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繁星璀璨的复旦名师(作者: 冀勤)

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专家学者了，他没有教过我们，平时很少见到，只是在系里开会时才能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胖乎乎的面孔，敦实的体态，十分可亲。远看背影有时与吴文祺先生分不清。后来吴先生教我们《语言学引论》，见面多了，便很容易区分：一个是白皙儒雅的郭先生，一个是精明干练的吴先生；一个秀眉喜戴普通白框眼镜，一个浓眉喜戴深色框眼镜，皆具大学者的平易谦逊神态。

教文学史的先生是王欣夫、刘大杰、朱东润、赵景深四位，也都赫赫有名。王欣夫先生教授先秦两汉文学，他是苏州人，一口吴侬软语，我听不懂，记不下笔记，课后无法复习。王运熙先生是年轻讲师，戴一副深度眼镜，像个酒瓶底扣在眼上，看不清他的眉目，瘦瘦高高地立在讲台上教汉魏六朝乐府，一口细声细语的上海话，比王先生讲课好懂多了，才给我带来学习的信心。其他老师虽然也是南腔北调，但多少都会讲乡音很重的国语，听课的困难少多了。

繁星璀璨的复旦名师们（图源：复旦大学中文系）

刘大杰先生平时常着西装或中山装，浓眉大眼，目光炯炯，风流倜傥，讲课操一口浓重的湖南腔，从不看讲稿，在讲台上有条不紊，高低抑扬，声情并茂，或写板书，或突然向我们发问，潇洒自如，引人入胜。

朱东润先生总是穿一身合体的中山装，整齐体面，戴一副普通眼镜，通体清爽，正气十足，无论是讲课还是说什么，句句扎实，斩钉截铁，在学术观点上从不迎合什么名流，对于《离骚》、“国风”等，均能有理有据，坚持自己独到的见解。我很欣赏学者的这种作风，所以毕业后与朱先生的书信交往是最多的。

赵景深先生也戴深度普通眼镜，个头小，很和善，对人对事充满热情。讲课时发现有同学不专心或精神不振，他会突然高声唱上几句昆腔，满教室顿时振奋起来，专心听讲了。我的学年论文是关于杜甫诗的，赵先生知道了，便把家中可供参考的书，用一张《新民晚报》包扎得整整齐齐带到教室，上课点名叫我到讲台前，轻声说：“我晓得侬的论文题目，这几本书借把侬，用完还我。”写毕业论文时亦复如是，让我十分感激。实在说对我的成长，赵先生比指导我的教授更为关心。他的业余生活很丰富，是上海昆曲界的名票，1954年新年联欢晚会上，在登辉堂还与师母同台演出昆剧《长生殿》。

1947年建造中的登辉堂（今相辉堂）

余上沅、方令孺、鲍正鹄三位教现当代文学，即五四运动以后的作家作品。余上沅先生瘦瘦小小的清秀个头，戴一副普通眼镜，讲课十分认真，有章有节，层次分明，特别讲戏剧，内容十分丰富，我很喜欢。他是戏剧名家，在课余还指导我们排演《屈原》《阿Q正传》等折子剧，在登辉堂演出获好评。

方令孺先生是新月派诗人，对生活充满兴趣，无心机，少俗虑，但不太善于在课堂上讲课。在课下我常去看望她，她对我谈诗比在课堂上所讲内容丰富精彩得多，尤其是看过她写的二百多首旧体诗，更让我惊赏，觉得她是一位极富才华的诗人，可惜没有得到应有的展现。不知这些诗作在她辞世之后是否还留存人间？

我与方先生的师生情谊最好，她经常约我去家里吃饭、聊天、读诗。第二宿舍是日式平房，开间很小，室内皆是推拉门，客厅是落地窗，最多十平方米，窗外有小花园，沿矮墙种满了蔷薇，春夏秋三季变成了花墙，美极了。家中有女佣照顾生活，她还是蛮惬意的。有时遇上大雨，便留我睡在客厅一角的榻上。我们并排坐在窗前欣赏霹雷闪电从天际划落地面的景象，心中涌起万千意象。

1956年夏，本文作者与方令孺老师（右）在复旦大学教职工宿舍

教俄语的西门宗华先生眼睛像金鱼般鼓鼓的，能够洞察一切的样子。他住在市区，每次上课总是提一个浅茄色的公文包，里面有他要讲授的教本，还总有一个水果，或是苹果香蕉，或是橘；我坐在教桌前的首排，每当先生从包里取教本时总能看到。他的发音很重，过于扎实，不像女老师那么自然轻柔，比如：他读Воскресенье（星期天），当时我很便利地对应出汉语“袜子搁在鞋里耶”，不必起床了，当然是星期天，至今不忘。就像中学时赵同芳老师教英语，发音也过扎实，读univerysity（大学），当时也曾便利地对应出汉语“由你玩四年”，也令我终生难忘。

旧时复旦大学读书学习会（上海市档案馆）

我们还学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逻辑学，这三门课也都是名教授讲的。蔡尚思先生讲《中国通史》，他那高大的身躯，结实的体魄，任谁都打他不倒的模样，堂堂正正，虽然着装普通，却透着一股耿直决断大学者的气势。郭沫若认为我国奴隶社会以春秋战国为界，蔡先生反对此说，有理有据地给以驳斥，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蔡先生住第一宿舍，有一天去看望他，惊讶于他家书不多，他说他是靠图书馆看书的，因为借书看有许多好处：一是看得快而认真，借书不易，还书有时；一是为加强记忆备忘，必做笔记。而买书就不同了，买回家放在书架上无时限，何时看，甚至看不看，都难说。我觉得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毕业后我进文学研究所工作，与钱锺书先生相识，知道他也是专靠图书馆读书的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们是同住哲学社会科学部七号楼办公室的邻居，当时我正参与点校《李太白全集》，碰上问题便向钱先生请教，他还拿出若干小本子给我看，对我说：都是读书笔记，这是借书看的好处，既加强了记忆，又方便自己查阅。

《中国通史》1939年开明书社版

周谷城先生教《世界通史》，他首先讲世界史是什么与不是什么。世界史是世界人民生产发展的奋斗史，世界史不是欧洲史，也不是日本史。他从古罗马帝国、十字军东征讲起，一路讲到工业革命，讲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大变化，言简意赅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纷繁的世界。

周先生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多是西装搭配领带，偶尔也穿中山装，夏天喜穿白色丝绸衣裤或通体白色西服。他住在市区，来往复旦很少乘公交车，而是坐脚踏自行车。当时复旦校门口常有拉座的自行车停在那里，车的后座上平绑一块用布包裹的木板，干干净净，斜坐上去稳当舒适，车资与公交票价相同。周先生双手把住骑车人的座下，两腿分垂左右，是一道很特别的风景。

全增嘏先生早年是外文系系主任、著名教授，教起《逻辑学》来也是那么好，中文系一二年级百多人全听他的课，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不认真听课的。他戴一副精致眼镜，站在讲台上声音洪亮，口齿清楚，是讲课效果最好的教授之一。

蒋孔阳、胡裕树先生当时都很年轻，我们班里院系调整来的同学有些都比他们年长。两位也都是眼镜先生。

蒋先生喜戴深色框眼镜，读书很用功，一副瘦弱的样子，这种眼镜倒使他显得很有精神，教《文学引论》，一口浓重的四川腔，但讲课内容很充实，同学们喜欢听。

胡先生高额头，瘦瘦高高的，面目总带笑意，生气勃勃，充满朝气，教《语法修辞》，讲授精彩，学过觉得实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曾被派往朝鲜参加金日成著作汉译工作，一去就是两三年。去前先到北京报到。一天，他与我班许宝华来中华书局找我，一进办公室，太突然了，我高兴地大叫起来，向组内同事介绍，“这是我复旦的老师和同班班长。你们猜谁是老师谁是班长？”大家纷纷指认，结果全猜错了。胡先生依然眉清目秀，不见岁月留痕，换成深色框眼镜，更显精神。宝华学兄平头已见白茬，面目滋润，笑眯眯的，带有长者风度。

教写作实习课的老师有三位，最初是濮之珍先生，她当时是讲师，蒋孔阳先生的妻子，讲课口齿异常清楚，有板有眼，但教的具体内容却完全忘却，好像分析过一些名家名作的写作特点给我们的写作做示范。

大一时的春节，为节省路费我没回家过年，留在校内过寒假。濮先生知道了，担心我年小想家，特意喊我去她家过年。那天她做了不少菜，我帮不上忙，她对我说：“这里还有做狮子头剩下的料，你是北方人，能用它做成馅，为我们做几个水饺吗？”我忙说“好的呀，好的呀”，应下后却犯难了。因为在家时从未做过，谁知能否做成，只好当众出丑试试吧。先点一下人数共六人，忙过一阵，做出六只饺子，一个比一个大，先煮大的，依次下锅，煮好盛于盘中的景象煞是奇特。蒋先生从楼上下来，看着我的杰作，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濮先生忙说“蛮好，蛮好”，我不好意思地说：“只好依长幼顺序分配了，年长者吃最大的，依次顺推好吗？”不想，这倒成了年餐中最为开心的笑料。

本文作者（左二）与同学朱碧莲看望蒋孔阳老师（右二）和濮之珍老师（左一）

我担任写作实习课课代表的老师是赵宋庆先生。他教过我们两个学期的课。第一次上课，他是踩着铃声走进教室的。腋下夹着什么，双手抄（笼）在袖筒里走上讲台。啊呀，这位先生原来就是常在去校本部路上遇到过的怪人啊！他满头披着稀疏散乱的齐肩长发，上髭过唇，遮住薄薄的嘴唇，下巴上留着稀疏的尺长胡须，有时从胡须中伸出一支忽明忽暗的香烟。他总是穿藏蓝色长衫、长筒白袜子、圆口青布鞋，冬天则是藏蓝色长棉袍，不论春夏秋冬总是双手抄（笼）在袖筒里走路。他的眉目疏朗，目光犀利，目不斜视，行走如风。原来他就是赵先生。

他讲课时眼睛常盯住右前方，好像那里有他讲授的题板，一字一字地读给我们听，有时俯首看一下我们，轻轻地笑一笑，继续那样抄着手盯住右前方讲起来。我每两周要收集同学的作文送到先生宿舍。进门一米开外是一个大地铺，高出地面不及半尺，还算整洁。它紧靠在迎门贴墙而立的两架书橱前，橱里放满书。那个地铺姑且叫“榻”吧，它的四个边角上各摆一盒香烟，那是先生特意为躺在榻上或坐在榻上任何地方看书时都能顺手摸到香烟而置放的。房间里还有一张两屉桌和一个凳，都可随意移动。

我第一次去府上拜望先生时，门是开着的，他正在榻边的地上踱步，嘴里叨着香烟，像在思考什么。我喊一声“赵先生”，他怔了一下，赶紧掐灭烟，招呼我进屋，忙着拖凳子用衣袖擦了擦请我坐，又轻轻地用衣袖拂了一下桌面，自己倚靠在那里。我问先生：课代表除了收作业以外还应做什么？他对我稍做指点就紧闭了唇，抄起手倚坐在桌边。我想不出再请教什么，只好告辞。听同学说，赵先生就是这样，问什么答什么，不问，他就吸烟或嚼槟榔。到了饭点，就喊他们去国权路成渝饭店吃饭，自己却不同去，叫记他的账。男同学还说赵先生是复旦著名的八怪之一，形似老屈原，实具名士风骨。他的学问渊博得出奇，不仅精通社会科学，也懂天文、地理、数学。有一回苏步青教授的数学课因故请假，听说就是请赵先生去代课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届毕业班师生合影

王进珊先生像是复旦大学的过客，不知他从哪里来，教《写作实习》一个学期就不见了，二十多年以后才听说他后来去了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任教。这位老师不仅课上指导写作，课下也问我们是否经常写点什么，他都热心给予指导。我课下写的小诗、译的小诗，也给先生看过。一天，先生说课后跟他去南京路新雅吃饭，饭后在那里同我谈对习作的意见。先生知道我是海边长大的，点了炒虾仁之类三个海味菜，叫我多吃些，他自己却很少吃，像父亲一样坐在对面时不时翻一下我的作业看我吃。饭后对我的习作逐一提出指导意见，送我上了回校的车才回家去，让我很感激。

如今，我离开复旦已近七十年了，大学生活一直留存在记忆中难以忘却。感谢恩师，沐泽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