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大学张卫、彭程团队JHM|生物可降解微塑料的老化及其对土壤性质的影响:土壤水分的控制

文摘   2024-11-22 08:23   北京  

文章信息

第一作者:龚凯林

通讯作者:彭程 副教授

通讯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https://doi.org/10.1016/j.jhazmat.2024.136053

亮点

• BMPs在非饱和土壤条件下的老化更为显著。

• BMPs对淹水条件下的土壤性质影响更大。

• BMPs提高了土壤DOM的腐殖化程度,尤其是在黑土中

• PBAT-MPs使土壤富集利于其降解的需氧或厌氧细菌

• 干湿交替条件下微生物群落的功能更有助于PBAT降解产物的矿化。

研究进展

生物可降解微塑料(BMPs)对土壤生态系统的生态风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探讨了聚乳酸微塑料(PLA-MPs)和聚对苯二甲酸-己二酸丁二醇酯微塑料(PBAT-MPs)在60% 最大持水量(Dry)、淹水(FL)和干湿交替(AWD)三种水分条件下对黑土(BS)和潮土(FS)性质的影响。结果表明,与FL条件相比,BMPs在Dry和AWD条件下表现出更明显的老化。然而,BMPs的老化在FL条件下对土壤性质,尤其是对溶解性有机碳(DOC)的影响明显大于在Dry和AWD条件下的影响。BMPs还提高了土壤溶解性有机质(DOM)的腐殖化程度,尤其是在BS中。PBAT-MPs处理组的宏基因组结果显示,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因土壤水分条件而异。在Dry条件下,PBAT-MPs增强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产铵过程。在AWD条件下,与氮硝化和苯降解相关的功能基因富集。相反,在FL条件下,PBAT-MPs并未改变与氮循环相关功能基因的丰度,但显著减少了与苯降解相关的功能基因。在FL条件下苯降解基因的减少可能会减缓PBAT-MPs的降解,并可能导致苯相关中间体的暂时积累。这些发现突显了BMPs、土壤性质和微生物群落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强调了在不同土壤水分条件下对BMPs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估的必要性(图1)。

图1 图文摘要
对培养后土壤中BMPs的老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PLA-MPs表面出现孔洞或裂纹,而PBAT-MPs的表面仍旧相对光滑(图2A)。然而,进一步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分析发现PLA-MPs和PBAT-MPs的表面化学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图2B和C)。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分析也显示PLA-MPs的C 1s精细谱中C−O和O−C=O基团的相对比例以及O 1s 精细谱中C−O基团的相对比例在培养后显著降低,且这一变化在Dry和AWD条件下比在FL条件下更明显(图3A)。相反,PBAT-MPs的C 1s精细谱并没有表现出与PLA-MPs相同的趋势。C−O和O−C=O基团的相对比例保持在较低水平,在任何处理中都没有显著变化(图3C)。然而,与PLA-MPs类似,O 1s精细谱显示土壤培养后PBAT表面的C−O基团的相对比例在培养后显著降低,并且在Dry和 AWD条件下的变化更为显著(图3C)。C 1s中O-C=O基团和O 1s精细谱中C-O基团的占比减少强调了PLA-MPs和PBAT-MPs表面酯键的破坏。对从土壤中回收的PLA-MPs和PBAT-MPs进行凝胶渗透色谱(GPC)分析,以研究它们的分子量分布和内部老化程度。与原始PLA-MPs相比,所有处理过的样品的分子量分布都向较低的分子量转变(图3B)。对重均分子量(MW)的进一步分析表明,PLA-MPs在Dry和AWD条件下的分子量降低比在FL条件下更明显(图3B)。相反,PBAT-MPs在所有条件下的分子量分布变化很小(图3D)。然而,PBAT-MPs的MW在土壤培养后降低,与FL条件相比,在Dry和AWD条件下的降低更为明显(图3D)。这些结果表明不饱和土壤环境加速了BMPs内部和表面的老化,且与PBAT-MPs相比,PLA-MPs在土壤中经历了严重的老化。

不同水分条件下BS和FS中的PLA-MPsPBAT-MPs老化84天前后的SEM图像(A)。土壤中PLA-MPsB)和PBAT-MPsC)老化84天前后的同步2D-COS图。

3 在不同水分条件下BS和FS中PLA-MPs(A)和PBAT-MPs(C)老化84天前后的C 1sO 1s高分辨率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的化学状态分析。在不同水分条件下BS和FS中PLA-MPs(B)和PBAT-MPs(D)老化84天前后的凝胶渗透色谱(GPC分子量分布曲线。
BMPs显著影响Dry和FL条件下BS的pH值,但对三种水分条件下FS的pH值没有影响(图4A和D)。对于SOM,BMPs的添加显著增加了其在不同水分状况下的含量,与PLA-MPs相比,PBAT-MPs的效果更为明显(图4B和E)。用于测量SOM的强氧化剂可能会使有机化合物从BMPs中释放,从而高估SOM值。目前,BMPs衍生的SOM是否应包括在土壤SOM的测量中仍存在争议。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土壤DOM,因其对土壤微生物具有很高的可利用性,对土壤变化更敏感。BMPs仅在Dry和FL条件下显著改变土壤DOC含量(图4C和F),且BMPs在FL条件下使BS和FS的DOC含量增加的程度比Dry条件下更明显。在FL条件下,BMPs可以水解形成水溶性低聚物,微生物的弱有氧呼吸会阻碍DOM矿化。BMPs水解和微生物的弱有氧呼吸可能解释了FL条件下土壤DOC相较于Dry和AWD条件下更显著增加的原因。在AWD下,BMPs不会显著改变土壤DOC含量,可能是由于BMPs衍生的水溶性低聚物在落干过程中快速矿化。

4 84天后,不同处理和水分条件下BS和FS的pH值(A和D)、SOM(B和E)和DOC(C和F)变化。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水分条件下BMPs对土壤DOM组成的影响,我们分析了样品的EEM光谱数据。所有样品的FI均小于1.5,不同水分条件下BIX指数没有显著性差异(图5A、D、B和E),表明BS和FS中的DOM主要是陆生的、微生物来源的有机质。BMPs对HIX的影响取决于土壤类型和水分条件,PLA-MPs和PBAT-MPs显著提高了BS DOM在Dry和AWD条件下的HIX指数。但PLA-MPs在FL条件下显著降低BS DOM的HIX指数,在AWD和FL条件下显著降低FS DOM的HIX指数(图5C和F)。PARAFAC模型从所有样本的EEM数据库中生成七个组分(图5G),C1和C2为陆生腐殖质样组分,C3与土壤中提取的黄腐酸有关,C4属于微生物腐殖质样组分,C7为蛋白质样组分。C5和C6此前未见报道。PLA-MPs和PBAT-MPs显著增加了C1和C2的相对丰度(图5G),这与Dry和AWD条件下BS DOM腐殖质化的增加一致(图5C)。C1和C2比例的增加可直接归因于BMPs产生的DOM,先前的研究证实PLA-MPs和PBAT-MPs中的很大一部分DOM被归类为陆地腐殖质样成分。与PLA-MPs相比,PBAT-MPs在Dry条件下不仅增加了BS DOM腐殖化程度,而且显著降低了蛋白样成分C7(图5G)。有趣的是,不同水分条件下BMPs对FS DOM组分的影响趋势与BS相反。对于FS,在Dry和AWD条件下没有出现C1和C2比例的增加和C7比例的降低,但在FL条件下出现了(图5G)。在FS中,这种相反的现象可能是由于其DOM含量低,腐殖质化程度高。稳定的有机质组分在FS中完全转化,在Dry和AWD条件下BMPs产生的DOM迅速矿化,而在FL条件下较弱的微生物活性使得BMPs产生的DOM积累。我们还发现,在FL条件下,BS中DOC含量的显著增加(图4C)并没有像Dry和AWD条件下那样剧烈地改变DOM组成(图5G)。这可以归因于BMPs老化程度有限(图3)和FL条件下BS中DOM浓度较高(图4C)。

5 84天后,不同处理和水分条件下BS和FS的溶解有机DOM)光谱特征。不同处理的FI(A和D)、BIX(B和E)和HIX(C和F)指数。不同处理下通过PARAFAC建模产生的DOM形态百分比(G)。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PBAT-MPs在不同水分条件下对BS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在AWD条件下,PBAT-MPs显著降低了BS的ACE指数,而在Dry和FL条件下则没有显著影响(图6A)。NMDS分析显示,六种处理在不同水分条件下有明显区分,PBAT在FL条件下对BS微生物群落造成的变化大于在Dry和AWD条件下(图6B)。在BS中,最具优势的微生物门包括变形菌门、放线菌门、酸杆菌门、拟杆菌门、芽单胞菌门、厚壁菌门、疣微菌门、绿弯菌门、惰杆菌门和古菌门(图6C)。在Dry条件下,PBAT-MPs显著减少了酸杆菌门的丰度。在AWD条件下,PBAT-MPs显著增加了拟杆菌门的丰度,同时显著减少了惰杆菌门的丰度。在FL条件下,PBAT-MPs显著增加了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的丰度,同时显著减少了变形菌门和芽单胞菌门的丰度(图6C)。这些结果表明,PBAT-MPs在FL条件下对微生物群落组成的影响更为显著。在纲水平上微生物群落的共现网络的结果如图6D所示。添加PBAT-MPs后,反映细菌群落网络的复杂性的平均度三种水分条件下均有所下降。正相关边的比例在AWD条件下下降,而在FL条件下上升。这可能是由于PBAT-MPs的降解使淹水土壤变得资源丰富,使微生物群落转变为更具互利共生关系。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微生物群落氮循环及苯降解相关功能基因的变化。图6E显示了PBAT-MPs对氮循环(氮固定、氮降解、硝化、反硝化、同化硝酸盐还原(ANRA)和异化硝酸盐还原(DNRA))及苯降解相关功能基因表达的影响。与Dry条件下相比,PBAT-MPs使与氮固定(nifS)、降解(GDH2)和ANRA(nirB)相关的三个基因在Dry条件下显著增加。与氮硝化(amoAamoBamoC)和苯降解(dmpNdmpLdmpOdmpK)相关的七个基因在AWD条件下显著增加。这可能是由于PBAT-MPs诱导了PBAT降解细菌(拟杆菌门)的繁殖(图6C)。与氮固定(nifS)、降解(ureCGDH2)和反硝化(narG)相关的四个基因在AWD条件下显著减少,原因是铵的积累抑制了铵的产生。与AWD条件不同,PBAT-MPs在Dry和FL条件下分别显著减少了一个(dmpP)和四个(dmpNdmpOdmpPdmpK)与苯降解相关的基因。苯降解基因的显著抑制(图6E)可能导致FL条件下PBAT-MPs衍生的含苯低聚物和单体(对苯二甲酸)持续积累。

6 PBAT-MPs对不同水分条件下BS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微生物群落在物种水平上的ACE指数(A)。微生物群落组成在门水平上的NMDS分析(B)。微生物群落组成成分在门水平上的相对丰度(C)。基于Spearman相关分析的微生物群落在纲水平上的共现网络(D)。不同水条件下两种处理(PBAT与BLK)中调节氮循环和苯降解的微生物功能基因的log2倍增变化(LFCs)(E)。
为进一步探讨PBAT-MPs老化对不同水分条件下土壤性质和微生物群落的影响,构建了PLS-PM模型(图7)。PBAT-MPs的老化对土壤pH值产生了显著影响,在Dry和FL条件下为负效应,而在AWD条件下为正效应(图7)。相反,PBAT-MPs的老化在Dry和FL条件下显著增加了土壤DOC,而在AWD条件下则减少了DOC。值得注意的是,PBAT-MPs的老化对所有水分条件下土壤DOM的HIX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在Dry和FL条件下,主要是土壤DOC和HIX的增加损害了微生物群落结构。而在AWD条件下,主要是土壤pH和HIX的增加主要损害了微生物群落结构。土壤性质的变化主要对AWD和FL条件下微生物群落的苯降解功能产生不利影响。

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PLS-PM)的内部模型,分别对应Dry(A)、AWD(B)和FL(C)条件下的数据。
为了探究土壤中的单个微生物种群受PBAT-MPs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宏基因组组装分析。使用宏基因组组装重建了30个高质量MAG,其中28个被归类为细菌,其余两个被归类为古菌(图8A)。据报道,Bin2可分泌羧酸酯酶并降解PBAT。Bin2的丰度显著增加表明其在Dry条件下PBAT-MPs降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图8B)。在AWD条件下,bin8、bin19、bin20和bin21随着PBAT-MPs的添加而显著增加(图8B)。Bin8被归类为 地发菌属(由广泛分布于厌氧环境中的铁还原细菌组成)。在AWD条件下,Bin8的显著增加表明土壤Fe还原过程得到促进,这可能是由于PBAT-MPs降解产生的不稳定碳源所致。Bin19和bin21分别属于藤黄色单胞菌属和UBA2475属,它们据报道具有降解PBAT和聚酯的潜力。Bin20属于具有降解有机污染物的能力的涅瓦菌属,表明bin20在分解PBAT的解聚产物时发挥了作用。Bin28、bin29和bin30均属于拟杆菌目,其在FL条件下显著增加,表明它们在FL条件下PBAT的降解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其他MAG,包括bin7、bin9、bin10、bin11、bin14和bin27,由于PBAT-MPs的添加显著降低(图8B),表明它们在与PBAT降解细菌和受益于PBAT老化的细菌竞争中处于劣势。

图8 Krone图显示宏基因组组装基因组(MAG)的层次结构(A)。所有处理中MAG的相对丰度(B)。

作者介绍

彭程,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国家环境保护化工过程环境风险评价与控制重点实验室成员。主要从事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新污染物生态风险评估与控制等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扬帆计划”等省部级以上课题10余项。已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总引用1700余次。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3)、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等环境领域权威期刊上发表SCI论文30余篇,单篇被引最高160余次。研究成果多次入选“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年度亮点工作”和“上海光源年度科研亮点工作”,并被国际权威学术新闻媒体Chemistry Views作为亮点报道。参与撰写英文专著2部,申请专利12项,已授权专利6项。担任《Eco-Environment & Health》期刊青年编委、《Nanomaterials》期刊客座编辑。

通讯邮箱cpeng@ecust.edu.cn

张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浦江学者。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国家环境保护化工过程环境风险评价与控制重点实验室成员。主要从事土壤污染风险评估与修复、新污染物生态风险评估与控制等研究。迄今已主持或作为学术骨干承担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浦江人才计划、863计划、973计划、水专项和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30余项纵向课题。近10年来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中英文论文120余篇,其中SCI收录93篇,ESI高被引论文8篇,EI论文6篇;首位授权/公开发明专利6项;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和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各1项。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等评审专家,以及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环境科学学报、土壤学报等期刊审稿专家。

龚凯林,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壤中新污染物环境行为与毒性效应,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以学生第一作者在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等期刊上发表SCI论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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