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记忆】呼兰伪满时期纪实

民生 2024-09-05 17:10 黑龙江

【之一】

提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奴役、统治东北的十四年一一满州国。真是苦不堪言,罪行累累,磬竹难书。它打着傀儡政权的招牌,儿皇帝溥仪为幌子,实行其殖民地政策和吞占中国的野心,妄想一步步地把东北三省甚至全中国及太平洋邻近诸国都归入它的版图,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进而霸占全世界的迷梦。应该说,东北三省是受日寇蹂躏最苦最重的地方。它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思想上……无孔不人的全面侵入。

下面仅就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奴化教育的几个方面,我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做一下回忆。我算同学中年龄较小的,但已七十六岁,年龄大的在八十岁以上,已有不少做了古人。我从小学念到中学,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十几年的学校生活,都是接受的奴化教育。虽然有很多六十多年前的事,已记不清或忘掉了,但深受奴化教育其苦其害的我,对这一段历史,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永远不会淡忘。

极力灌输亲日忠君思想，以维持其罪恶的统治

1、从称呼上讲,对日寇开始叫“友邦”、后叫“盟邦”、最后叫亲邦”,溥仪甘当日本儿皇帝,叫我们服服贴贴的当驯服的亡国数。从口号上喊:“王道乐土”、“日满一徳一心”、“日满亲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等。从而使你慢慢地淡忘中国,只知道满州,不知道我们是中国人。

2、参拜日本国神社。县县都建神社,供奉目本天照大神,并供奉其三种神器:三尺镜、八宝琼取玉、天丛云剑。但究竟供的是像或位,是男身或女身,三种神器又是什么东西,因神社不得入内面不得知。祭拜活动,由日本道士前面摇纸幡,念日本经,我们则在广场肃立、默祷。这样想在人们心中树立天照大神是至高无上的神,而日本人则是至高无上天照大神的传人,受日本大和民族的统治是理所当然,天道必然的观念。

3、供奉诏书。诏书即满洲国皇帝发的访日回训民书，其内容不外是说日本人如何如何友好,日本人是帮助建满国不是侵略,让人们奉公守法,成为满洲中坚国民,培养当标准的守规的亡国。学校都设有“语书春安”,周一朝会举行朝活动,校长体溶更衣,戴受助带,若白手套,低头慢步,手语书上讲台宜读,面全校师生则肃立躬。节日在公园举行大型集会,机关、团体、学校参加。县长沐溶更衣,前胸戴购章,用技带,低头慢步徐行,手捧诏书,登上主席台宣读,全体肃立确躬。

4、学校每日朝会,都要首先进行皇宫,帝宫遥拜,向东京日本天皇下,新京(即长春)皇帝陛下,行九十度躬礼。遥拜后,由值周生领读,学生齐读“国民训”,“学生词”,其内容都是要求做个忠君爱国奉公守法的好国民好学生,将来成为效忠日本、满洲的的人。上面这几项活动,都必须用日语。最后一项,才是校长(讲的次数不多)、值周教师讲话。

5、在高级小学(那时叫优级,即小学五、六年级)以上学校都要安插日本人。名义上小学配主事,国民高等配副校长,实际是太上皇,学校大事小情的决策,都操在他们手上。学校又都分配二三名日本教师,明面上也教课,实则搞特务活动。一九三六年,日本人派君野寿太郎、明实诚一,在腰ト进行奴化教育试点,成立腰卜国民优级学校。

（之二）

提倡绝对的等级观念,阶级服从,武士道精神。

1、日本人在学校里是至高无上的人,校长只是牌位,是日本用的大奴才。日本人殴打中国老师无事,而中国老师一还手,则是“反满抗日”。因为日本人是高贵的“大和民族”,而满洲人(不许叫中国人)天生低贱。记得一九四零年五月,劝学国民优级学校组织师生到白沙坨子野游,午餐后,有个老师酒喝多了,校长让用随同野游拉食品的斗子车送回去,小岛(日本老师)说:“满洲人是贱民,不能坐车。”张伯彦老师气不忿与之讲理,发生了争吵,殴打打起来,吃亏的当然是张老师,因为他的身体较瘦弱,而小岛又会几下拳击。回校之后,上边还是批评了张老师,把他转到乡下任教,后来以“反满抗目”的罪名,被日寇秘密处死。苍天啊!天理何在？

2、师生排辈。考人呼兰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兰高,是呼兰的最高学府,其学生来源包括巴彦、兰西、青岗、望奎等县)。第一堂课,教师就跟我们大讲特讲等级观念,阶级服从。记得某老师用手做比喻说,“大拇指是老师,食指是四年级,中指是三年级,无名指是二年级,而一年级则是小指。一级管一级,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上级生打下级生也是理所当然。学校规定,在路上下级生遇到上级生,必须在行进间先敬礼(举手礼),待上级生还礼,或已走过去,手方得放下。(因学生必须穿学校统一制做的黄制服,打裹腿,帽子有一圈白线,左胸戴名签,所以国高学生好认)。记得有次,因学生刚接种完牛痘疫苗,第二天,胳膊肿了起来,做体操伸不直胳膊,想不到这就触怒了日本副校长熊谷八郎。他叫学生都把胳膊伸直,从前排打到后排,又从右排打到左排,拳拳打在牛痘发炎的部位上。直到他打不动为止,他还问痛不痛,说痛还打,这美其名曰培养武士道精神。

（之三）

从学制到教材,到教学方法,全面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潜移默化地使你渐渐忘掉祖国。

1、学制:国高为四年,而农田劳动占一半,根本不可能完成初、高中六年的教学任务。

2、课程设置：

(1)日语课:从小学三年级就设日语课。而中学(即国高)日课设置为总课时的四分之一左右。考中学口试也是用日语。

(2)国民道德课:即其政治课。内容皆亲日忠君,封建伦常道德。

(3)军事课:学校配备教官一人(校官军衔),助教一二人（尉官或士官)。每周有必保的四节军事课,讲军事知识，进行操练，培养武土道精神。

（4)历史、地理课:讲满洲历史。不让学生了解关内的情况。从肅慎、扶余到辽金元清。没有明朝的历史,更没有宋以前的历史。它伪造算改历史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割断古老中国的历史让你不知道祖先，不知是中国人。讲满洲地理,同样不让学生了解关内的情况。地图逐渐改变颜色。到一九四四年已变成浅红色,日本是红色的,朝鲜已成为它们的附庸国,也是红色的。强占的台湾岛和澎湖列岛都是红色的。

(5)农业课畜牧课:只泛泛的讲农作物裁培、畜牧加工业和果树园艺

(6)数学、语文(称满语):是主课,但每周安排的课时,均不得超过日语课。

(7)理化课:每周每科只安排两节,内容简单化,很少做试验。

3、农田劳动:每学期约占一半时间。学校有一百多垧地,全校学生共有四百人(每年级两个班)。要干完春耕、夏働、秋收的全事农活。因为是农业国高,就是如此。逢农忙季节,则全校或按学年轮流停课,整日参加农田劳动。

4、教学方法：

(1)绝大部分课堂点名都用日语,有些老师提问,学生回答用日语。尽管老师说不好日语(我们谓之协和话,即日语加汉),同学也回答不好,也要如此。出过好多笑话。

(2)填鸭式教学。多数老师是管教不管会的。

(3)体罚和变相体罚充斥课堂。

对学习差的同学,或所谓违纪的同学,不是耐心的辅导、启发教育,而是张口训斥,举手就打。学校视体罚学生为正常现象。轻者罚站,一站站一课时;用教鞭打头;打手扳。重者扇嘴巴。如果两个学生打架,分不清是非,则互相打嘴巴。美其名日:“协和嘴巴”。更有甚者,教师大打出手,拳打脚踢。有些老师上课,学生们颤颤惊惊,视之为“过关”。记得有一次上生物课,一个同学因为没回答好提问,并有的话不自觉地触犯了老师的忌讳,这个老师无名火起,大打出手,从讲台一直边走边打嘴巴,左右开号,打到教室后墙才罢体,同学脸顿时肿了起来,嘴角也流了血。还记得有次校田劳动,刘绍洲老师(亲日派)打同学田秀林。逼全班五十名同学,每人各打他两耳光,直到把田秀林打倒在地,浑身抽搐为止(从此田秀林落下了终生抽搐的病,壮年逝世)。

（之四）大搞勤劳俸仕活动

1、从毕业班中,挑选身强力壮的五十名学生,到哈尔滨孙家站“满洲第二飞机制造厂”去当三个月学徒工(阿城、双城、肇东等县也去五十名,计三百名)。他们自带行李,睡筒子屋大铺。每日三餐都吃的是发霉的高梁米饭,喝的是粉碎了的海菜汤。而日本学生则吃大米,吃炒菜。每日劳动十多个小时,在劳动中不敢一丝偷懒,不敢乱说话,因为有日本人监工,制造各种飞机零件,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每顿饭前,都必须向天照大神、天皇遥拜默祷,集体背通”食事训”,以感谢神、皇的恩赐。记得有一次因集合整队后,解散早一点,日本大队长樱井(因为他留个小翘翘胡子,背地里大家都管他叫“山羊”)宣布,重新集合队伍,当众把各县领队学生,各左右开弓打两个大嘴巴。然后叫领队学生回队,对每个学生都打两个嘴巴,才算完事。另一次,有个学生和日本学生发生口角,当天下工后,樱井宣布呼兰全体学生罚站两小时,不准吃饭。有一个学生,在劳动将收工前,不小心手指被机器切掉一个,血流半个茶碗,日本人也不管,直到回到宿合,オ上点碘酒,简单的做了包扎处理。这样不能下车间了,也不让休息,还得当值日生,每天清扫室内卫生,擦桌子,打洗脸水,打三顿饭菜。学生们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才返回学校。

留校的另一半年龄较小，身体较弱的学生,也不上课,集体到西沈站垛军用谷草,时间是二十天。谷草每捆都有七、八十斤重。有些学生,别说扛不动,就是勉强扛起,也上不了一丈多高的跳板,他们就在下面打捆。一天劳动八、九个小时。好在没有日本人监工，老师管的也不紧。回校后,就是整天参加校田劳动。

2、去方台高家屯勤劳俸仕劳动十五天。这是三年级的事情。

在高家屯和勤劳奉仕队(即国兵漏子)在一起打草,修堤坝。比起俸仕队,只是劳动时间短点,劳动量少点而已。住马架子筒子窝棚,睡觉抬不起头来,蚊虫叮咬,吃高梁米饭,喝黄豆汤(汤里放少许膨胀了的黄豆粒),咸菜是长白毛干巴的芥菜疙磨。有一天,领队老师(亲日派)查房,看到学生不吃咸菜,他拿了一个咬一口说:“好吃,好吃”,但刚出门口,大家看的很清楚,他就把长毛的芥菜疙磨扔掉了,弄得大家哄堂大笑,笑的是说假话又装不像的人。同学们给他编个顺口溜:“蚯蚓先生三道弯,一心要考高等官，高等官没指望,抛了疙痞出洋相"(该老师身板不直,有点锣锅)。

（之五）

在日本帝国主义将近灭亡的年月里,更变本加厉地推行其法西斯奴化教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的年月，将大部分在东北的日本人(他们多是“在乡军人”)调回国去,补充兵源,送往前线当炮灰，而留少数日本人控制东北,并通过收买汉奸，变本加厉更进一步的疯狂统治,镇压东北人民(当然也包括学生)。在社会上动辄抓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张文华老师正在给我班上代数课,在课堂上警特当场把他逮捕(后来听说是“反满抗日”罪)。社会上有些流行歌曲禁唱了,如“渔光曲”、“天长地久”、“五月的风”等都在禁唱范围内,因为“渔光曲”中有一句“爷爷留下的破渔网”,“五月的风”中有“假如鸟儿它有知",“天长地久”中有“有饭大家吃……”。有些文学作品也不让卖,不许读,如鲁迅、巴金、茅盾的著作等。学校里,除日本人外,在师生中也有其它安插的”特务”。师生一天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只上课、劳动,不谈国事;只谈满洲,不谈中国;自己明明是中国人,却不能承认,连说也不敢说。这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也说明其灭亡的日子到了。

（之六）无言的反抗

在国高读书时,年龄大一些同学也只有十七、八岁,小的则十四、五岁。在日寇的统治奴役下,根本不知道世界风云和中国革命的风暴。“我们是中国人”这一概念还是模糊的,谈不上自觉的反抗。但一向受日本奴役、欺凌的一口窝囊气是压不下去的,潜在的民族意识时而有所流露,这就表现为无言的反抗,有下面几件事：

1、开拓团救火。

三年级下学期九月，去方台后官地(偏坡子)日本三富开拓团参加秋收。因为开拓团的日本男人大部分调回国参加“大东亚圣战”,剩下的老弱男人和妇幼,秋收活忙不过来。我们分散住在日本人家里,吃着不习惯的日本饭菜,因为是帮助秋收,所以住的吃的还算可以。一天,一家发生了火灾,我们去救火,想起了在校防空演习时的救火方法,十来个人拉成线排成一队,拎水的人挨次一个个的传送,这样等传到最前面的时候,一桶水也所剩无几了,对猛烈的熊熊大火根本不起作用。最后火没救住,日本妇女抱着烧焦的被褥,在落架的火堆旁哭泣。大家都在想,这是用你们教的教火方法,烧了你们强占我们的房屋、东西,活该倒霉!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

2、考试罢考。

毛涯武司(日本教师),教我们畜牧课。据知,他仅是一个高小毕业生,到“满洲”来就成了国高教师,讲课照本念都念不好。三学期学期考试,在考前有几个大同学和大家商量,考试都不许答卷,这样他到日本副校长那里,交不了差,必然挨训。当时也没考虑后果,就这么做了,反正法不责众,大家都不会,他也没办法。当老师把考试题写到黑板上后,学生一齐低头,一声不吱,一个字也不答。前十分钟,毛涯还沉住气,等到离下课还有二十分钟时,他就慌神了,打也打不过来,回办公室交不了差。没办法,只得把题解都告诉学生,学生才答了卷,他也算过了关。

3、校田劳动。

学生不能好好念书,整天劳动,内心是不满的,发泄的办法只有拿禾苗出气。在铲草的时候,把苗也铲掉,把铲掉的禾苗插在垅上,监工的当时还看不出来,等到小苗蔫巴了,同学们早串垅了,也查不出谁干的,同时有些老师也不那么认真检查。有时种地剩下了种子,就把它在地头上挖个坑埋上。到夏天,长出了一大丛小麦、高梁、谷子、土豆秧……但也查不出是什么时候、哪个班级、哪个学生干的了。

上面这些零星的回忆,一定是很不深刻,很不全面的,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我年老记忆力衰退,也只能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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