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的复杂棋局中，政府投资具有“动一子而活全局”的强大引领带动作用。以科学决策布局，在落地运营中聚焦完善管理、注重效益，通过扎实改革、合理规划和管理，真正使政府投资充分发挥其政策“放大器”作用，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推动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从数据看，202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达到7000亿元，较2023年增长2.94%，且资金主要投向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高技术产业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与此同时，政府积极探索多元融资渠道与投资模式创新，发行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精准聚焦“两重”（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工程）和“两新”（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筑牢根基、拓展空间。专项债发行规模也呈现出快速扩容之势，2024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万亿元，已广泛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经济运行畅通血脉。同时，各地政府纷纷设立引导基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效应。截至上半年，我国累计设立政府引导基金2126只，总目标规模12.82万亿元，覆盖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等各级次，产业领域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国家重点布局方向和战略新兴产业，为培育经济新动能、塑造产业新优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引导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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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项目质量有待提升，优质项目储备不足，所投多数为公益性强、收益低的项目，且有些项目存在论证不充分、方案设计不合理等现象，导致对社会资本吸引力不强，造成资金利用率低下问题。
其次，在巨大的债务压力下，地方政府对于项目投资较为谨慎。同时，金融机构在进行融资支持时，基于债务风险、项目投资回报情况考量及相关监管政策约束，参与力度受限。
此外，政府非市场化干预仍然较为突出，政府及其平台公司的非市场化干预对民间资本形成挤出效应。例如，在政府性基金运作过程中，部分地区将投资与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对GP投资（合伙人投资）返投比例要求较高，将政府出资的兑现与否与GP在当地可落地投资项目的储备情况、意愿、能力等情况挂钩，且对投资项目包容度不够，对于失败的容忍度较低，对人才的激励作用不强，从而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制约了政府投资带动放大效应的有效发挥以及民间投资活力的充分释放。
因此，要切实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需聚焦上述问题，从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协同、化解地方债务压力、做好项目规划和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这四个方面重点施策，优化投资环境，充分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才能真正实现带动内需扩张。
一是加强中央政府统筹，完善项目谋划。中央政府切实指导各级政府扎实做好优质项目的储备工作，重点支持“两重”“两新”领域。通过要求逐年完善项目规划，根据项目进程优化论证、方案设计、评估等环节，注重项目公益属性与增值属性的平衡。同时，加强项目资源保障和各部门协同，为项目推进落实提供有效支撑。
二是加强政策协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货币政策适时采取降准和降息措施以及公开市场买入等操作手段，为经济增长提供合理的流动性支持，同时，积极出台更多结构性货币工具和专项支持工具，提高政策精准性。财政政策方面，在持续推进更为积极的逆周期增量扩张基础上，优化支出结构，将支出重点逐步由传统的以“物”为主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建投资（“硬基建”），转向对经济增长乘数效应更大的以“人”为主的教育、卫生、养老等民生领域（“软基建”）。此外，适度降低重点领域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约束，鼓励创新融资模式的运用，如“投贷联动”、保险融资、银政协同等，并通过引荐、跟投等方式形成战略协同，适时调整投资策略和资本分配，吸引金融机构广泛参与。
三是优化政府债务结构，提高资金利用率。采取中央发行国债转贷地方、 调整专项债额度确定和分配机制等方式，加力支持地方开展债务置换，化解债务风险，减轻政府投资隐性负担和融资压力。加快推进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节奏，坚守“专款专用”原则，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推动实物工作量尽快形成，并根据情况适时追加额度。加快推进专项债的发行，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拓展其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领域，并建立健全专项债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扩大专项债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
四是健全市场化运作机制，增强政府性基金的包容性。设立完善的董事会制度、经营管理机制以及风险管控机制，隔断直接的行政干预，确保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一视同仁”，并提高投资决策专业度和独立性。优化政府性基金考核要求，避免单个项目考核，而是根据项目投资风险、收益特征，以及市场化运营规律，实行项目“打包”考核；完善容错免责机制，明确容错免责的边界，尤其是提升对创新性投资项目失败的包容度。加快出台税收优惠、收益分配、风险补偿、参股、回购等方面的让利举措，持续提升政府基金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同时，建立完善的管理费提取、业绩报酬分配等激励机制，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吸引、激励与保障。
此文由《国家治理》杂志采访整理而成，
其编辑记者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