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在农村，爷爷去世时，父亲尚小，是叔辈二大爷替打的幡。之后，奶奶孤寡一生，把父亲拉扯大。奶奶是乡下小脚女人，没念过书，可天生利智，无论生活多艰难，一定让父亲念书。学费是一袋子玉米或半袋子黄豆。父亲不负所望，每天往返二十多里，去县里上学。父亲知道家中困难，把不能再使的铅笔头，绑在将杆（高粱杆）上接着用。这是回巴彦老家，给奶奶落葬，一个叔辈姑姑讲给我们的。给奶奶落葬，父亲没告诉这位姑姑，姑姑知道后，从县里拄着拐杖，拖着病弱身体，步行十多里三个多小时赶来。时值春天开化，一路泥泞，看到姑姑脚上沾满稀泥的鞋子，着实令我们感动。“你来干什么？！”父亲似乎在责怪姑姑，更是在责怪自己，我们从市里开车过来，路过县里，父亲知道姑姑身体不好，就没想让她来，知道这样，还不如……
这是我们晚辈头次回老家，老家的屯子叫太平山，打我记事起，就听奶奶、父亲、母亲时常提起太平山。太平山离松花江两三华里，站在村头，就能看到江上轮船桅杆，听到清澈的汽笛声。父亲跟我们说，他第一次去哈尔滨，就是坐火轮去的。
给奶奶下完葬，路过村子，父亲指着村头的水泡说，小时候就在这里游泳。父亲曾无数次跟我们提起这个水泡，渐渐这个水泡，在我心里变得很大，这次终于见到它了，这水泡小的还不如叫水坑更贴切。爸爸只会一种泳姿侧泳，跟毛主席当年的泳姿相近。父亲一直想学仰泳，每次全家去松花江野游，我都教他仰泳，可他一直没学会。
父亲是五零年到的呼兰。当时省工农干部学校，在呼兰刚成立，父亲是最早建校者之一。父亲带着全家老小四口，坐马车来的呼兰。当时大哥刚满月，坐的马车是斗子车，我至今没想象出斗子车的模样。
父亲一向对子女学习抓的严，因此，大哥和大姐学习都很好。等我上小学时，正赶上父亲去外地，搞社教，疏于管教，加上我又特别贪玩，学习一直不好。越不好，越不愿意学习，恶性循环。记得老师留的每天作业，很少完成，假期作业，也是临开学前两天，不得不写，糊弄一下。因此，没少挨老师批评和父亲打。多亏“文化大革命”，才把我从父亲的棍棒中解救出来。
我家的书架上，摆满了父亲喜欢的书籍，给我印象最深的有，我国古代四大名著，唐诗三百首，宋词解析，王羲之字帖，萧红散文集，呼兰河传，柔石的早春二月，马克思、恩克斯全集，毛泽东选集，还有各类辞海、词典。古典名著中，父亲最喜欢《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父亲枕边经常放本《红楼梦》，从书皮褶皱上看，一定读了好多少遍。父亲常跟我们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成了父亲口头禅，父亲给我们讲的，王羲之和他儿子，关于写“或”字的典故，这是我今生都不会忘的。满书架上的书，跟最初的我，完全无缘。记得我看小人书时，从来不看下面的字，有的同龄孩子，看着看着都能读出声来，我默读都不下来。春天，放风筝季节，我就跑到书架上，找硬实的书皮，撕下来做纸风筝。我真正对满书架的书有情趣，那已是高中毕业，说来奇怪，上学时，不想读书，等没学可上，倒想起了读书。这或许是，奶奶聪明的基因，父亲的传递，在我身上刚有显现。我读第一本书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繁体版，我只好翻着字典看，从斗争的斗查起，一直到司马懿的懿，等把《三国演义》看完，繁体字也认的差不多了，同时被书中情节吸引住了，从此，开启了读书之路。当我重读《红楼梦》时，开始背诵“好了歌”，并且开始关注新老红学派，知道李希凡是红学大家，哈师大张锦池，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红学专家，写了一百多万字红学专著。机缘巧合的是，后来我妻子是张锦池的博士生，二十万字的毕业论文，并出了书《论红楼梦的肢体语言》。
父亲是“文革”前六四年离开呼兰，当时省工农干部学校校长，调到省教育厅任厅长，一起带去俩个人，其中有父亲。另一位是练叔，练叔后来是《黑龙江教育》杂志主编，是省内古典文学著名专家。练叔女儿是我发小，又初中同班，去年聚会说练叔健在，练叔比我父亲大三岁，又和我母亲在学校时，同一语文组，想必已是九十五、六高龄了。
父亲去了市里上班，家一直在呼兰，每天跑通勤。家一直没有往市里搬，很重要原因，是舍不得那片自留地，我家园子很大，在那吃粮、吃菜都很艰难的年代，自家园子能解决大问题。这不光是我父亲一个人这么做，邻居马叔，后期从学校去了省委组织部，就是因为舍不得自家那块园子，从省委组织部，又主动要求回到县里工作。为此，马叔家老三，我的发小，不久前吃饭，以此做为一种笑谈。老一辈国家干部，想找贪官都难。
“十一”是外县扒炕抹墙的时候，单位特意给家住外县的父亲多放两天假。我家住“干校”西院，紧挨“八大家”，是老式青砖瓦房。我家把东头，由于房子年代久远，东面大山砖缝里的泥土，脱落了出来，冬天透风，屋内墙角上霜。父亲用古老东北农村土办法，把山墙抹上，原本好看的砖墙，这么一抹，就像城里人打扮成乡下人模样，美丽不能战胜严寒，父亲这么一抹，室内确实暖和不少。每年父亲都新抹一遍，年复一年，山墙就像套上多层棉袄似的。抹山墙的土，那是埋藏黑土地一米半以下的黄土，那黄土，灿若黄金，粘合度如大黄米切糕，再加上，亚麻厂废料——麻屑，坚实无敌。每年清理菜窖，都把黄土留下来，抹墙用。
扒炕，是及其埋汰活，父亲换上专门干活的旧衣服，头上围个白毛巾，戴个小得可怜，当时唯一一款纱布口罩，其形象活脱像个偷地雷的。我家大炕，是跟房屋一起建成的，靠东山墙，贯穿南北，占据一间房的三分之二。我家共两间房，父母单独屋还个小炕。大炕的砖和房砖一样，都是青砖，比红砖坚固还大一号。炕沿和青砖一样久远，青砖虽然大，炕沿却不宽，看上去很有线条。大炕有五、六米长，大炕多长，炕沿多长，却找不到接缝，这是一整根松木的炕沿，炕沿刷的不是清油，而是墨汁。当我记事时就已露出木头本色，加上磨蹭和大腿弯人油的浸润，显得尤其光亮，只是在纹路里还留有墨迹。看来过去人，比现代人还绿色环保。
扒炕，一年一小扒，两年一大扒。小扒是分别把每个炕洞，炕头、中间、炕梢起下三块砖，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皮子，头上绑个草靶，在炕洞里透；大扒，把炕面砖全起开，用瓦刀把沾在砖上烟灰刮下去，再把炕洞里的灰掏出来。烟在空气中变得很柔软，一旦附着炕砖上，变得坚硬起开，其形状像锋利刀片，瓦刀在刮砖灰时，发出声音是咔咔作响。吸烟者的肺，如同炕洞。
最后这张照片，是父母在时，谷家人丁最旺时期。从谷家最初孤儿寡母，到人丁兴旺，这中间饱含着奶奶无法看到的欣慰。
父亲八十二岁那年离开我们。在父亲病重期间，他曾欣慰的说，我这一生，五个儿女，没一个跟他犟过嘴。父亲住院时，多次跟我们说，没活够。言外之意，就是不想离开我们。父亲这三个字，成了我们儿女今生的痛！父亲在弥留之际说，我第一次来哈尔滨，是从水上来的，我死后，把我骨灰撒在松花江里，我要从水上回去。父母魂归故里，已如愿以偿，我们在父母老家巴彦驿马山买的墓地，唯独有违父亲意愿，不能按父亲所说的办，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