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新闻报道，近日韩国披露了最新的人口数据，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024万人，约占该国总人口5122万人的20%，这标志着韩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到了重度高龄社会。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意味着整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比例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则进入“超高龄社会”。
其实别看韩国情况，中国面临的老龄化情况恐怕更严峻，例如，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21%以上，意味着辽宁的老龄化程度比韩国还高，但是辽宁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韩国比如何呢？
《中国统计年鉴2024》显示，2023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已经达到 21676 万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了总人口15.4%，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深度老龄化社会。
如果把中国和韩国来对比，中国人口老龄化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中国呈现了未富先老的现象。
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比韩国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以2023年数据来比较，中国人均GDP约为1.2万美元，而韩国人均GDP达到了3.3万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只有韩国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比较，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韩国的数字相差更大。
参考这个数据，我们面临的老龄化问题挑战是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其他国家之所以能够应对老龄化，因为他们民众收入和积累的财富水平都要高于我们，而我们现在老龄化还和它们差不多。
老龄化最大的冲击是全社会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以日本的经验来看，主要是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和引入外国移民。
日本现在65岁以上继续工作的老人比例还比较，有些企业甚至考虑把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某些行业甚至优先把就业机会给老人。
日本劳工部数据显示，2023年在日本就职工作的外国人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204万,比2022年增长12.4%，这是在日本工作的外国劳动者人数首次超过200万。
日本虽然老龄化问题存在，但日本比中国现在的处境要更好，日本的失业率非常低，日本的工作机会比较多，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需要吸纳那么多外籍劳工的原因，不会担心引入移民抢走本国人的工作机会。
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就业问题很大，特别是年轻人和应届毕业生，一边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一边是退休领养老金老人越来越多，全世界恐怕也没有这么难的困境。
我们现在先做了第一步，延迟退休年龄，既解决退休养老金的压力，也确保总体劳动力人口不会随着老龄化断崖式减少，这是解决未富先老里面的“老”的问题。
“富”的问题解决思路有两个，一个是要靠发展经济，只有继续发展才能解决就业问题；另外一个是要调整分配，就是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回报的分配，这需要从机制上调整。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口问题就会加速恶化，相互作用就是螺旋式恶化，我们已经从最近三四年的结婚人数和新出生人口数据得到了印证，2019年新出生人口1460万，2024年预计900万左右。
而且我们还有城乡差距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过去的政策造成，经济模式的路径依赖又很难快速调整或掉头。
例如，我们三农问题，我们的城乡发展差距问题根源还是原先二元经济发展制度造成的，为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压制了农村土地价格、农产品价格。
对照一下日本、韩国的乡村，他们的农民经济条件是非常好的，日本、韩国的农产品价格那么高，对农业的贸易保护做得非常好，外国产品进入日本、韩国市场门槛非常高，例如日本、韩国的大米。
其实城乡剪刀差的问题也是分配问题，这时候整个社会在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上的分配，我们过去选择了城市优先政策，现在似乎也很难改变，所以将来乡村老龄化的问题会更加突出。
如果到企业层面调整分配，目前来看，可能胖东来的模式是比较理想的方向，企业员工获得最多的企业利润回报。
但短时期可能很难往胖东来方向发展，从前段时间胖东来遭到几十家媒体集中围攻的现象来看，官方和资本方都还不能接受，这里面也确实很复杂，会担心调整分配结构把资本给吓跑了，我们现在经济驱动还是要靠资本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两难困境，很多问题交叉在一起，太复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