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文章来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作者简介:
冷向明,男,山东平度人,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治理和公共政策;
陶珊珊,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顾爽(通信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党组织如何发挥其核心引领作用促进合作网络的形成,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重要方式,也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从动态视角出发,追踪W市F社区商圈党建大联盟的形成过程,发现社区党委作为组织间网络形成的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资本培育塑造社区公共精神进而实现价值共创;通过行政吸纳与情感治理规范主体行为从而促进网络规则共建;通过合作生产与互惠交换增进共同利益以实现利益共享,成功构建了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间网络并保持了该网络的“良善”运转。
关键词:组织网络;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商圈党建大联盟
一、问题提出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既有关于组织间网络形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需求说和外部条件说两个方面。
内部需求视角强调网络的形成是组织自发驱动的结果。资源依赖理论讨论了组织间网络具有资源互补的优势,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不可能拥有自身所需的所有资源,必须与其他组织交换资源,因此资源互补的组织间会建立起稳定的联结并形成网络关系。威廉姆森从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组织网络的建立有助于降低合作风险、减少合作成本。当组织发现网络结构的收益超过成本时,便会做出主动构建网络或加入网络的策略性选择。有学者将网络关系形成的关键条件归纳为对称性、互惠性、高效性、稳定性和合法性。还有研究从学习论视角提出组织间网络可以加速新观点、新方法的传播从而促进信息的分享和新方法的使用。无论是资源依赖论、交易成本学说还是组织学习论,均强调组织内部需求是促成组织间网络形成的根本动力。
外部条件视角从网络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解释了网络何以形成。一方面,动荡复杂的环境是网络形成的外部动因。复杂事务具有模糊性和不可分割性,单个组织仅能解决整个棘手问题的一小部分,构建网络是解决跨部门综合性事务的有效路径。同时,组织间必要的联系可以减少其在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增强组织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组织目标、利益、合作经验等因素影响着网络的形成过程。首先,中介组织或召集人能够促进组织协作形成,有力的组织者能够给予利益相关群体合法性;其次,组织间网络需要就协作目标、方法和资源达成共识,公认的自身利益和相互依存都是形成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最后,组织合作的历史经验可以提高彼此的信任水平,过去正向联系越多,组织间网络越有可能形成。有学者总结了组织间结成网络的6个条件,分别是相互信任、属性相似性、资源互赖、合作收益大于成本、政治锦标赛的正向激励作用和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
已有研究虽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内部需求视角忽视了网络形成的动态过程。其次,条件视角讨论了诸多微观层次的要素,但遮蔽了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以及各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最后,无论是内部需求视角还是外部条件视角均隐含着当要素具备网络就会自然形成的假设,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难以解释领导组织促成网络形成的条件和过程。基于此,本研究以W市F社区党组织领导建立合作网络为例,分析党组织领导社区主体构建合作网络的过程,旨在探究有领导的组织间网络形成的内在逻辑。
(二)分析框架:党组织领导的组织间网络的形成过程
在社区治理中,党组织领导的组织间网络有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提升社区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降低国家的基层治理成本。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看,党组织领导的组织间网络的形成过程是行动者相互作用、彼此协调、达成合作的行为过程。其中,价值、规则、利益对组织间网络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党组织作为关键行动者,在“价值共创、规则共建、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组织间网络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具体而言,相似或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目标追求能够从内部驱动各组织自发形成相互关联且关系稳定的合作网络。因此,识别和创造公共价值是构建党组织领导的组织间网络的逻辑起点。在社区治理中,公共价值可以分为各个组织享有共同的社会价值、知识价值和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是社区居民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知识价值是指社区治理中各组织通过交流,在学习和创新中所生产出的知识;文化价值是指社区治理中各组织共同营造的文化氛围。当社区治理各主体拥有相同的公共价值时,组织间的合作更容易达成。
合作规则在党组织领导的组织间网络能否从观念成功转化为行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其构建有利于组织间网络的顺利形成与发展。构建有领导的合作网络,首先需要建立正式的制度。正式的制度包括关于组织间网络决策、执行、责任管理、冲突解决等内容的契约以及组织间合作的承诺。这种合约制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使各组织在资源、权力、情理等内容上达到均衡进而促进网络关系的形成。其次,需要打造共享的非正式规范。组织间的共享规范是长期在一起互动的组织共同享有的行为规范,“行为规范反映了个人对自己行为和策略的评价”,可以降低组织的机会主义动机进而做出有利于合作的策略选择。
利益是行动的起点,是决定网络关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社会治理领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并非一蹴而就,是多元治理主体相互博弈、协商、合作的结果。各治理主体的逐利行为需要运用制度、权力等要素去引导、控制和规范,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在各治理主体间建立利益平衡机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聚合,是促进组织间合作网络形成的基础要件。
概言之,在社区治理的组织间网络形成过程中,行动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价值、利益等方面的多重冲突,冲突可能会由于治理主体所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而长期持续,从而导致网络难以为继。这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关键行动者作用,通过发挥政党在组织间网络中的领导力,协调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居民群众等直接利益相关者和其他次级行动者,共同解决价值分歧、制度失序和利益分化三大难题。只有当党组织拥有强大的动员力、领导力和组织力时,它才能够引领组织间的价值共创,构建合作的公共规则,引导利益的聚合,激发利益相关者和次级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促进组织间合作网络的构建。本文根据学界对组织间网络类型的划分,将这种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间网络称为“党组织领导的组织间网络”,该网络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价值共创是起点,为合作规则的建立提供价值上的共识;规则共建是关键,为组织间利益的共享提供基础性制度框架;利益共享是组织间合作网络的建构目的,有利于组织间资源的充分整合和优化配置,最终达到优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治理效果。
图1 党组织领导的组织间网络分析框架
三、案例呈现:F社区党组织领导的组织间网络形成的实践样态
四、党组织领导的组织间网络的形成机制分析
(一)价值共创机制: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资本培育
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同时也是党组织在基层的活动空间。根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空间有着超乎想象的政治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空间是社会关系的综合,是评价社会主体生存状况的关键依据。当前的社区治理面临着居住领域相互隔离、公共空间被随意挤占、基本公共服务空间配置不当等问题。因此,党组织通过营造公共空间的方式有利于再造多元主体的社会关系,凝聚社会共识。F社区党委通过建立党建联席阵地、党建活动中心、孵化基地,营造了社区的社会空间和经济空间,辖区商户、企业、居民等主体可以在公共空间内外相互沟通,既实现了社会再组织,也有利于凝聚共识、增强社区认同,最终实现价值共创。同时,F社区党委通过开展全社区范围内的各种文艺活动,再造了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有利于塑造社区公共精神从而实现价值共创。
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缺乏深度交流沟通,导致参与不足是社区治理面临的一大困境,这往往使得共识和合作难以达成。社会资本对多元主体的参与起着积极影响,信任、规范、网络等要素有利于快速达成合作共识,进而解决社区公共问题。根据帕特南等人的结社思想,社会资本来源于多元主体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邻里互动或社区层面的集体行动。F社区党委动员企业、商户等主体参与社区共建活动,有利于打破组织间隔阂,各主体在日常交流沟通中增进了认同感和信任,有利于形成合作的价值共识、实现价值共创。
(二)规则共建机制:行政吸纳与情感治理
在基层治理中,单凭政府或社会主体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因此,行政吸纳社会成为提高治理效能、优化服务的一种选择。行政吸纳社会是行政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融合,是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相结合的产物,有利于行政理性对各种非理性和非行政资源进行规制和约束。相对于社会系统来说,行政系统的规则性、理性、专业化等科层制特征更明显。因此,行政吸纳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社会更具理性和制度性。F社区党委牵头撰写《联席会议制度》文件并将商圈党建大联盟定义为区域性发展治理共同体,接受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的统一指导和监督管理,完成了行政吸纳。党建大联盟行政化后通过协商议事制度,建立了信息和资源的共享规则,破解了主体间的集体行动困境,促进了联盟成员间行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完成了规则共建。
情感治理是社区柔性治理的重要方式,是科层式常规治理的重要补充。柔化权力结构、重构主体关系、增进社区认同等,是情感治理的实现方式,目的是使社区的正向情感最大化,实现社区情感的内生式发展,最终形成基于情感联结的社会凝聚力和社区活力。情感动员是情感治理中的重要手段,它是基于人情、面子等情感策略来调节主客体间关系的一种动员方式,有利于建立起社区内部的情感纽带从而更高效地促进集体共识的达成。在社区治理中,F社区党委书记凡事都亲力亲为、以身作则,在与企业、商户、居民交往过程中善于运用情感策略,在全社区范围内促成一种主体间的情感联结,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团结,巩固合作的规则、维持社区的合作秩序。
(三)利益共享机制:合作生产与互惠交换
合作生产又称共同生产,是生产系统中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协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合作生产过程中,各主体相互激励、反复协商,主体间积极沟通、反馈和调适,有利于各方建立并增强理解和信任,最终达到促进内部资源优化利用和协同增效的效果。由此可见,共同生产的本质是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从而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改进和产出最大化,有利于增进各主体的共同利益进而实现利益共享。已有研究也表示合作生产在凝聚多方主体价值共识、推进生产网络内部资源优势互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F社区党委动员商圈企业、商户和居民开展“共同缔造”活动,为社区清理垃圾,积极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在社区环境共同生产的过程中,居民获得了整洁的居住环境,企业和商户拥有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利益均衡。
互惠交换是主体间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通过长期的互惠交换才能增强主体间的联系、信任、认同和团结。不论是分享型的互惠交换、劳务型的互惠交换还是社交型的互惠交换,都能整合主体间的社会经济资源、维系情感认同、降低交易成本。F社区党委组织的积分兑换活动看似只对居民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有利于所有成员的,是一种非均衡互惠体系。换句话说,积分兑换实质上是一种短期利他长期利己的互惠体系,多元主体都能够在互惠体系中获利。这种互惠体系帮助党建联盟实现了利益共享,有利于组织间网络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论及启示
在基层治理领域,组织间网络的构建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当下,相对于其他网络形式,党组织领导的组织间网络对于提升治理效能、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更具优势。本研究发现:在党委的引领下,社区居民、企业和商户之间建立了紧密关系;多元主体在社区党委的价值动员下达成了合作共识;社区党委促成了合作规则的建立,通过资源交换和利益共赢促进了多方的持续性合作。
图图片来源:小红书作者 摄影师微微
内容版权归原官方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如需转载分享本文,请注明“排版/格式来源于公众号‘治理评论’”。 |
近期文章推荐:
简讯 | 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佟德志教授的论文在《政治学研究》发表
简讯 | 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康伟教授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
心阅·荐书 | 杨念群教授著作《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荐文】肖亮、郁建兴 | 健康消费的科学内涵、国际经验与促进政策
新书速递 | 宋林霖教授主编《中国市场综合监管概论》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总策划 | 宋林霖
编辑 | 冯星翰
初审 | 杨海楠 武岳
终审 | 张玉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