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我们知道母亲有文化是在我们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当时我上学作业完成的好，老师给打了一个“好”字。那时我还没有学到这个字，不知道是啥意思，就问母亲。母亲当时正在和父亲在外屋做饭，她告诉我这个字念“好”，就是老师表扬你的意思。
那时我们村从呼兰搬来两个知青，一个叫李东兴，一个叫陈英奎。李东兴家的四个孩子和我家的哥四个年龄都差不多。但是李东兴对他家的两个大孩子要求很严，每到晚上五点钟的时候，他家的这两个大孩子必须回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那时候没有英语老师，他们的父亲就让他们跟着收音机学，我们真的感到不可思议。而我家的收音机是这样用的：我们淋漓尽致的听《岳飞传》、《小喇叭》广播，至于什么英语、鸭语统统一边去。我们很高兴在那个年代，父母没有强逼着我们学那些生涩的英文。
那时候我们远在江西的大姑奶给我们邮寄回来不少小人书，我们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但是光看图也看不明白啊，于是央求着母亲为我们念。而母亲真的能流利的读出小人书的配字，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附近的一些邻居家的同龄的孩子都聚到我们家来听母亲读小人书，那时我们很自豪母亲竟能念小人书，真是了不起，而别人家的母亲那时真的没有母亲识那么多字。
那时最盼望屯子来电影，有时候放学的时候，要是突然听到来电影了，那种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囫囵吞枣似的吃完晚饭，母亲给我们炒了半簸箕瓜子，我们揣着两大挎兜子的瓜子，拿着小板凳去站地方了。其实那时的时辰多半是夕阳西下，离黑天放电影的时间还早着呢，终于等到电影放映了，但是电影放映员总是吊人的胃口，前面演的都不是精彩的影片，当时我们叫“假演片”。等到演精彩的影片的时候，我们都已困得脑袋直耷拉了，有时演到精彩激烈处，大人们高声喝彩时，我们才被惊醒，顿时来了精神。那时离我们村三里五里的村屯来电影我们基本上也都会成帮结伙去看电影，那时庄稼棵子齐身，我们走近道，我们走在玉米地里中间的“猫道”里。我们排成一对，个大的领头和断后，中间是我们这些年龄小的。有时候电影散场回来的时候，回味一下演过的电影，觉得白去一趟，头几个片都是戏曲片，大半宿的看得真是不值。我记得有几次，大队演电影，由于大队和父亲上班的供销社紧挨着，父亲正值夜班，就带着我们登梯子爬上紧邻大队的属于供销社的东厢房的屋顶上，居高临下看着电影，有时深秋，夜里气温渐寒，父亲把大棉被拿出来我们裹在身上，我们趴在屋顶上裹着棉被，那种温暖的惬意的境遇比看电影还有意思。我们看着地下那群边看电影边冻得瑟瑟发抖的乡亲们，那时感觉父亲在我们心里真是伟大的。
有时大街上来耍魔术的、耍候的，我们都围的水泄不通。那时村里若是来了二人转，父亲是绝对我不允许我们看的，他说那里面净是脏话，小孩子不适合看。
那时的农村的文化生活贫乏得苍白无力，我们半大小子，半大姑娘就知道在大街上疯跑，那时有一种游戏叫“排丁子”，内容无碍乎就是两伙小孩看哪伙小孩跑的快，最后成为赢家。
许多年之后，回首。感念、留恋、千丝万缕、愁肠百结，那些贫乏的乡村文化，那种缺失的精神之痒，使我们比那些见多识广的城市的同龄人似乎隔了一个世纪的时空。在乡村仰望城市，我们好像在古文明的时代仰望现代文明的华彩。我们每一个人对早年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缺失总是在岁月潜行中试图弥补回来，这是人的本性。我不否认我的曾经的向往的精神的家园不是我小时候的乡村的样子，不是露天的黑白电影，但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儿时的乡村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多年以后，我总在这块土地上用文字试图唤醒古老的田野上的氤氲地气。尽管我的笔端流出的所谓的精神汁水对于广袤的乡村的土地来讲只是杯水车薪般的灌溉，但我却乐此不疲。因为只有改变乡村的精神才能改变村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