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益民先生：泰兴人氏，1965年生。1983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写作。教书八年，后入行媒体，现任《扬州晚报》副总编。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在《雨花》《散文》《星星》《散文百家》等刊物发表过散文、诗歌，曾获中央电视台“电视散文展播”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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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或在黑板上写下一道运算题，教室里立即诡异地安静下来。这安静很压抑，像一块石头，压在我们心头，蛮横，阴狠。教室变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洞，洞里满是恐怖、仓皇、凌乱，大家在黑洞里坠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底。从小学到大学，这样的状况一直存在着。多数人或者大多数人瞬间将头低了下来。有的装模作样地翻书翻笔记，似乎在努力地寻找答案；有的装作事不关己，置身于教室之外。目光可以看任何地方，就是不看讲台上的老师，用各种小花招逃离老师的视线。多么愚蠢的想法和举动！小小教室总共二三十平方米，哪个角落不在老师的眼眶里，老师想揪哪个就揪哪个，你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又有什么用？初级村小很简陋，简陋到没有教室，更没有校园，三个年级都各只有一个班，分别租用村里人家的房子，分散在三处。我说这个的用意，并不是想表达条件很差，最想说的是这样的学校里，大伙都没有什么见识，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鸵鸟和鸵鸟的故事。老师也不知道，老师连打字机都没见过，考卷都是刻钢板用油印机滚出来的。我们后来在不同时间知道了鸵鸟和鸵鸟的故事，才想起来我们曾经做过鸵鸟。二年级已经学珠算了，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大早去教室，遇到了教算术的季先生。瘦瘦的，高高的，有副突起的颧骨——同学们都在传，颧骨这样长的人都非常凶。事实也是如此，村小里三位先生，只有季先生打过学生，经常打，天天打。我说，季先生早上好。季先生问我，昨晚有没有练习打算盘，我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家里的煤油用完了，这个月的计划也用完了，得瞎灯瞎火熬到月底呢。季先生问完话就朝教室走去，他个子高，腿长，很快就将我远远地甩了，我也很乐意这样的一别两宽，免得先生盯着查问。早上第一节课就是算术课，季先生叫学生上黑板打算盘，从一加到一百的那种。“会的举手！”谁会呀？谁举手呀？昨天才教的。即使会的，也被颧骨如此之高的季先生吓得一干二净了。全班的人都不出意外地低下了头，不看季先生，心里默默祈祷：不要喊到我。早上的遇见，让季先生心里早就有了目标，“袁益民，你上来！”小孩子本来就意志薄弱，在这样的恐怖事件面前，双腿几乎瘫得站不起来了。颤颤抖抖走到黑板前，将手放在季先生的大算盘上，十个指头完全僵硬了，根本动不起来。季先生本来就没打算我会，嚯地抡起手上的巴根条，对着我瘫在算盘上的手指，嚯，抽了一下，嚯，又抽了一下。我顿时感觉十个指头断在了算盘上，被烙铁烤着一样，而且那烙铁一直不降温。这巴根条，我得诅咒一下。它不像戒尺，硬生生地来一下，如果你条件反射地攥紧拳头，还会将戒尺顶回去；如果正好摊开手掌，可以将戒尺抓在手心。它也不像先生的手巴掌，来得快，消得也快。巴根条柔软坚韧，一下子抽下来，仿佛叮在手上，甩也甩不掉，抓也抓不住，来如闪去如电。巴根条比皮鞭还要缺德，细细的一条，接触面小，抽下来特别辣火。农村孩子皮实，被抽几下其实没什么了不得，少年都有英雄情结，即使手指真的断了，不哭，就是不哭。问题是，面子上过不去，下了课大伙会来围观，多嘴的同学会告诉兄弟姐妹，告诉爷奶爹妈。下午上学路上，曹有才的父亲就问我：“大民儿，手疼不疼啊？”一脸的不怀好意。他还好意思问我，曹有才挨的打比我多了去了。拉拉杂杂说这么多，就是想说，任何时候，做鸵鸟完全不可能。成长痛成长痛，成长总会有痛的。如果一定要有痛，我觉得季先生这一抽，也还有可取之处，爽快，凌厉，有质感，痛快呀，过瘾啊，此后我视一切的痛都如风吹帽了。实在是被抽怕了，这个班的同学个个学会了用功，1978年，班上有四名同学考取了县里的重点高中，无情碾压了正规的乡立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