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第一“洋飞贼”飞檐走壁作案，惊动公安部，周总理指示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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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在上海市区北侧的虹口公园旁，有一条偏僻的马路——甜爱路。甜爱路中段的一栋红瓦粉墙欧式洋楼里住着斯蒂芬·海姆一家。斯蒂芬·海姆是美国人，1941年来到上海定居，先做染料生意，后做西药经商。

老上海的富人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海姆冒着生命危险将大量西药以低价卖给新四军和解放军。因此，上海解放后海姆得以继续经商，军管会亲自上门登记，将他们一家列为重点保护对象。然而即便如此，海姆一家还是被盗贼光顾了。

一天晚上，天上下着小雨，海姆带着妻子德拉从外面回来。当他们的车开进小院里时，一条黑影从屋里冲了出来。海姆伸手去抓小偷，他的手抓住了小偷的手腕，却很快被小偷挣脱。小偷朝大铁门处跑去，不料大风将铁门吹关上了。小偷在院子里奔跑，海姆心中暗喜，因为他是海军陆战队出身，要抓住一个小偷易如反掌。

甜爱路案发地

这个小偷虽然在院子里乱窜，但是他的脚步奇快，步伐轻疾、步幅又大，海姆根本跑不过他。几圈下来，海姆已经气喘吁吁。小偷很快翻出篱笆，平地跳起一人多高，脚尖踩着围墙跳出了小院。海姆的妻子德拉从车里取出手枪，追到围墙外面时，黑衣人早已经踩着地上的泥水渐渐远去。

路灯下，海姆看到这是个高个子的小偷，他身材不粗壮，也不瘦弱，看上去显得精悍，身上穿着一件军用防水卡其布夹克，跟衣服相连的风貌套在头上。那天晚上，海姆家的保险箱被撬开，盗走了人民币1082万元（旧币，折合新币1082元）、美金860元，幸亏昨日保险箱里的金银珠宝拿去银行存了，不然损失会更惨重。

这一笔钱在当时也不是小数目，海姆于是向公安局报了案。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分局接到了报案，副局长张永生当即派刑侦队副队长章维彪去现场勘察，章维彪带着5名部属来到了案发现场。

保险箱

章维彪是上海著名的刑侦专家，他的师父是黄宪忠，黄宪忠被人们称之为“黄格里”，他的祖辈七代都是捕快，破案有一套祖传秘诀，破案效率很高。章维彪跟着师父黄宪忠干了三年，曾经打入过国军内部，并且破得大案几十件，成为了一名刑侦高手。公安局派出章维彪办理此案，可见对此案的重视。

甜爱路

在现场，章维彪发现小偷留下的脚印长27厘米，脚印距离地面1.5米，小偷踩着墙壁跳出院子时，周围邻居竟无一人听到响动。此人进入小院，从开门到打开保险箱到最后逃离，双手都戴着手套，因此没有留下任何指纹。从海姆夫妻的描述来看，此人功夫了得，尤其擅长跳高、奔跑、会飞檐走壁。他不是一般的小偷，是一个飞贼。

飞贼唯一留下的有用线索，就是海姆曾抓住了他的手腕。当时海姆带着手套，章维彪让海姆把手套取下，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在一只手套的食指边缘接缝处，发现了一根嵌住的毫毛，章维彪如获至宝，让人小心地将这根毫毛取下，带回警局检测。

章维彪等人返回警局时已经是凌晨3点，他们不顾疲劳对这根毫毛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这根毫毛是一个有欧洲人血统的外国人，或者是一个混血儿，此人具有特别强的攀登能力，很有可能接受过特殊训练。从他作案的手法来看，此人是一个惯犯。飞贼可能是一个外国人，章维彪心中一惊，这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

上海巡捕

接下来，章维彪开始对居住在本区的外国人进行侦查。虹口区以前是英租界、公共租界和日本占领区，因此居住的外国人很多。当时共有外侨8052人，分别来自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波兰等10几个国家。

当时在租界的苏联人，其实是流亡到上海的白俄贵族，这些人在上海有不少人为生计从事偷盗、职业杀手等职业。从1920年至1940年的档案来看，盗窃、杀人和抢劫等犯罪活动，以白俄人最多，因此章维彪首先对白俄聚居的公平路进行调查。

为顺利侦破此案，公安局成立了“12·21盗窃案”专案组，章维彪任组长。鉴于飞贼盗走了860美元现金，而当时已经不准美金流动，所以飞贼肯定会先去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前找银元贩子交易，因此章维彪派出2人去公平路附近的银行，留意以美军兑换银元、黄金的外国人。紧接着，章维彪等4名干警化装成小贩、江湖郎中、乞丐等去白俄聚居的公平路附近查探可疑情况。

飞贼

当天晚上，专案组举行碰头会，两名在银行附近观察的警员说，他们发现了3个英国人用美金兑换金条，“黄牛”开价较高，他们没怎么还价就匆匆交易了。“耳目”一路跟踪，记下了3个英国人的住址。在章维彪这边，他和三个干警化装成卖棉花糖的小贩去调查，结果一天下来什么有用的信息也没有问到。

第二天，章维彪去调查了3个英国人，发现他们是“洋黄牛”，他们在上海收购黄金，然后拿去香港卖，香港的黄金价格比上海高，于是他们从中赚差价。这3个英国人的嫌疑被排除了。

此时，一名警员前来报告，他在白俄聚居区的一家酒吧间的地下室发现了一个地下赌场，只要给把门的白俄保镖递上一枚银洋，就能进去赌博。

上海白俄富人

这是一个重要情报，章维彪当即穿上美军飞行员的军用皮夹克，足蹬高筒皮靴，打扮成一副崇仰美国军官的纨绔子弟模样，怀揣着300美金、几枚金戒指，大摇大摆走进了酒吧间地下赌场。章维彪花了2个银洋，2根“三五牌”香烟买通了白俄保镖，顺利进入了地下室。地下室有15平方米大，摆了5张赌桌，十几个人围拢在赌桌前聚赌，一片乌烟瘴气。

章维彪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赌客中有3个中国人，其余都是外国人。在一个酒吧台子上，章维彪看到两个白俄中年男子在掷骰子。这两个家伙每人手里拿着一瓶酒，喝一口酒掷一回骰子，面前放着一堆银元，大约五六十元。掷一回骰就喝一口酒，谁的点大就可以赢一枚银元。这种赌法简单，但输赢很快。不一会儿，其中一人赌光了。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沓美金，放在桌子上说：“继续来，继续来！”

章维彪仔细一看，发现桌子上的美金都是淡黄的10元票，海姆家被偷走的美金就是10元票。白俄男子取出的那一沓美金，大约有800元左右。章维彪低头一看，发现这家伙的靴子差不多也有27厘米左右。经过仔细观察，这名白俄男子名叫斯沃。

难道这个斯沃就是雨夜盗走海姆家美金的洋飞贼？章维彪决定先不打草惊蛇，他找来赌场老板，亮明了身份。赌场老板是一个白胖的白俄女人，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老上海赌场

章维彪问赌场老板，这个叫斯沃的人是什么来历。赌场老板不敢得罪章维彪，只得实话实说，斯沃是一个刚从提篮桥监狱放出来的穷光蛋。他原本是一个白俄将军的儿子，逃到中国后不务正业，专门偷盗，20多年来已经七次被捕，最近一次是今年7月撬窃保险箱时未遂被捕，两个月前才从监狱放出来。章维彪听罢，当即让两名助手进入地下室带走了斯沃。

在审讯室里，斯沃起初态度嚣张，拒不配合调查。最后给他上了戒具之后，他便老老实实地说出了美金的来源：昨天晚上，他在上海外滩抢劫了一个美国海员，这些钱就是从海员身上抢来的。章维彪当即向外滩那边求证，结果证实了沃斯的说法是正确的。

随后，章维彪又拔取了斯沃手上的一根毫毛去化验，结果显示与飞贼并不相同，斯沃并不是飞贼。就在章维彪为“12·21盗窃案”苦苦寻找线索时，洋飞贼又开始作案了。

老上海赌场

12月25日，圣诞之夜。徐家汇天主堂张灯结彩，一派浓烈的节日气氛。英国籍神甫李约瑟主持唱诗班仪式，原本节日活动在晚上10点开始。但在9点10分时，李约瑟感觉肚子疼痛难忍，他返回教堂后面的居住地服止痛药。

在吃药休息的片刻，他听到隔壁张神甫家传来细微的金属敲击声音。李约瑟走过去一看，发现有小偷正在盗窃张神甫的保险箱。张神甫是中国人，名叫张家骧，他掌管着教堂的所有财务。他的卧室里放着一只英国制造的“金蔷薇牌”保险箱。

徐家汇天主堂

李约瑟当即跑下楼去，找来正在为圣诞大餐忙碌的几个厨师、杂役，让他们快去楼上抓贼。厨师和杂役们当即拿起菜刀、钢钎、扁担冲到后面楼上抓贼，李约瑟立刻给警局打电话。当警察赶到现场时，飞贼早已经逃到了楼上，并且通过楼上的电线逃走了。

原来飞贼盯上了张神甫的保险箱，他趁着圣诞节教堂忙碌之际混进来盗窃，他用万能钥匙打开了保险箱第一层。但没想到的是这种保险箱有双层保险，飞贼捣鼓半天也无法打开第二层，就在此时被李约瑟发现。

李约瑟叫厨师和杂役上楼时，飞贼很快察觉到了危险。但他仍然不忘消除痕迹，他站起来从床上拿了枕巾，迅速擦掉地板上的脚印和保险箱上的指纹，然后走到窗前，用手帕垫在插销上打开了窗户，拉下丝绒窗帘垫在窗台上，然后一跃而下。

徐家汇天主堂神甫

飞贼跳上楼顶后，发现教堂的建筑不同民房。教堂三层楼的窗口，相当于居民楼5层楼，距离地面至少14米，底下是坚硬的水泥地路面，如果直接跳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远处传来警厉的报警声，飞贼心念一转，眼光在窗外紧张地扫视，很快停留在一件东西上。

那是两根不粗的电线，一头接在三楼窗外墙上伸出的一段三角铁上，另一头接在12米开外对面厨房屋顶的三角铁上架子上。厨房是平房，房顶距离地面大约有5米，将近10米高度的落差使电线形成了一个极陡的斜面。

此时楼下的厨师们正在猛力撞门，这一撞让飞贼下定决心。就在门被撞开的同时，飞贼伸出右脚，踩在一尺开外的电线上，跟着左脚也离开了窗台。众人以为他要跳楼自尽，扑倒窗口边喊他停下。

但最令人称奇的一幕出现了，飞贼双脚踩着电线，交替踮着飞快朝下面滑去，眨眼之间就到了对面厨房顶上，电线未断，只是微微晃动着。趴在窗口边的厨师和杂役们惊呆了，此人真的会飞檐走壁！

案情很快飞贼到了厨房顶后，帽子飘落下来，他的面目也被暴露，那是一个金发弯鼻的欧洲人。此时警察们在楼下堵截，飞贼只管狂奔，纵身一跃就跳过了三米宽的夹弄，稳稳地落在墙头上，然后向外一跳，警察们追到大门外时，飞贼早已经没有了踪影。飞贼只留下了一顶帽子，警察们确定了他是一个欧洲人，是一个身怀轻功绝技的“洋飞贼”。

老上海巡捕房

通报很快被章维彪得知，他意识到这两起案件均是这位飞贼所为。章维彪赶往徐家汇分局，看到了飞贼留下的帽子。经过对帽子的仔细查看，章维彪发现这顶帽子是上海警局便衣警察使用的风帽，属于英租界时期使用的帽子。在帽子内面，章维彪发现了3个小字：拉吉波。字是用钢笔写的，颜色已经褪得很淡，写的是汉字，歪歪斜斜，一看就是外国人写的。

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印度人的，章维彪于是翻阅了堆满灰尘的老档案，终于查到了这个“拉吉波”的底细：拉吉波，全名叫特里甫卡·拉吉波，1915年6月11日生于印度达邦加市，是英印混血儿。拉吉波自幼练习印度瑜伽术，其轻功在当地小有名气。

1935年7月，拉吉波经同乡、上海巡捕房巡捕组长拉尔达的介绍，来到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租界巡捕房被日本宪兵队接管，拉吉波担任刑事部第5组探长，日本投降之后，拉吉波下落不明。章维彪的直觉告诉他，拉吉波很有可能就是“洋飞贼”。

巡捕帽

1950年1月12日，英国原驻上海总领事馆通过路透社发布了一条消息：一名飞贼夜晚进入领事馆，盗走了一只手提保险箱。这一消息发布后，英国《伦敦时报》以《奇怪的窃贼》为题，对飞贼的身份进行了种种猜测，并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认为是中国自导自演的一场阴谋，目的是要在英国总领事馆搬离上海前窃取机密。

随后，美国之声、法国《时空快报》等报纸媒体纷纷转载报道，飞贼盗取手提箱事件成为了一场国际关系事件。原来，上海解放后，按照规定英国总领事馆必须在1950年1月31日前搬离中国。而飞贼就在1月12日盗走了保险箱，在此敏感时刻，英法美等国大作文章，掀起了一场风波。

1950年的上海

针对此事，周总理找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要他督促上海妥善处理此事。罗瑞卿当即给华东公安部部长许建国、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打电话，要求立刻查清飞贼下落，5天之内将飞贼缉拿归案，以平息风波。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得不拼尽全力去搏了，这个该死的飞贼胆子也是够大的，偷到总领事馆去了。针对重点怀疑对象拉吉波，章维彪提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从拉吉波当年在巡捕房的好友、同事那里着手，寻找他的落脚地点。经过排查，找出了拉吉波的好友有童尧祥、施晓芳、耿清湘三人。

终于，在耿清湘那里找到了线索，拉吉波在去年12月中旬找到耿清湘，说他在英国开了机械厂，此次来上海是进行保险箱业务拓展，希望耿清湘能给他找一个住的地方。耿清湘于是把他安排到了闸北的一处平房居住。拉吉波在上海干了什么，耿清湘不清楚，只知道他曾让他帮忙买钳子、万能钥匙等工具。

1950年上海的报社

章维彪如获至宝，当即着手围捕洋飞贼拉吉波。那一天，50多名精锐刑警将拉吉波住的地方全部堵死，几个神枪手还在高处架起狙击枪，一旦飞贼窜逃当即开枪击毙，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门外，还准备了捕鱼用的大网三张，准备一见到拉吉波就盖上去。

布置完毕后，章维彪和耿清湘前去敲门。拉吉波听到敲门声，以为耿清湘是来送开箱子工具的，于是毫无戒备地开了门，拉吉波一开门，一张大网就向他甩去。拉吉波见势不妙往后缩，大网落在地上，躲在耿清湘后面的章维彪在眨眼睛捡起大网盖过去，套住了拉吉波的肩膀，拉吉波拼命挣扎，此时冲进来3个精壮干警，四人用力一拉，把拉吉波拉翻在地。随后冲入的刑警们趁机上去将他压住，一双手铐将他铐牢，脚上扣上了粗铁镣。

传为拉吉波唯一的照片（扶车者）

拉吉波被捕后，从他的卧室内搜到了一个保险箱，正是英国领事馆的那个保险箱。经过审讯拉吉波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就是多次作案的洋飞贼。拉吉波偷走的那个保险箱里有什么呢？真的是英国的机密文件吗？

章维彪等人打开保险箱后发现，里面有一大堆信件。这些信件属于一名叫罗伯特·福特的人，他是领事馆的秘书。写信给他的人，是他在英国的情妇——一个英国女医生。情况很快上报到了罗瑞卿部长那里，罗部长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作出指示：向海外发布这条消息，但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就以一些无关紧要的信件代替。消息发出后，西方舆论终于闭了嘴，一场风波自此平息。

上海提篮桥监狱

上海滩第一洋飞贼，也是唯一的一名洋飞贼拉吉波，于1950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56年6月2日，经周总理指示将其提前两年释放，并遣返回国。

自此，上海滩第一洋飞贼案，结案。

（参考文献：《上海洋飞贼案》、《建国十大飞贼案》）

来源：“今日头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