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前那段漫长且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无数热血将士怀着对理想的赤诚、对国家的担当，前赴后继，抛洒热血、奉献生命，义无反顾的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一切。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在加紧建设发展步伐的同时，也没有忘记那些为新中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功臣们。
于是，在酝酿多年后，新中国决定在1955年为功臣们授衔作为表彰，一大批将士们都在这次授衔中获得了与自己资历、军功等相匹配的衔级。
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英勇献身的英烈们，同样未曾被遗忘。像左权和彭雪枫，他们在牺牲多年后，，依然被中央军委确定并冠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的称号。
要知道，在获此称号的三十六人当中，除了毛主席等五位国家高层领导，开国元帅、大将全都赫然在列。这不禁让人遐想，倘若左权和彭雪枫没有过早牺牲，在 1955 年授衔时，他俩谁更有资格成为大将？
好在母亲和亲戚们深明大义，想尽办法供他读书。求学之路波折不断，因家中经济难以为继，他几度辍学，最终在亲戚的接力资助下，考上县立中学。
中学时期，是左权人生的转折点。当时《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校园流传，他由此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先进思想让他的思想有了质的变化。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进步社团，踊跃投身爱国学生运动，随后毅然决然投笔从戎，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
1924 年 3 月，左权考入广州一所军事学校，在此，他积极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念，对自身军政素养精雕细琢，很快成为教官眼中的尖子生。
同年 10 月，他迎来人生首场战斗，不仅成功检验所学军事理论，还因与共产党员频繁接触，重塑革命理念。次月，学校并入黄埔军校，左权随之转入黄埔一期。
在黄埔，经老乡陈赓引荐，左权见到了周总理。一番交谈，周总理敏锐洞察出他积极的政治追求，便悉心引导他向党组织靠拢。在周总理的关怀指引下，左权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从三民主义信徒转变为坚定的共产党人，并于 1925 年，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此踏上光明的革命征途。
1925 年 10 月，左权获党组织选派，远赴苏联留学。两年后，成绩优异的他毕业后，又奉命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数载苦学，左权满载而归，掌握大量军事理论，蜕变为优秀军事指挥员。
回国后，他按照组织安排，赴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军官学校任职，不久又领命去改编闽西红军部队，出任新红十二军首任军长，这时候他不过二十五岁。
之后左权被调到中央苏区，直接参与筹划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后，他又兼任军团某军军长与政委，足见中央军委对他的重视。
左权作战擅长活学活用战术，战后复盘更是拿手好戏，常能总结经验，让下一战更具胜算，也因此多次获毛主席称赞，夸他虽是留洋归来，却是军政皆强的难得将才。
然而，革命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左权不认同王明的 “左” 倾路线，遭诬陷为 “托派”，职务被一撸到底，还受到了留党察看处分。这一切都让左权觉得委屈，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是更加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定的跟着党走下去。
后来，中共中央拨乱反正，在毛主席力挺下，包括左权在内的一批受 “左” 倾路线打压干部得以重新启用。虽获任用，左权起初仅能出任无军事指挥权的参谋，背上的处分也没被撤销，可他毫无怨言，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凭借卓越军事素养和积极工作态度，由他参与拟定的作战计划，实战表现亮眼。终于在1935 年，他出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
全面抗战爆发后，左权奔赴八路军总部，出任副总参谋长，成为我军最高指挥层一员。
奈何天妒英才，1942 年 5 月 25 日，在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时，左权不幸被敌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七岁，成为抗战时期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
彭雪枫将军家境同样贫寒，幸运的是，他有一位在私塾教书的祖父，和一位开办私塾的伯父，由此他得以能顺利的读书，并在十四岁时考入了天津的南开中学。
可惜好景不长，伯父无力再负担学费，彭雪枫无奈辍学，转赴北京，在冯玉祥部任职的族叔资助下，就读西北军军官学校（后更名育德中学） 。
1924 年，族叔因故中断资助，命运眷顾，校长伸出援手，彭雪枫得以留校小学部任教，半工半读维持学业，也因此接触到校内爱国进步教师，有幸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初次触摸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5 年 5 月 30 日，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彭雪枫积极动员校内学生支持反帝斗争，凭借出色表现当选学生自治会会长，并于次年 9 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主导北京东城学生运动。此后，他辗转京沪等地，投身青年、农民、士兵运动相关的秘密工作，历经复杂危险环境考验，成长为一名坚毅合格的共产党员。
1930 年，彭雪枫转战部队，开启热血战斗生涯。长期从事兵运、农运秘密工作的他，初上战场便锋芒毕露，率部参与长沙、赣州等战役，还曾单枪匹马粉碎一名师长的叛乱图谋，荣获红星奖章，获毛主席赞誉。
第五次 “反围剿” 失败后，彭雪枫随中央红军踏上万里长征，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都有他矫健的身影和卓著战功，被赞为中央红军里 “优秀的青年将领、模范的政治委员”。
1938 年，华中敌后抗日局势吃紧，急需游击作战人才。于是在山西统战工作做出重大贡献，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彭雪枫，因精通红军游击战术，进入毛主席视野。
很快，他调任河南，出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负责招募训练抗日军政干部，亲自讲授游击战略战术，为党培育大批急需人才。
同年 9 月，这批干部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出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游击。随后，部队开赴豫皖苏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历经多次改编，皖南事变后，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三十三岁的彭雪枫出任师长兼政委。
怎奈命运无常，1944 年，在与国民党顽敌的激战中，彭雪枫不幸中弹牺牲，年仅三十七岁，成为抗战时期牺牲的新四军最高将领。
细览左权和彭雪枫两位将军的辉煌履历，以及他们为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不难发现，论资历、比军功，二者难分伯仲。再参照 1955 年大将评衔标准，二人都契合参与重大武装起义、开创关键革命根据地、出任抗日战争主要抗日武装领导人等关键条件。
由此可见，倘若左权、彭雪枫两位将军没有牺牲，1955 年授衔时，他们大概率都有资格跻身大将行列。虽然两位将军因抗战时期过早牺牲，遗憾错过授衔荣耀，但他们为新中国奠基付出的血汗、铸就的丰功伟绩，早已深深刻入国家和人民的记忆。
1988 年，两位将军同列中央军委评定的三十六位军事家名单。2009 年，又双双入选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这一切都表明，授衔并非衡量功臣的唯一标尺，国家和人民那份永不磨灭的怀念，或许才是对功臣最深情、最有分量的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