郝和平总是携带一部诺基亚老式手机，手机外壳已经磨损，每次开会或者外出吃饭时，郝和平第一件事就是把这部手机拍到桌子上，表示他身为国家官员的廉洁。可在搜查郝和平家时，侦查人员搜出了20余部没使用的各种手机，其中不乏名贵。据郝和平自己交代，有一次见一家企业的代表，对方看他戴着一块名牌手表，打趣地说：“郝司长，您戴的表不错。”郝和平回答：“我怎能戴得起名牌，这是我从洋货市场花100多元买的。”对方立即明白了，晚上就给郝和平送去了几万元买表钱。郝和平在向侦查员讲此事时还乐了，似乎觉得自己要得很巧妙。20万：收买与被收买
对于郝和平的落马，一些人觉得非常突然，有人甚至认为像郝和平这样的官员不会跟犯罪沾边。他们说：“郝司长一向严谨，穿着总是那么朴素，根本无法想象到他可能受贿。”2004年年初的一天，郝和平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姓陈，他称与郝和平有20多年的交情。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陈姓朋友。到了晚上，郝和平下班回到家里，与陈某见面。交谈当中，郝和平得知陈某注册了一家个人的公司，公司主要开发产品是一种医疗器械。该产品要想投放市场赢利赚钱，必须要经过国家药监局审批并取得许可证书。郝和平所负责的医疗器械司正是负责审批和放证的主管部门。陈某此次来的目的就是要请郝和平出面。只要他这位当司长的一点头，事情肯定就十拿九稳了。陈某说：“我的公司，虽然说规模比较大，财力也比较雄厚，但毕竟刚刚起步，有许多方面，特别是技术上还望郝司长多多指导。”陈某告别郝家的时候，特意表示：“你们千万不要客气，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我会尽全力办好。”这句话在郝和平夫妻面前表示了多次，充分表达了他的一片诚意。当然，他的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办成自己要办的事。转眼到了三月份，陈某又一次来到北京，此时的郝和平已经迁入了新居——海淀区太月园居民小区7号楼的新家。陈某进门一看，立马埋怨起来：“我说郝司长啊，你别说我说得难听！你堂堂一个大司长是不是过得太寒酸了一点！这样的房子怎么还能住进来呢？”陈某：“我曾经说过，你有什么事千万别客气，随时告诉我，我会尽全力办好的。”陈某回到山东不久，便将郝和平夫妇邀请到威海旅游度假。在威海的日子里，陈某对夫妇二人给予了盛情的款待，所有的费用全部都是陈某出的。临近回北京的时候，又提到房子的事。郝和平说：“我也想过，应该把我那新家好好地装修一下，可是财力有限，我只好先将就了。”郝和平和妻子没有回绝。聪明的陈某便说：“你们回到北京，办一张银行卡，我先打20万。看够不够，如果不够我再往里打钱。”回到北京，郝和平与妻子去银行办了一张卡，随后将卡号打电话告知了陈某。陈某很快就将20万元打入了银行卡里。这张银行卡是以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的名义办的。自打郝和平收受了陈某的20万元之后，他便一下子成为了陈某的“奴隶”。只要陈某来找他报批产品项目，他就亲自出面协调，给予陈某无条件的帮助。也还是由于这20万元，不仅把这夫妇二人钉在了贪官的砧板上，而且在恶性的催化下，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犯罪的泥潭里愈陷愈深。药殇：来自市场的诉说
郝和平主管的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不仅负责对新的医疗器械上市之前的审批工作，而且负责国家三类和进口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广告和出口证明等各类审批件的受理、形式审查和发证等工作。专案组经调查查明，郝和平在担任医疗器械司司长的2002年9月至2004年9月的两年期间，利用负责医疗器械产品审批的职务便利，先后为浙江、上海、陕西、广州等多家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的手续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贿赂款人民币50万元，广州本田雅阁牌轿车一辆，价值259800元；高尔夫俱乐部旅游会籍卡、会员卡共计三张，价值506298元。资料图：落马前的郝和平曾慷慨激昂地抨击医疗系统的腐败郝和平，作为医疗器械产品的审批主管，丧失职业操守，不顾产品质量，亵渎公共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使本来属于非常严格的审批程序变成了一种肮脏的暗箱操作。当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作为商品流入市场的时候，于是正当的市场竞争便不复存在。一些追名逐利、投机取巧者在不正当竞争中成了最大的获利一方，致使大多数的守法经营者受到非法的侵害。在市场遭到严重破坏的同时，受害最大的则是众多的消费者，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假衣、假鞋、假烟、假酒，盗版书籍和光盘、假冒名牌，假身份证、假学历等等，都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但是其中最为致命的伤害当属于假医假药之类，因为这些产品与人的健康、生命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个与人民的身家性命生死攸关的问题上，郝和平为了一己之利，丧失道义原则，把手中的公共权力，变成了交易的筹码。有一种名叫“奥美定”的医疗产品，产品说明书上说它有“隆胸”特效，投放市场后，引来成千上万的年轻女性争相购买，注射隆胸，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反应，使受用者深受其害，国家主管部门不得不强令“叫停”。而负责审批该注射产品并批准该产品投放市场的不是别人，正是郝和平。由于医疗器械市场的不规范，使一些产品几经转手成为商品投放市场后，其价格翻了几番，严重背离了商品本身的价值，不仅坑害了消费者，也坑害了国家。一套心脏支架，出厂价仅仅8000余元，而医院卖给患者的价格则为2.6万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恶性加价的现象？应当说，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主要责任之一。郝和平作为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因为他本身贪赃枉法，不可能对这种监管还会有什么有效的举措。
谎言：再狡辩也终将被戳穿
郝和平1974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国家卫生器械具工作。24年后的1998年，国务院推出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卫生器械局与国家药监局合并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该局为部级单位，郝和平便担任了该局下设的医疗器械司第一任司长，并兼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2003年6月，郝和平在防治肆虐于全国上下的“非典”疫情的工作中，曾经做了一些工作，并得到了相关方面的首肯，因而曾经被评为“中央国家机关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然而，经专案组调查发现，他早在2002年9月就已经开始涉足受贿犯罪，他是带着一个隐蔽的“罪身”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审讯中，郝和平态度顽劣，拒不认罪。任凭办案人员怎样的开导、追问，就是不承认自己有涉嫌犯罪。围绕山东陈某将20万元打入郝和平妻子付玉清银行卡里的问题，办案人员问他：“是不是收受了陈某20万元？”“他是通过我的朋友认识我的，所以也应当是朋友。”郝和平极力争辩。“他的公司生产的是医疗器械，你又是负责审批的主管，他看重的是因为你是司长。”“不，这事跟我妻子没关系。”郝和平解释说，“是我与陈某之间的事，而且是我借的。”郝和平妻子付玉清，1950年6月21日生。原为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行政部主任。在郝和平7月8日被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立案并拘留的同时，付玉清也因与郝和平涉嫌共同犯罪问题被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专案组提讯了付玉清，付玉清没有隐瞒，向办案人如实供述了收受山东陈某20万元贿赂的犯罪事实经过：“20万元是我们在威海旅游的时候说定的。回北京后，老郝跟我到银行，以我的身份证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由老郝把银行卡号告诉了陈某，第二天，陈某就把20万元汇入了我的帐户里。”付玉清的供述，戳穿了郝和平的诡辩。当再一次提讯郝和平，办案人将付玉清的交代摆在了他面前的时候，他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了。但他仍不死心，辩道：“有些事日子久了，我确实记不太清楚了。”由于郝和平拒不供述自己的涉嫌犯罪的事实，所以办案进度受到了影响。当法定的侦查羁押期限临近的时候，案件不能侦结。专案组不得不提出延长羁押期限的报告。专案组再一次提讯郝和平，要他供述收受那辆广州本田雅阁轿车的犯罪事实。郝和平说：“车，我早就想买。只是因为当时手头比较紧，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没买。”“后来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帮我从外地买的。”郝和平补充说，“是我借他们的钱，由他们帮我买的。”“既然是借钱，为什么还要从外地买呢？”办案人追问。“因为当时，这种雅阁车在北京买的话，车价还要贵不少，外地便宜一些，两地的差价是3万元。所以我认为在外地买会省些钱。”郝和平又解释说，“当时我也考虑过，如果车钱还不上，我就把车卖了再还帐。”“但是，事实上这车你已经开了两年多了。你没有跟任何人谈到还账的事，也没有准备把车卖了去还帐的打算。你又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办案人追问某医疗器械公司送给郝和平50万元贿赂款一事，郝和平一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承认我收人家的钱是错误的。但是我不承认这就是贿赂。因为我跟这些公司经常有来往，关系一直都比较好。尤其我在他们的工作方面都提供过指导和帮助，他们一再表示要答谢我。我是盛情难却。”关于价值50余万元的三张高尔夫球卡，办案人看到，球卡上“签名”一栏内不是郝和平，而是“何平”两个字。“那么，这三张球卡，你承不承认是受贿所得呢？”办案人问道。对此，郝和平不知该怎么为自己争辩了。因为，他不可能也说这是“借”的。但他仍不认罪服输，说：“这应当属于朋友间的一种交往。我不认为这是收受贿赂。”关于非法收藏枪支问题，郝和平为自己的辩解是：“我不认为那是手枪，我是以一种工艺品收藏的。即使是枪，也是一种玩具枪，因为它不具有杀伤力。”办案人严肃指出：“经过权威部门和专家鉴定，它具有杀伤力，是属于国家管制之列的违禁物。”郝和平继续狡辩：“可是，那说明书上写着，‘射程7米’，一支射程只有7米的气枪，怎么可能有杀伤力呢？”办案人说：“持有这样的枪械，也属于违反国家的枪支管理规定。”办案人：“你作为一个医疗器械司的司长，又是学机械专业的，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郝和平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罪的顽固态度，给专案组的预审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也使查办工作受到影响。先后经历了三个延长羁押期限，比正常进度多耗时5个月。最终，在专案组完善了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把各种关键证据摆在了郝和平的面前，郝和平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实我都可以承认，但是我还是不认为这就是犯罪。”郝和平忏悔犯罪路面对诱惑权力过于集中
2005年11月28日，58岁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郝和平之妻、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原行政部主任（案发时已退休），因同案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晚节不保”，是承办郝和平一案的市检一分院的主诉检察官邸桂珍在采访过程中对笔者说的一句话。语气里流露出对又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因经济问题而落马的惋惜。案发后，曾有人给郝和平算过一笔账，作为一个局级干部，他的年收入应该在6万元左右，其妻付玉清退休前年收入也在10万元左右。此外，郝和平在首都医科大学授课、出书、发表文章、研究课题的津贴、各种讲课费、论证费、咨询费累计三四十万元，再加上其他一些收入，“收入很高，家里经济条件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邸桂珍曾经见到郝和平司里的同事，该同事这样评价郝和平：“他平时工作挺兢兢业业的，不招人恨。”检察官邸桂珍告诉笔者，郝和平是云南人，付玉清是辽宁人，两个人在北京无根无落，几十年来全凭自己奋斗。付玉清在提讯时一直表示，夫妻两个人这么多年来做事都比较小心，“现在这样，真是挺后悔的”。在检察院认定的涉嫌犯罪的事实中，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郝和平个人受贿，累计总数额达到80余万元；二是郝和平和付玉清共同受贿20万元；三是郝和平涉嫌非法持有、私藏枪支。邸桂珍告诉我们，郝和平多年来一直与妻子感情不错，没有吃喝嫖赌的恶习。在翻看检察院认定的事实时发现，直到审查起诉时，郝和平仍然就其与其妻共同收受20万元的情况供述时表示，“这事与我爱人无关”；在收受别人贿赂的高尔夫球卡时，郝和平也总是给自己的妻子加办一张副卡。过着殷实的生活，惟一的儿子也在国外留学，没有任何负担，夫妻俩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是失落感！”邸桂珍说，郝和平有痛风病，不能吃油腻、养人的东西，加上他跟妻子感情不错，一不吃、二不嫖，平时也不怎么享受，就喜欢打打高尔夫球。郝和平说起自己的这点爱好时表示，当司长的时候，打球有人请，不愁消费不起，可再过两年退休了，马上就人走茶凉了，自己这点儿钱，长年累月地打高尔夫哪儿能打得起！内心的失落感和对退休的恐慌感让郝和平隐隐作痛，觉得自己不能白白放过这最后几年的“机会”。在检察院认定的赃物中，有三张高尔夫球卡，总价值50余万元，构成了郝和平个人受贿总额80余万元的主体部分。对于收受这三张卡，郝和平竟然并不认为是犯罪，“只是卡而已，又不是现金”。“但这些几万、几十万一张的卡都是有价值的啊！”邸桂珍纠正。郝和平的辩护律师是北京城大名鼎鼎的刑辩律师钱列阳，付玉清的律师也是同一个律所的律师，律师费是一笔可不小的数目。“这都是付玉清的父亲专门跑到北京来请的。”严肃的主诉检察官邸桂珍有些动容。原来，付玉清的父亲在老家东北是个“老纪检”，历来对这两口子要求非常严。女儿女婿日子过得好，老父亲也很高兴，但隐隐地也有一些担忧。每次来北京看望女儿女婿的时候，总不忘叮嘱夫妻俩：“你们现在有这样的生活不容易啊，一定要把好自己的关，一定要注意啊……”夫妻俩在供述时分别透露，老父亲每次进家门的时候，有个职业习惯，进门后眼睛就四处看，看见新添一样东西，哪怕是个电视机、洗衣机，都习惯性地问，“从哪儿来的？自己买的还是别人送的？”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如果真是非法得来的，夫妻俩总是想办法搪塞过去。邸桂珍告诉记者，案发后，夫妻俩没有提过儿子的情况，但惟一放不下的、觉得愧对的就是老父亲。回想父亲的一次次叮嘱、自己一次次的搪塞和侥幸心理，郝和平除了不安，惟有后悔。然而，后悔也为时已晚，年近六十的他将在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2006年，北京市检一分院加大办理商业贿赂案件的审查力度，共受理商业贿赂案件13件14人，包括社会广泛关注的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张恩照受贿案、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受贿案，原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赵顺义贪污、受贿案，以及原药监局司长郝和平等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系列受贿案。这些高官之所以走上腐败的道路，其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59现象”因素。而郝和平案是这些案件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有着良好家庭关系，生活也比较富足的高级官员仍然抵御不了权力所带来的诱惑，这只能说明：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而要想根治腐败，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体系。2006年３月８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郝和平有期徒刑15年。2006年4月，我们在北京市天河监狱采访了郝和平。在采访中，说起自己从手握大权的药监高官到身陷囹圄的阶下囚，59岁的郝和平悔之莫及。郝和平（简称郝）：很适应。有些问题在外面没有看透，进来看透了。问：当初你在位时为什么出现这么多腐败问题？你能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谈一下原因吗？郝和平卧室中的高尔夫运动器械。高尔夫是郝和平的“最爱”。很高高雅的运动往往是需要金钱作为基础的问：首要原因是个人的价值取向有问题。就像我，没什么别的嗜好，就是喜欢打高尔夫球。一些医疗器械公司就送我高尔夫球卡。第二就是代理商和内部人联手。1998年，国家药监局人事改革，裁掉了50％的人。有一部分人就去做审批代理，他们到处宣传有内情优势，能够做通司长、局长工作，司里也有内部人跟这些人联手，对这些违规行为处理起来很难。第三是药监权力集中。像临床实验报告、技术检测报告本来是不允许改动的，但有些人为了利益，进行了改动。尤其是医疗器械的说明书，随便改动的情况很严重。像增高仪、奥美定都存在这种情况。郝：这是炒作，是不属实的。我从没有做过郑筱萸的秘书。郝：郑确实专断。郑希望他手下的人用起来都称心如意，只要有一点没按他的意图办事，或多或少会出问题。有时候不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他也会叫我做，这样我就很为难，我会想方设法让主管副局长知道，以平衡内部关系。郝：我对郑是敬而远之。只有在需要郑签文件的时候偶尔去过他家，逢年过节很少去郑家，没送过礼。有一次跟他出差，去过他家等他。问：在法院审查你的5次受贿中，只有一次是19万元的现金，为什么？郝：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只要不接现金就行。这19万把我夫人也带进来了（该笔贿赂通过郝的夫人付玉清收受，付为此获刑5年），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我儿子。郝：后悔。最后悔就是害了我的夫人。我会好好反思，我要给老伴、儿子一个交待。郝：和以前很不一样。进来后有个警官说，你再有钱，一天也只吃三顿饭；再怎么阔气住别墅，不过是一张床。这句话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我以前也听过，但没有这么大的触动。当时要有这种心态，就不会进来了。在被检察机关羁押期间，郝和平进行了忏悔。他说自己走上犯罪道路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作为医疗器械司司长，他的“一支笔”就能决定哪家医疗器械能在国内销售。“每天都面对大量的金钱、名利的诱惑，要一点一滴地抵制，有一点漏洞就会全线崩溃。我干了司长7年，从自身走上犯罪道路来看，权力确实不能太集中，要有一个好制度使权力的随意性降到最小。”郝和平受贿案办理后的思考
郝和平案被作为医疗卫生系统法制教育、警示教育典型案例郝和平受贿案具有典型的职务犯罪“58”“59”现象。一家送他高尔夫球卡的企业工作人员回忆道：“我们告诉他，以公司的名义给他办了高尔夫球卡，他可以随时去玩。可是他非得坚持要用自己的身份证办卡。郝和平后来解释：“我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在位时周围有很多围着，一旦退休，就不会有人搭理我了，所以我要这样做，退休了便可以继续打打高尔夫球。”“技术官僚”何以突变“问题司长”？
同为国家药监部门审批大员的郝和平、曹文庄等接连倒台，证明只要行政许可的程序没有公开化、规范化，手里掌控审批大权的“技术官僚”也好，“精英官僚”也罢，就会一再演变为“问题官僚”如果有真理的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真是一则颠扑不破的真理。尽管以制约权力为己任的《行政许可法》早已在中国颁布实施，但只要行政许可的程序没有公开化、规范化，手里掌控着行政审批大权的部委司局长们就一再上演着“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故事。郝和平无疑是所在机构不可多得的“技术性官僚”。郝和平1980年至今在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工作，1998年开始担任医疗器械司司长。1997年，郝和平开始主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起草，该《条例》于2000年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后正式颁布执行。2000年，郝和平主编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和评价》、《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标准实施指南》两书。2003年6月，他获得“中央国家机关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是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表彰的58名共产党员之一。他还担任中国医疗器械电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研究生导师、教授等职务。在被抓前夕，郝和平仍频繁参加和主持部门活动。比如2005年4月1日《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颁布实施5周年之际，郝和平走访了药监系统在北京城区的各分局，要求规范、完善医疗器械审批工作，坚持标准，抓好监测机构建设，认真组织实施医疗器械GMP认证计划。6月27日，郝和平在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组织的面向国内企业的法规研讨会上主持讨论《翻新再用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规定》的出台。值得注意的是，郝和平被刑拘前并未经过常见于高级别党员干部的“双规”程序。一位纪检人士认为，检察院不会轻易对官员实施刑拘，之所以未经“双规”程序直接被刑拘，意味着“检察院掌握了充足的证据，而且其中有一两件的证据已十拿九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当时是国务院综合监督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管理和主管药品监管的直属机构，副部级，在1998年国务院启动的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合并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等机构的职能组建而成。医药和医疗器械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们必须接受政府的管制。因此，一直以来无论是医药还是医疗器械，要进入市场就必须得到行政许可。郝和平工作了25年之久的医疗器械司，一直是掌管医疗器械行政审批大权的强势监管机构，在医疗器械市场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当时国家药监局官方网站显示：医疗器械司的工作职责包括：起草有关国家标准，拟订和修订医疗器械、卫生材料产品的行业标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管理目录；负责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和监督管理；负责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的管理；负责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认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基地、检测机构、质量管理规范评审机构的资格；负责医疗器械审评专家库的管理；负责对医疗器械注册和质量相关问题的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等。一家外资医药公司老总钱生向我们介绍了一个进口药品和医疗器械获得行政审批的曲折过程：一开始是到监管机构受理处去填表格，先懂得来龙去脉，但具体做的时候，就有很多门道在里头。“先要让其受理和认可你的产品就不容易，他往往随口就给你来一句说，这东西我们国家太多了。”他介绍说，“一个进口新产品要报批，其中有3条是最重要的。第一，你这个产品过去在哪国市场上销售过，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第二，你的产品要进来，首先你要把相关的样品拿来，在各大医院进行临床试验，还要建立各种档案，跟踪对比，一般这个过程就要两年左右；第三，一般一个进口的新药或器械要花去10万美金报批。”在他看来，这还不包括临床进到医院需要打通各种关节的费用，“如果算上这些就没价了”。这些都做完以后，就等着行政审批。一般来说，会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每年进行一到两次审核。委员会一般有7—12个委员专家，这些人都要签字才能批。他们除了来自国家药监局外，还有来自卫生部、中国医药工业公司、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等部门的人员。“这些人你的关系都要好，而且钱要送到位，行外人是很难进入的。”钱生介绍说，现在的产品分口分得很细，在医药方面，消炎是一块，心脑血管是一块；而在医疗器械方面，CT是一块，X光机是一块，牙科器械又是一块，“反正谁拥有这一块谁就得利，就是大家把它给分了”。最后才是“注册”，可能1万个人填表格受理，最后就要10个。“跟考大学似的，最后还靠关系，很复杂”。钱生还透露了行内一些人打通关节的技巧。很多人不见得就是送钱，还可以领官员出国消费，或在销售环节上给官员私下经营的公司一些好处等。这些事情做起来就十分隐蔽。同时，“当头的一般不直接跟你谈，而是指派人来谈，这个人本身跟你关系已经不错了，一谈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你也不用问，肯定就是他”。中国目前每年需要花费数亿美元从国外进口医疗设备，国内市场已有近70%的医疗器械市场被国外公司瓜分。在此前提下，2005年4月份以来，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还在积极推进一个《翻新再用医疗器械管理办法》的出台。这一《办法》被批评者认为是倾向了外方的立场，在近几个月的征求意见中，仅占30%市场份额的国内医疗器械企业几乎是集体强烈反对。这些中国企业认为，《办法》的出台不仅会造成大量二手设备——“洋垃圾”的合法化涌入，还会对本土医疗设备厂商形成致命的冲击。医疗器械中最有翻新价值的通常是影像类的电子医疗产品，由于涉及信息、影像、机械等高端技术，技术门槛高，价格昂贵，过去中国市场皆为海外品牌一统江河。1996年国家严令禁止二手产品流入后，客观上扶持了本土企业在中低端CT、核磁共振、监护仪、超声仪等影像设备的崛起，而现在准备出台的《办法》有利于跨国公司二手货卷土重来。中国医院现行制度下，国内外设备对病人实行两套不同的收费体系，而进口产品收费高于国产的趋利心态势必导致资金实力欠缺的中小医院草率购入低劣的二手进口设备，从而降低对本土产品的采购。按照前述外资企业老总介绍的“行规”，这种关系很容易形成实质上的“利益传送带”。据了解，1998年郝和平任医疗器械司司长的同时，其妻正在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总公司担任某部门负责人。医疗器械司的工作职责之一，正是负责国产三类和进口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广告和出口证明等各类审批件的受理、形式审查和发证等工作。审批乱像和市场潜规“挖”下的利益“陷阱”，使深陷其中的郝和平注定无法收拾这样的残局，最终被埋葬其中。那么下一个会是谁呢？当一个技术官僚进入监狱里的时候，是空出一个位置留给下一位同类，还是应该真正的改变这一丑闻跌出的路径？其实很多年前国务院就要求医药、医疗的行政审批要搞“全程一站式”办公，但对这些要求，审批部门喊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搞起来。一个曾经帮助医疗器械司搞过信息化的内部人士透露，其实只要全程“一站式”办公搞起来，审批的过程透明化、程序化以后，很多权力的纠葛就清楚了，但里面一些人还是不愿意这么做，“说白了，大家都不太愿意依法，而是希望浑水摸鱼，同时逃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