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黄梅戏刚刚复苏，安庆的剧团、县城的剧团，都到过皖河之畔的洪铺镇演出，尤其是县剧团，一演就是十天半个月。母亲每天至少看一场戏，不管重复不重复。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虽然一张戏票只要一毛钱，但十数天却得花几块钱，这给本来经济就较紧张的家境造成了一定压力。父亲尽管没有明确反对，但他的脸色不好看。街坊邻居，已有人家因拿买盐的钱看戏发生吵架，母亲不是不知道，可她仍执意地奔向电影院。有一天，她再也掏不出一毛钱了，悄声对我说：“儿，你把那几个鸡蛋拿到食品站卖掉。”我说：“妈，你就莫看戏了吧。”母亲说：“今天演《泪洒相思地》，真好看，我想再看一场。”我见母亲着急的样子，便答应了她，用小布袋装着七八只鸡蛋，拿到食品站换了钱，交给母亲。母亲很高兴地解下围裙，揣着一只干净手帕，出门召唤本街几个戏迷、票友——大妈和婶婶们看戏去了。
几年后，我家开了个小卖部，经营日杂小百货。母亲守店，有了经济大权，剧团来镇上演出，她不再愁没钱买戏票，但新的问题来了，就是她去看戏，谁来守店呢？总不能把店门关了吧。父亲每日出外干活，我毕业后在家待业，母亲就让我守店。我说：“什么东西什么价，我哪知道啊？我不干！”母亲便一口气把所有物品的价格告诉我。我说：“一时哪记得住许多？搞乱了，你可别怪我！”母亲笑了笑说：“不会乱的，你仔细再听一遍。”母亲又将物价报了一遍，像念戏词一般，语速虽快但字字清晰。或许她就是受《女驸马》中冯素珍洞房唱段的影响吧。我对母亲说：“戏有什么好看的，请我看，我都懒得看。”这时，母亲不高兴了，她像捍卫尊严似的对我说：“这话你说早了！总有一天，你会喜欢上黄梅戏的！”
母亲有意无意间，在家里传播着戏曲文化，她平常喜欢哼几句戏曲中的唱词。教育儿女，习惯用戏剧中的故事来做活教材，她对我说：“读书之人坐寒窗，勤学苦思日夜忙，要把那天文地理都通晓，男儿志气在四方。”她对我弟弟说：“你这么不老实，将来是娶不到老婆的，七仙女就是看中了董郎老实。”她夸奖来我家做客的一对新人：“女的眉清目秀美容貌，男的满腹经纶文才高。”最有意思的是，母亲与到我家串门的妇女们，都会说戏词和剧中念白，拉家常彼此不时引用一句，对答几句，简直如同戏剧大杂烩，或者角色反串，她们个个像演员，自然，朴实，诙谐。黄梅戏完全生活化了，在寻常百姓家扎根、生长，形成浓郁的戏曲文化氛围和深厚的人文环境。
有一年，我和发小郑平，耐不住待业生活的寂寞，悄悄地离家出走，从洪铺镇步行到安庆，然后乘轮船前往九江，因为没有买船票，在下船时被检票员截住了，由乘警交由码头派出所处理。我们将离家的原因和经过，向二男一女三个民警交代清楚后，他们一人一句，对我们说：“听口音确实是安庆人，没有撒谎。”“小青年，为什么不继续念书呀？”“这样吧，你俩一人唱一段黄梅戏，唱不了，就把你俩关起来；唱好了，就把你俩送上去安庆的轮船。”我和郑平面面相觑，目光一接触就感知到彼此内心的慌乱。虽然我俩平时经常听父母哼唱黄梅戏，但自己从没开口唱过。这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具有潜在的戏曲天赋，记住了一小段唱词，并且像模像样地唱了起来：“丢下一粒籽，发了一棵芽，么杆子么叶，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籽？磨的什么粉？做的什么粑？此花叫做什么花……”民警们呵呵笑了。接下来，由郑平唱，他窘迫不已。我说：“就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吧……”郑平满脸通红地唱了几句，那个女民警连忙摇了摇手，说：“算了算了，不难为你们了，回家吧，不能再当盲流了。”晚上，一位民警把我和郑平送到了开往安庆的轮船检票口。进了铁槛门，我一回头，见民警正在向我俩挥手，我鼻子一酸，心里发誓往后做个好青年。
回家后，父母对我没有太多责怪。我依然一边复习功课、阅读文学名著，一边跟父亲学珠算、帮母亲守店。当我对母亲说起在九江码头派出所的经历时，她平静地说：“是黄梅戏救了你。”我说：“妈，哪天我陪你去看一场戏，好吗？”母亲莞尔一笑，她说：“等下次县剧团来演出吧。”数月后，县剧团来了，我和母亲去看了一场《罗帕记》。我坐在母亲身旁，见她掏出手帕拭泪，我不由得握住了她的手。我的多愁善感的母亲啊，容易被带入剧情而或喜或怒或哀或乐。后来，我家有了电视机，我陪母亲看了她十分熟悉的《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打猪草》《小辞店》等戏。到了九十年代，剧团难得下乡演出了。我回家休假，问母亲可有剧团来演戏。她说：“现在电影院，不放电影，也不唱戏了。”有一次，她兴奋地告诉我，镇上有了自己的戏班，可以看戏了。
我的家乡洪铺镇，戏曲文化底蕴深厚。1984年在这里发现了被称为研究戏曲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金鸡碑（也称“戏神碑”）。我到金鸡碑前凭吊，已无数次。最初，我是一个独访者，后来每次都是陪同他人，或逗留片刻，或停留半日。现在到了金鸡碑前，我的目光尽管简约到一掠而过，但内心对戏曲文化已有着笃定的情感。虽然，我不同于母亲那样痴迷于看戏，但我却着迷于黄梅戏文化的传播，平日读书特别留意历代文人对安庆戏曲的评价和观后感，透过它了解一些当时的信息，获得真切的知性的感受。
犹记得，1999年1月18日，我在《安庆日报·下午版》发表第一篇有关黄梅戏文化的文章《安庆的戏与文》，得到了编辑和读者的肯定。后来，发表了《安庆戏曲赞誉多》《安庆因何“色艺最优”》《安庆文人的戏曲情怀》《石牌曾有多少知名戏班》《皖中凄绝黄梅女》《竹枝词赞安庆戏》《那河，那湖，那戏曲》等数十篇戏曲随笔、杂感等。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查找文史资料十分困难，我不计成本地到处挖掘、购买。一次在《怀宁县志》上看到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写有一首诗《坑死人歌为郝郎作》，却没有具体内容。为了得到这首诗的全文本，我将赵翼的书能买到的都买了，然后写了一篇文章《郝天秀为何“坑死人”》发表在《安庆晚报》上。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戏曲研究专家，纯粹是兴趣所致，就像黄梅戏一样，她的民间性、乡土性时时唤发着我的参与激情。曾几何时，本地戏曲与文学交集影响所呈现的文化生态极其丰富，以及文人的戏曲情怀对推动徽班、京剧和黄梅戏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地大批文人参与了家乡戏曲的变革与拓展，如邓石如、李葂、陈独秀、程演生等。戏曲起源于民间，地域文化的沉淀，雅俗彼此渗透、影响。清高的文人没有看低戏曲，而是从内心亲近“泥土”，歌唱“小草”。
2017年，我的文史著作《皖江历史人物散记》在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三辑收录了我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的写黄梅戏及戏曲文化的文章，我名之曰《艺技超逸之士》。出版过程，怀宁县地方志办公室对我这个“戏迷”给予了很大支持。2020年我的长篇小说《丝难》作为“安庆长篇精品工程”之一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中融入了安庆黄梅戏文化，在众多人物中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位戏迷，透过故事的感染力，彰显安庆地域文化的魅力。
“登塔吟诗观江浪，临阁听戏闻琴风。”有时，我会想，自己为什么具有这种写作与传播家乡戏曲文化的“自觉”呢？因为母亲，她是一个戏迷？母亲哪里知道，她去世后，她的儿子成了另一个层面上的，或者精神维度上的——戏迷！
一条条乡间戏路，曾走过多少送戏下乡的队伍和戏班进城的身影？我仿佛又看见一支演出队伍，从“无石不成班”的戏曲小镇石牌出发，或从“欲向黄梅问消息”的新县城高河启程，一路笑声盈盈，乐曲飞扬，走到洪铺镇，鸣锣开场，一演数天，《独秀山下的女人》《皖河谣》……看见另一条戏路，从“安庆色艺最优”的宜城，热热闹闹地延伸过来，演员们操着纯粹的黄梅戏念白式的方言口音，在镇上与当地百姓兴味盎然地谈论这块戏神垂青的风水宝地，四乡八邻男男女女沉浸于《徽州女人》《美人蕉》的剧情……俨然成为一位“老戏迷”的我，拥挤在扶老携幼的人群中，喝彩叫好，并寻找剧作家、导演、摄像师、画家和诗人的身影。我想对他们一吐衷曲：
用杨家山的竹子做一只笛
在洪铺打一把不生锈的信物
挥别那一吻的念想
爱情的种子，为生计奔波丢下
戏曲的草芽长高了彼岸
染绿了京、昆的舞台
黄梅雨，依然打猪草的音符？
一块模糊时间的石碑
被神格化的金鸡
演唱民间善良正义的故事
【作者简介】何诚斌，安徽怀宁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在《散文》《天涯》《杂文选刊》《青年文摘》《短篇小说》《安徽文学》《中华读书报》《文汇报》等全国多家报刊发表作品数百件。长篇小说《丝难》获安徽省社会科学奖（文学类）三等奖，文史随笔集《皖江历史人物散记》获安庆市文学奖二等奖，散文集《文心开朗如满月》获怀宁县独秀文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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